簡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蕭名、漱溟，後以其字行世，祖籍廣西桂林，出生於北京，蒙古族。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並取得可以借鑑的經驗。
長子：梁培寬，次子：梁培恕。
身世背景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貼木兒的後裔，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的影響。青年時代又一度崇信康有為、梁啓超的改良主義思想。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曾熱衷於社會主義，著《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私有財產制。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師，後升為教授，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1925年任山東省立六中（今菏澤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今廣雅中學）校長，他將廣雅精神提煉為“務本求實”四個字，並成為延續至今的校訓。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39年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次年赴香港辦“民盟”刊物《光明報》並出任社長。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0年後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 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以九十多歲高齡仍然著文、演講，繼續宣傳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與山東鄒平有著不解之緣，在遺囑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於鄒平，現梁漱溟紀念館坐落於鄒平一中圖書實驗樓。
學術思想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其學術思想自定位為：“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朝話》），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中國文化要義》），因此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以為應該通過恢復“法制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鄉村建設理論》）。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等，今編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人物特點
學術基礎 做學問和做其他許多事情一樣，不能上來就乾，要有一些積累和準備，即所謂“學術基礎”，或者說“知識結構”。魯迅的學術基礎是國學、德國哲學和浪漫主義詩學等；周作人的知識結構相當駁雜，他把它們分成八類：詩經論語註疏、國小、文化史料、年譜日記遊記家訓尺牘、博物書、筆記、佛經、鄉賢著作。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學者，各有偏好，術業也各有專攻，但私塾似乎是他們接受教育的共同起點，差不多都是從四書五經中背出來的。梁漱溟則不一樣。他接受教育，儘管也是從這裡起步，但他生長在北京，其父為開明人士，因而能得風氣之先，成長經歷與同輩學者之間，有本質上的不同。
學術基礎
梁漱溟5歲開蒙，讀過《三字經》和《百家姓》後，就在接著要讀四書五經的當口，趕上了變法維新。父親梁巨川本來就不贊同兒童讀經，此時借“停科舉、廢八股”之機，便斷了兒子的讀經之路，讓他去看《地球韻言》。此書的內容，顧名思義，多是一些歐羅巴、亞細亞、太平洋、大西洋之類，說的是世界大勢。第二年，北京出現了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國小堂。梁漱溟便被父親送到這裡讀書。後雖因社會動盪，他轉過幾次學，11歲時還曾回家請先生教讀一年，但仍不習四書五經，而是讀國小課本，他後來曾回憶說：“我對於四書五經至今沒有誦讀過，只看過而已。這在同我一般年紀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歲的梁漱溟考入順天中學堂，1911年畢業於順天高等學堂。這便是梁漱溟最後的學歷。
梁漱溟曾說：“我的自學始於國小時代。”在同齡孩子死背四書五經的時候，他卻能津津有味地看著一種課外讀物——《啟蒙畫報》。《啟蒙畫報》的創辦者彭翼仲與梁家是親戚，他手創了三種報紙——《啟蒙畫報》、《京話日報》和《中華報》。《啟蒙畫報》作為中國人在北京創辦的第一家報紙，讀者寥寥，頭幾年一直負債經營，幾度瀕臨倒閉。這類不為當時社會主流觀念所接受的讀物，卻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學基礎。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後，仍能清晰和細緻地回憶出《啟蒙畫報》的大致內容。梁漱溟十來歲時，已經擁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和一整年的《新小說》（雜誌月刊）。
在中學時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書”而讀報，這在與梁漱溟同輩且齊名的學者中，似乎很難找到這樣類似的成長經歷。這應該歸因於父親對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憶文字中，也曾反覆申明過。他說：“由於先父對子女採取信任與放寬態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時又時刻關心國家前途，與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我隱然萌露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而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這種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學起即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追求不已。”可見梁巨川不僅“放任”梁漱溟，更影響著梁漱溟。
正因如此，梁漱溟與那些“國學大師”們，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他們是先打基礎，然後專心問學，梁漱溟則說：“我本來無學問，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來，實來自我的問題，來自我的認真。因為我能認真，乃會有人生問題，乃會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學。”他顛覆了治學之路上的某些鐵的定律，這是尤其發人深思的。同時，父親對梁漱溟的影響，不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憂國而投湖，臨走前他還在和兒子討論國際形勢，他問梁漱溟：“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點頭說：“能好就好啊。”這是他留在世間的最後一句話。梁漱溟感慨說：“父子最末一次說話，還說的是社會問題。”
不是學者 梁漱溟是不是學者，這本來不成問題。1916年，他23歲時就在蔡元培校長的引薦下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門（系），次年開講，先講“印度哲學”，再講“儒家哲學”。講“儒家哲學”時，因聽者踴躍，除一般學生外，還有三四五十歲的前輩，還有一些當時及後來的風雲人物。四年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學先驅者的盛名。他是因學問而出名的，世人歷來也是以“知名學者”來看待他的。
不是學者
但是，梁漱溟本人卻一向不自視為學者，也一向不為了學問而做學問。他生前曾在許多文字或演講中明確表態。1930年，他在題為《我是怎樣一個人》的文章中寫道：“大家誤解我什麼？這就是誤認為我是一個學者，甚或說是什麼‘哲學家’、‘佛學家’、‘國學家’……這真是於兩面都不合適：一面固然糟蹋了學者以及國學家；一面亦埋沒了我簡單純粹的本來面目……談學問，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發生問題——尤其易從人事上感觸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在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決我的問題而已，志不在學問也。我一向之談哲學，談心理學，始終是此態度；今日所談又涉及政治與經濟，仍不外此。”
此時，梁漱溟不足40歲，他的後半生，依然沒有變。在梁漱溟看來，儒學也好，佛學也好，都是人生實踐之學。他曾說：“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他認為如果在大學講堂里把孔子學說只當做哲學思想來講，則“其固有精神實質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強調，孔子的學問是專門致力於人的身心進於自覺、自主，使人的生命整體上有所變化和提高，將自己的智慧用於修養實踐上。把四書五經背得爛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將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類社會。這個觀點貫穿於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人有的是需要學習的東西，而中國古書汗牛充棟，除了少數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讀，但有一本書，即《論語》，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是不可不讀的。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曾與梁漱溟有過十餘次長談，他稱梁為“最後一個儒者”。1924年夏天，他在當講之年毅然辭去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北大教職，此後，再也沒有回到大學的講台上。當時也有幾所大學請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謝絕了這些邀請。多年後，他在寫給侄子的信中說：“我這裡沒有旁的念頭，只有一個念頭：責任。”又說：我“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的問題即所謂中國問題”。在這樣的信念驅動下，梁漱溟南來而北往，數十年如一日，奔波於他的“人生實踐”之路。
請看梁漱溟的若干經歷：他在1924年（31歲）辭去北大教職後，先用七八年的時間，到山東、廣東、上海、山西、河南等地辦學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腳山東鄒平，開始了長達七年的鄉村建設活動。兩年後，他把妻子及兩個孩子從北平接到鄒平，全家的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等於從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他的長子梁培寬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鄒平縣城很小，一個百貨店都沒有……沒有水電，我們生活在那裡，吃的是井水，點的是油燈。當然也沒有什麼劇院影院之類的文化場所，除了縣城西關在逢五逢十兩天上午集市中有一番熙熙攘攘的熱鬧，平日縣城裡總是冷冷清清，基本上過的就是農村生活……父親平時在研究院與學生同吃同住，只是偶爾回趟家”。
在這樣的環境裡，梁漱溟一乾就是七年。梁漱溟曾在若干場合對這七年有過簡略總結。例如半個世紀後，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說：“1931年與同仁赴山東鄒平創辦山東鄉村研究院……它以全體鄉民或村民為對象，培養農民的團體生活習慣與組織能力，普及文化，移風易俗，並借團體組織引進科學技術，以提高生產，發展農村經濟，從根本上建設國家。此項試驗在進行七年之後，終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戰的爆發，讓梁漱溟為之努力七年的鄉村建設活動戛然而止。但隨後他進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躍歲月。1938年1月，梁漱溟訪問延安，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廣泛接觸，和毛澤東談話達八次之多（其中兩次通宵達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晉冀豫皖蘇魯等地的敵後游擊區巡視，與國民黨將領蔣鼎文、閻錫山、衛立煌、程潛和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羅榮桓、陳光、彭雪楓等都進行了會晤，在槍林彈雨、風餐露宿甚至上頓不接下頓的嚴酷環境中度過了八個月。他後來在回顧這段經歷時，用了“歷經艱險”四個字。1940年底，梁漱溟與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共同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試圖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協調國共兩黨關係，促成兩黨的團結，以求抗戰的最後勝利。抗戰勝利後，梁漱溟於1946年4月接任民盟秘書長。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帶有總結性的演講中依然這樣說：“我不是一個書生，不是一個單純的思想家、理論家，我是一個實行家、實幹家……我是一個要實踐的人，是一個要拚命乾的人。”
30歲到50歲，被視為生命的黃金時期。學者們的“代表作”，也大多出自這個年齡段。而梁漱溟從31歲退出北大後，二十餘年間奔走於社會，他參與的所有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無疑都屬於在儒家大義指導下的遠離書齋的人生實踐。自這個意義上看，梁漱溟雖享學者之名，實乃一個社會活動家。而他從事各種社會活動的出發點，也就是他一生不斷思考和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問題，二是人生問題。
脫離了俗念 1934年，梁漱溟寫過一篇題為《三種人生態度》的文章，當中的第一種，他稱之為“逐求”，並解釋說：“此意即謂人於現實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飲食、宴安、名譽、聲、色、貨、利等。”縱觀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東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視而不見。他在回答艾愷的問題時說：“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並且我吃得還很少。”上世紀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個《自我檢討提綱》上，也寫過這樣的話：“志不在溫飽，”“惡莫大於俗，以俗為恥。”許多事例表明，梁漱溟達到了這個境界。
脫離了俗念
梁培寬曾這樣評價父親：“一輩子的態度都是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則。”梁培寬拿自己為例回憶說，母親在世時，家事都由母親操辦，1935年母親去世後，父親就把他們兄弟兩人交給學校或親戚家照管生活。而父親對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採取放任的態度，“從國小到中學，父親從不過問我的考試成績，從沒有向我要過成績單。考大學這樣的大事他也不管不問。我上初一的時候，考試成績一般都是中等，父親也沒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學校突然通知我補考地理，那時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單寄來時，父親剛好在旁邊，我就給他看，他看了以後，一個字都沒有說就還給我了，沒有不滿的表示或任何批評。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說，我也說不出來；不及格之後應該怎么辦，你自己也應該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說。”在梁培寬的記憶中，這是父親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績。後來涉及到“子承父業”的問題時，梁漱溟明確表示，如你們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並無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將國家和社會需要作為考慮自己前途的出發點，幹大事小事，幹這種事那種事，全由自己決定。像梁漱溟這樣以如此態度對待子女的成長，在今天，恐怕是沒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當時，在當時的名家當中，也沒幾個人能做到。不僅是子女的成長，世俗所看重的許多“模式”，在梁漱溟看來，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過年，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幾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輝縣辦村治學院時，他給親戚寫信說，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沒有心思回北京過年了。那時兵匪不分，這個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聲和槍聲中一個人度過的。1935年春節，他在上海訪問軍事家蔣百里。1936年春節是在梧州到南寧的途中過的。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歸途坐火車到開封時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個人住進河南旅館，就這樣把年過了。1939年春節，他正在前往敵後巡視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記記道：“舊曆除夕，車過三原，晤趙戴文於一花園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節，梁漱溟覺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便利用寒假帶兩個孩子去重慶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縉雲寺里過的。解放後，生活穩定，不再東奔西跑，過年時他也和平時一樣，一般都是在寫作，從沒把它當做什麼特別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業之外，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愛好。上世紀30年代，留美女學者俞慶棠曾問梁漱溟有什麼愛好，梁答：我的愛好是思考問題。俞聽後說，這太可怕了！思考問題本是一種工作，怎么能夠當做愛好呢？梁漱溟的一個學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婦同坐一趟火車，見梁夫婦間一路無話，就對梁漱溟說，旅途中應該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裡一言不發？梁漱溟說，你不要以為我是在閒著，你看我閒的時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時候。正是因為這個“愛好”，梁漱溟在北大教書時一度腦子總停不下來，以致嚴重失眠，身體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長提出過辭呈。他曾說，自己的頭腦“好像一條長的繩索，發揮放射出去，就收不回來”。他也曾在一個記事本上寫過這樣兩句話：“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負擔。”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許多人視為佛學家。但他從不燒香拜佛，家裡也從不供奉佛，入廟也只是參觀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眾生從利害出發許願還願那一套是兩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後者滿足於偶像崇拜，心態上並沒有脫俗；前者則是從佛理中吸取有益的東西。梁漱溟正是出於對佛教教義、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進佛學的。但形式上的一些東西，他並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齋是不一樣的，類似牛奶、雞蛋這些能提供人體必須攝取的營養的食品，他並不一概拒絕。梁漱溟被稱為新儒學的奠基人，但他從不以這個稱號自居，就是對孔子的學說，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裡看，看到了一些，還不敢說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點罷了。他的這種學術境界，在當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難得的。
交遊之道 梁漱溟一生交遊甚廣，和包括國共兩黨領袖在內的無數人物打過交道。和梁漱溟來往的人，大致有兩類。一類是他的學生，他們出於對老師的崇敬而成為梁漱溟的追隨者，這類人不是很多，但彼此關係深，交往時間長；另一類則是在進行某項工作時必須與之打交道的人，即所謂“各界人物”。
交遊之道
梁漱溟在鄒平進行鄉村建設活動時，韓復榘是山東省主席，不能不借重他的權力，也就不能不與其來往。梁漱溟在北大教書時與毛澤東相識，算是有“舊”。1938年他到延安訪毛澤東，並多次長談，都是在討論問題，而非敘舊。梁漱溟在抗戰期間曾與許多“第三方面”人士頻繁接觸，也是著眼於大敵當前、緩解國共間的矛盾，不致讓抗戰力量削弱。他意識到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必須聯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從而形成力量。發起成立民盟前後，梁漱溟和一些人從不認識到認識，和另一些人的交往由少到多。例如黃炎培，與梁漱溟相識多年，但從前來往不多，組成民盟後，黃是第一任主席，雙方有了頻繁的交往。兩人在重慶同住青年會招待所，又因為同有素食的習慣，吃飯也往往在一起。黃炎培曾戲言：“我們是黃粱一夢啊！”和羅隆基、張君勱、章伯鈞等也是因為工作關係來往日多。
梁漱溟在工作中與人交往，始終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與共事者之間並非沒有分歧，他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是沒有看法。例如羅隆基和章伯鈞，均屬於有才幹而活躍的人物，但也都有自己的短處，政治上不無野心，梁漱溟對此心裡有數，並不贊同，但為了大局，他還是願意並努力與他們合作，意圖很明確，就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也正是這種毫無雜念的行事原則，讓梁漱溟贏得了大家的尊重。當年他一度拒絕擔任民盟秘書長時，除羅隆基之外的所有民盟中常委都來找他談話，勸說他就任。大家相信他，知道他從事民盟活動沒有個人的貪圖。他認為，政治見解可以不一致，但不影響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
梁漱溟其實是一個容易接近的人。梁漱溟與人相處，如果發生無法合作的情況，問題往往不在他這邊。1923年，胡適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前後許多政論都不如這時批評梁漱溟、張君勱的文章有價值。”陳獨秀回響說：“梁漱溟、張君勱被適之教訓一頓，開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線曙光！”而梁漱溟則認為：“我不覺得我反對他們的運動！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是我的敵人”；“他們覺得我是敵人，我卻沒有這種意思。”他這樣申明自己的看法：“天下肯乾的人都是好朋友！”大家“各人抱各自那一點去發揮，其對於社會的盡力，在最後的成功上還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雖彼此有所不同，但“我們還是不相為礙的，而是朋友”。對待見解不同的人，他的態度一貫是寬容的，一貫是“和而不同”的；承認有“不同”，但強調的是“和”。
梁漱溟從不在背後議論人的長短，梁培寬回憶說，包括在家人面前，也不例外。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的一位中學教師專程來北京拜訪梁漱溟。談話間他問梁：“您對郭沫若怎么看？”他當然希望聽到梁漱溟更多的評價，但梁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是個才子嘍。”對黃炎培“外圓內方”的自詡，梁漱溟並不以為然。民盟成立之初，是一個秘密組織，當時公推黃炎培為主席。一年多後，民盟為適應形勢的需要，將由秘密轉為公開，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綱領時，黃卻迫於國民黨當局的壓力，堅持辭去主席一職，並要求為他領導的“職教社”參加民盟保密。後來提到這些事，梁漱溟也只是搖了搖頭，說了一句“外圓內也圓”。
不揭短，不背後議論人，並不意味著梁漱溟處世圓滑，無視原則。對老朋友，對曾經崇敬的前輩，在公開場合，他並不諱言自己的看法。梁漱溟一生寫過為數不多的幾篇懷人的文章，在《紀念梁啓超先生》一文中，我們能看到他對梁啓超諸多貢獻的肯定，也能看到這樣坦率而客觀的評價：“梁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章士釗也曾是青年梁漱溟所傾慕的人物，在見到章之前，梁漱溟就感到“彼此精神上，實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他坦言：“但一見之後，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為當國家多難之秋，民生憔悴之極，有心人必應刻苦自勵，而先生頗以多才而多欲，非能為大局而負責之人矣。其後細行不檢，嫖、賭、吸鴉片無所不為，尤覺可惜。”
在學術界，梁漱溟與熊十力的交往很深。但梁漱溟也批評熊在佛學上“此土凡夫”，對佛學不懂，批評佛法使之流蕩失守等等。隨後熊在寄給梁的明信片上說：你寫的《究元決疑論》，我讀到了，你罵我的那些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兩人自此“不打不成交”，歷四十餘年之久。熊十力晚年致力於建立自己的儒學思想體系，花了很大功夫。梁漱溟對此一直持不同意見。他認為儒學不光是著書立說，更要身體力行。他寫了很長的文章對熊進行嚴厲的批評。對馮友蘭也一樣，“批林批孔”時，馮發表文章後，有學生來信問梁漱溟的看法。他回信說，文章我有，不值一看。梁漱溟就是這樣，在原則問題上分得很清楚。即使是對老朋友，也絕不搞無原則的“和平共處”。
寫到這裡，不免想起一句話——“以天下為己任”。這是一句人人都聽說過的並不新鮮的格言，也是一句人人都明白它在更多時候不過是當做口號來喊喊的格言，但是，梁漱溟做到了。這句話可以用來概括梁漱溟的一生，也可以用來回答本文題目的設問。
生平概要
梁漱溟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6歲啟蒙讀書，但還不會穿褲子；上了四所國小，學的是ABCD；只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然而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學者，可是卻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麼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大眾眼中特立獨行的梁漱溟，曾經有過怎樣的苦悶、掙扎或是從容、豁達，曾經給過家人怎樣的慈愛和要求？梁的兩個兒子---梁培寬和梁培恕在退休後，用了20年的時間來重新研究父親、“走近父親”。在他們眼中，有著另外一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對父親留給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財富，兄弟倆稱自己能做的就是蒐集、整理、編輯先父留下來的各種文字資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東西，留給讀者作一個比較。
兒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親對我們完全是寬放的，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
兒子眼中的梁漱溟
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學界(術)泰斗’和‘國寶’的桂冠摘下來!”北大教授季羨林在新書中稱要把自己頭上的這幾頂帽子退回去。在季羨林之前，有更多的當代名人對加在他們頭上的桂冠表示過異議。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徹底的一個，這位被稱為是“中國脊樑”的人物在名聲之外有著更多的爭議。
“前生是一個和尚” 梁漱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學者、哲學家、思想家、活動家、政治家，諸多稱號後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來這都是政學兩界人士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在國家圖書館裡，博碩士論文以梁漱溟為研究對象的專著超過了數十種。
“前生是一個和尚”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這一說法梁漱溟從未和家人說過，也幾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歲時，參加了中國革命同盟會京津支部，成了一個革命者，隨後又當了《民國報》的編輯及外勤記者，專跑國會，研究西方政治體制在中國的套用。但是，同一段時間，他卻因人生問題之困擾兩度欲自殺，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學，一度想出家當和尚。
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讓他以後的人生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
1916年，在其時的內閣法務部任秘書期間，梁曾經杜門研佛三年。“父親很早就開始考慮這些人生問題，後來他給我講過一些佛教故事，釋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讓他心有所戚。他同樣是看見別人窮苦就受不了的人，後來的信佛實際上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憶說。梁漱溟終身不坐人力車，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年輕時碰見一個老人拉著人力車，內心感到痛楚難忍。
其後一年因為研究印度哲學被蔡元培延請到北大，中學畢業而榮登大學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時間，他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專著，1919年《印度哲學概論》問世，其後兩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此書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卻也有自己的規矩，“他沒有禮佛行動，從來沒有去寺廟燒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長子梁培寬說，後來在抗戰時梁漱溟曾帶著學生深入前線，他寫信給梁培寬稱“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
儘管對佛學鑽研很深，但1918年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而且同樣欣喜萬分。他曾對兒子培恕說：“佛學只能讓少數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是對大多數人說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過得好的。”培恕說這“下功夫”其實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總結的人生第三種態度：鄭重。
多年以後有人稱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歲的時候，海外有報紙稱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報紙念給他聽。他聽完後搖了搖頭，大概是對這樣的稱呼並不贊成。” 梁培寬說，父親梁漱溟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學者、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的稱號都不太認同。
梁瀨溟曾對學生說“我與哲學無緣。我不懂什麼叫哲學。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他自己說他是一個問題中人，不斷在問題中生活，佛學也好，儒學也好，西方的理論也好，都是為了解決他的問題。”梁培寬說，所以當山東孔子研究所的人給他寄來登記表，聘請他為研究所的專家時，他拒絕了，他說：“我不是專家，誰認為我是就讓誰填去。”
讓梁培寬記憶猶新的是，父親曾這樣表述自己：“只有志業，沒有職業”。就是說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在梁漱溟看來，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這一切都只是要解決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
最自由的教育 “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著說，“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用兩個“最”字來形容並不過分。梁培恕稱自己國小、中學、大學都沒畢業，因為每次都在中途就輟學了，有時因為搬家，有時卻是因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學了。讓梁培恕奇怪的是，父親梁漱溟對他採取了任其自然的態度，後來還是別人勸說才又去上的學。
最自由的教育
梁培寬在回憶父親時，常說：“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他從不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
梁漱溟這種教育方式貫穿始終，梁培寬亦記得父親從未在學習或者成績上要求過他們兄弟倆。一次梁培寬考試得59分，曾拿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父親其實並非對自己要求不嚴，而是他認為這種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負責。梁漱溟甚至把他的這種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試驗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講師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
在成功說服軍閥韓復榘後，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東開始他的“鄉村自治”試驗。
梁培恕說父親的鄉村運動，最先提法是鄉村建設。父親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創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認為，舊中國傳下來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軌道，是因為舊思想作祟。改造中國，思想是阻礙，不是槍、不是政權。所以他把鄉村建設運動的主旨定為八個字：“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是要把散漫的、只顧自家自身的農民組織起來搞生產，在生產中學習和運用科學技術。
在山東，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有很大“特權”，他的鄒平研究院實際上代行了全縣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試驗時，將鄉、村一級的行政機構全部去掉，在鄒平只保留了一個縣政府。實際上，在鄒平的鄉村試驗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體現出來的“無為而治”，更多的時候，他把功夫用在對農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為當時的“特區”，鄒平縣是不向省里交稅的，每年還要從省里拿一些補助，研究院的知識分子們的工資也都來自於行政。梁培恕認為，當時的“官辦”色彩還是很濃。
梁漱溟發起的這一運動因為抗戰被迫中斷了。後來梁培恕又回過幾次鄒平，那裡的人們現在還記得梁漱溟當時辦學校的情景，因為宣布窮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錢上學，當時有好多農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學了。但不收學費也造成了後來學校經費緊張的問題。然而老百姓經濟上確實有了改變，比如會種蠶、種棉花，還開展了手工業，有了化工廠、醫院。但當地人對當初讓大人和老人去認字什麼的，並沒有更多的積極性。“他們其實並不理解我父親在做什麼”，梁培恕說，父親後來也和他談過，可能再多幾年時間效果也不會更好，當時理想主義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著刷子畫紅太陽 持“只發言，不行動”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為總路線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當面爭執，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後他成了歷次運動的“老運動員”，“什麼運動都會找父親。‘文革’期間，當時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經不大來往了，張申府還是經常來，父親也經常到他那裡去。” 梁培寬說。
拿著刷子畫紅太陽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親那裡，看到屋子裡掛了一副裱好的對聯，父親在對聯中寫道：“情可無言喻，文期後世知。”上聯是寫給我們兄弟兩個，意思是說他對我們兩個的感情是不用說的，下聯則是期望他的文章能為後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沒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說這全靠他自己的修養。其時梁培寬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寬和梁培恕同時接到電話，稱“我們是某某中學的紅衛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們回來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趕。到了家，院子裡一片狼藉，東西扔了一院子。一進門，就被紅衛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寬隨後也趕回來了。兩兄弟只能站到院子裡，看著他們燒東西，搜查。
梁漱溟其實也吃過不少苦頭，但在和美國學者艾愷教授談到這一段時，他只是說當時“心裡有點不愉快，幾天我就過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時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經是夏末秋初，天氣開始變涼，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臉毛巾系在腰間，以免著涼。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飛機”，回來後一身汗水。
“他也挨過打。山東來人調查一個我父親認識的人，讓他揭發，我父親據實回答，也說不出什麼，人家說他不老實，一個巴掌就把他的眼鏡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說，關於這件事，他也沒對艾愷教授講。實際上，他把這事給淡忘了。
在梁培恕記憶中，還有一件事情令他記憶深刻。那時革命民眾流行畫紅太陽，街上到處是旭日、大海，前門大街上的鋪子整個就是紅彤彤的了。梁漱溟還上街買顏料，也跟著去外面牆上畫。集體挖防空洞的時候，梁漱溟也積極參與，有一次因為遲到還很自責地將此事寫進他的日記里。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親是贊同的，因為他是想清楚了，認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絕對不會去做這類事情的。
最大的樂趣是思考問題 一向頗為嚴肅的梁漱溟在家裡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記憶中，父親的確很少開懷大笑，但是他並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最大的樂趣是思考問題
他愛好和人討論，也愛好書法。但他最大的愛好卻是思考問題。
梁培寬對此印象頗深：“父親當時做鄉村工作的時候，大家一起談到各自的愛好。有人說喜歡下棋，有人說喜歡旅遊。問到他，他說，我的樂趣就是思考問題。我要有時間的話，就要思考問題。他常對別人說，你看我最閒的時候，其實是我最忙的時候。你看著我坐在那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其實我的思想已經跑得很遠很遠了。”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有思想，而且本著自己的思想去行動的人。
因為思考問題，梁漱溟經常失眠。腦子一開動起來，很難剎住車。後來到北大教書，因為失眠，他還向學校提出過辭職。每隔一段時間，梁漱溟會躲起來安靜思考、潛心推究。
梁漱溟耗時最長的志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種種言論，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人的譏評。但從後來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都不能輕易斷言。
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梁培恕回憶，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園，先生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與毛澤東的關係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裡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
與毛澤東的關係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裡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借住在親戚家裡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裡。
在這段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梁漱溟說道：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他在講話中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須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台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 。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與毛澤東爭吵之後，梁漱溟開始深居簡出，很少開口。1956年11月，在“大鳴大放”的高潮中，許多朋友認為梁漱溟應當出來說說話，出出氣，但梁漱溟沉住氣，決定旁觀一段時間，結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鬥爭中，那些朋友當中的許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卻僥倖躲過一劫。
直言“文革”搞糟了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全國，梁漱溟也在劫難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棲身於北京鼓樓鑄鐘廠兩間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補戴了一頂“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參加政協組織學習近一個月，卻一言不發。於是，有人說梁漱溟與孔子有著割不斷的“階級感情”。梁漱溟終於開口了，他花了兩個半天時間，講自己對“批林批孔”的意見。他說，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所以我不批孔，至於批林，我認為林彪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路線，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
梁漱溟這番話一出口，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梁漱溟。從1974年2月到9月，先後6個月地分小組批判，然後是兩個月的批判大會。然而，當組織者詢問梁漱溟有何感想時，他卻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976年，“四人幫”垮台，在“兩個凡是”籠罩的氣氛中，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時，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沒有開始，梁漱溟的話可謂先聲奪人。
1979年初，全國第五屆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梁漱溟當選為政協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這次會議上再次向“文革”開了火，時年他已85歲。
當時，儘管一批老幹部在私下場合對“文革”已經開始否定，對“兩個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見，但公開講話否定“文革”的還沒有，梁漱溟是第一個。
10個月之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梁漱溟擔任了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終於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歲高齡的梁先生坦然告別人世。有人慨嘆，一個入世的知識分子是很難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會吶喊、激憤、憂傷、痛苦，而這常常不免傷及他們的身心，影響他們的個人生活，甚至使他們短壽。像梁漱溟這樣，一輩子都直道而行，卻又能活到95歲的高齡，不能不說是一個生存的奇蹟。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詩
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
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著述要目
《中國文化要義》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人心與人生》
《東方學術概觀》
《中國——理性之國》
《印度哲學概論》
《鄉村建設理論》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鄉村建設大意》
《唯識述義》
《梁漱溟先生手跡選》(梁培寬輯)
《梁漱溟書信集》(梁培寬輯)
《梁漱溟全集》
大事年表
1893年 1歲 夏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於北京。
1898年 5歲 由孟老師講授《三字經》、《地球韻言》。
1899年 6歲 入中西國小堂讀書。
1901年 8歲 入南橫街公立國小堂讀書。
1902年 9歲 入蒙養學堂讀書。
1903年 10歲 在家隨劉訥讀書。
1905年 12歲 入江蘇國小堂讀書。
1906年 13歲 入順天中學堂讀書。
1907年 14歲 本年開始讀梁啓超主編之《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等出版物。自稱此時開始思考苦樂問題。
1910年 17歲 甄元熙來順天中學讀書，梁漱溟與其討論中國政治改造問題。本年開始閱讀立憲派之《國風報》、革命派之《民立報》。
1911年 18歲 中學畢業。畢業前參加了京津同盟會。
1912年 19歲 任《民國報》編輯兼外勤記者。總編輯孫炳文為其擬“漱溟”作筆名。 本年開始讀佛典。
1913年 20歲 正月赴西安期間開始素食。年初，讀幸得秋水《社會主義之神髓》，年末寫出《社會主義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願出家為沙門。
1914年 21歲 2月，在《正誼》發表《談佛》。
1916年 23歲 9月，在《東方雜誌》發表《究元決疑論》。蔡元培聘請先生到北京大學任教。
1917年 24歲 欲往衡山出家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學任教，為哲學門三年級講授印度哲學概論。
1918年 25歲 3月，在北大哲學門研究所開始講授佛教哲學。10月，在研究所開設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學概論》。
1919年 26歲 1月，與陳大齊等人在北大發起組織哲學研究會。5月，北京爆發學生運動，先生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6月，開始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欲以此書為《孔家哲學》、《唯識述義》兩書 之“引子”。
1920年 27歲 1月，《唯識述義》第一冊出版。本年春，閱讀《東崖語錄》有感，遂放棄出家之念。暑假，訪問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向歐陽竟無介紹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學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記錄自10月始刊於《北京大學日刊》。
1921年 28歲 暑假間應山東省教育廳邀請赴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0月， 該講演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間決定過農家生活，年末與黃靖賢女士結婚。
1922年 29歲 年初訪太原，結識衛中並參觀其所辦學校。12月，發表《曲阜大學發起和進行的情形並我所懷意見之略述》。
1923年 30歲 9月，在北京大學開設“孔家思想史”課程。
1924年 31歲 8月，發表《重華書院簡章》。秋，應邀前往山東菏澤任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歲 春，返回北京。後與熊十力及山東六中部分學生住什剎海講學。
1926年 33歲 1月，與師友遷居萬壽山北大有莊同住共學。講《人心與人生》。
1927年 34歲 1月，應邀為北京高校講演《人心與人生》、《我對於心理學上見解的變遷》等。
1928年 35歲 春，訪南京陶行知所辦曉莊師範學校。7月，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在廣州期間，代李濟深任廣東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提出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案及試辦計畫大綱。9月，發表《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並為廣東地方警衛隊編練委員 會講演鄉治問題。
1929年 36歲 2月，北大考察江蘇、河北、山西等處的村政實驗。秋，赴河南輝縣參與籌辦村治學院。11月，發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1930年 37歲 1月，河南村治學院開學，任教務長。6月，主編《村治》，於該刊發表《主編本刊之自白》、《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 悟》等文。11月，發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1931年 38歲 1月，赴山東鄒平籌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6月，該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
1933年 40歲 2月，教育部召開民眾教育家會議，推選先生等五人起草民眾教育在教育 系統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負責執筆，寫成《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同時，被教育部聘為民眾教育委員會委員。10月，接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
1937年 44歲 3月，《鄉村建設理論》出版。8月，作為國防參議員出席參議會。
1939年 46歲 11月，與黃炎培等人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
1940年 47歲 夏，在四川璧山來鳳驛創辦勉仁中學。
1941年 48歲 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任常務委員，並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創辦《 光明報》，途經桂林時在廣西大學講學兩個月。
1942年 49歲 2月，赴桂林，開始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6年 53歲 5月，任民盟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9月，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在重慶北碚成立，1948年改為勉仁文學院。11月，國共和談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9年 56歲 夏秋間，晉謁貢嗄上師，領取無上大手印，接受灌頂。自8月初至9月初 ，與羅庸、謝無量等在北碚縉雲山上修習藏密功法。11月，《中國文化要義》出版。
1950年 57歲 9月，向中共建議設定中國文化研究所。10月，寫作《中國建國之路》。
1952年 59歲 8月，向毛澤東提出去蘇聯作學術研究，未果。
1956年 63歲 8月，居京西八大處習靜。
1960年 67歲 開始寫作《人心與人生》。
1966年 73歲 “文化大革命”開始。8月，先生被趕出居室，暫住小屋內。9月至11月寫出《儒佛異同論》。
1974年 81歲 1月，寫作《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並在政協學習會上講演。
1975年 82歲 7月，完成《人心與人生》。重新寫作《東方學術概觀》。
1984年 91歲 《人心與人生》出版。中國文化書院於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務委員會主席。
1985年 92歲 3月，在中國文化書院第一屆講習班上講演。
1986年 93歲 11月，《東方學概觀》出版。
1988年 95歲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