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葉劍英與華國鋒在天安門城樓上“四人幫”是一個利用黨的錯誤,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黨內幫派組織和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後,隨著權勢的增長,“四人幫”的野心急劇膨脹。他們擺出一副所謂理論權威的架子,欺騙民眾,網羅黨徒,結黨營私,拼湊班底,迫害老同志,搞非法武裝,結成全國性的幫派體系,向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黨內一大批老同志發難,嚴重危害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中共十大後，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江青與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個人結為政治團體，搞宗派活動，妄圖篡黨奪權。在文革期間互相勾結，逆行倒施。“四人幫”這一稱謂最先由毛澤東於1974年1月初在對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批評中提出。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四人幫”認為時機到了，因此更加變本加厲地進行篡黨奪權活動，黨和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
凌晨2時許，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地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治喪問題。江青在會上大哭大鬧，說毛主席是被鄧小平氣死的，要求政治局繼續批鄧並立即作出開除鄧小平黨籍的決定。江青鬧得很厲害，致使會議沒法繼續討論問題了。後經與會大多數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認為治喪問題是當務之急，會議才沒有討論江青提出的問題 。
過程
商討
1976年9月10日，王洪文背著中央政治局和華國鋒，在中南海紫光閣擅自開設“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並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四人幫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建立由他們控制的武裝力量。張春橋的弟弟（總政副宣傳部長）親自下到某坦克師活動，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枝彈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為提防四人幫察覺，李先念於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園的名義，然後突然轉向前往西山。並與葉劍英交換了意見 。經汪東興查明情況上報中央後，華國鋒、葉劍英兩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通了氣，大家極為震驚，並立即採取兩點緊急措施：
（1）以中央政治局的名義通知王洪文，立即關閉未經中央同意開設的“中央辦公廳值班室”。
（2）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打電話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軍隊系統，凡重大問題，均應向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請示報告 。
9月底，葉劍英敏銳地預感到，“四人幫”就要行動了，必須立刻採取措施。他在西山住處，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方法。此時被宣布“生病”的葉劍英，其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的職務沒有被免去，並沒有完全喪失對軍隊的指揮權。考慮成熟後，葉劍英找到華國鋒，商討處理“四人幫”的辦法。他提議以召開會議的方式，“請”他們到會，然後宣布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華國鋒對此表示贊同 。
1976年10月3日、4日，汪東興分別向華國鋒、葉劍英匯報了行動方案，得到了華、葉的同意 ，10月4日上午，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毛維中、武建華，人民大會堂管理局局長劉劍，隨同汪東興以檢查戰備為名檢查了擬作為隔離“四人幫”地點的地下工程，並進行了安排布置 。
10月5日下午，華國鋒在汪東興陪同下親自到地下工程視察，重點檢查了幾個隔離點的準備情況 。
10月4日、5日，武建華隨同汪東興對實施拘捕“四人幫”地點的懷仁堂會場及其大小門出入口、停車場進行了細緻檢查和安排部署，又制訂了幾種應急預案，並從中央警衛局機關的局、處、科級幹部及八三四一部隊的師、團、營級幹部中選出了對付王、張、江、姚及毛遠新的五個行動小分隊和參加此項任務的其他人員，並對他們進行了編組 。
抓捕行動
1976年10月6日上午8時，汪東興讓武建華向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發出了通知：華國鋒副主席今晚8時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容有兩個： 一、研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問題；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址問題 。因為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會議內容增加了審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書稿 。
晚6時半，汪東興乘車到達懷仁堂門前。行動小組準時集中於指定位置 。為了不暴露意圖，懷仁堂大門前，公開可見處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內緊外松。停車場內，將工作用車及機動應急車輛，大部隱蔽在西門裡北側空場。懷仁堂大門口上停放與會者的幾輛車子。做到寧靜如常，整齊有序。隨身警衛人員一律不準進入懷仁堂，依照過去大型會議活動時的規矩，都安排在懷仁堂斜對過的“五間房”休息。汪東興責成警衛處長丁志友在懷仁堂前廳警衛值班處切實執行，嚴格把關 。
晚7時20分到7時40分，葉劍英、華國鋒等核心人員到達中南海懷仁堂 。
晚7時55分，王洪文剛走進懷仁堂的大門，幾名警衛就向他走來。王洪文一看不妙，立刻說：“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乾什麼？”但話音未落，他就被制服，帶進了正廳。 突擊隊員牢牢地將他禁錮在離華國鋒、葉劍英5米左右的正面。華國鋒對王洪文宣布對王洪文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王洪文惶恐萬狀，還未及作出反應，就被行動小組扭離現場，戴上銬子，押上了早已準備好的紅旗轎車，拘押到隔離室內 。
晚7時58分，張春橋跨入懷仁堂大門。他習慣性地沿著禮堂東側走廊，由南向北緩步走來。當他邁進正廳後，預伏在小門兩側的突擊隊員懷著除暴剪惡的強烈使命感快速出擊，使不經一擊的張春橋泥塑般呆立在華國鋒、葉劍英的面前。華國鋒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決定。決定全文除改換了名字“張春橋”其他與對王洪文的宣布別無二致。張春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華國鋒的話音剛落，張春橋立即被戴上銬子，押解上車送往隔離地點 。
押送張春橋的車上路後，武建華按照預定方案緊急趕到執行處置江青任務的張耀祠處，然後同張耀祠一起來到中南海春藕齋，執行拘押江青的任務。率行動小組進入春藕齋正廳，看見江青背西面東坐在沙發上。行動小組迅即從左右兩側和沙發背後把江青圍攏在一個半圓形的中間。江青狡辯無用後用鉛筆在一張信箋上給華國鋒寫了一封簡訊 。
江青被帶到隔離室後，武建華飛快地趕回懷仁堂，向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報告：“江青已被順利拘押。”鑒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已被順利拘押，汪東興果斷地說：“馬上給姚文元打電話。晚8時25分，姚文元來到了懷仁堂東休息室。他剛一進門，就被行動小組扭牢，押到了武建華面前。武建華站起來，面對姚文元宣讀了華國鋒的“手令”： “中共中央決定，對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華國鋒。”行動小組把姚文元押到門外，上了銬子，押送到隔離室 。
9時，葉劍英和華國鋒命令耿飈帶一個營去接管被“四人幫”控制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等新聞機構 。晚10時到第二天凌晨4時，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緊急會議。華國鋒和葉劍英作了報告，會議完全贊同處置“四人幫”的行動，通過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
審查
“四人幫”被“隔離審查”後，一直拘押在由八三四一部隊管轄的地下工程內 。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將“四人幫”隔離起來的時候，他們的順序是按照其所擔任的職務排列的。即王洪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號；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號；下面是江青、姚文元。也有人推測毛遠新可能是集團的頭面人物。但是根據當時國內、國際上絕大多數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使得“四人幫”的核心是江青 。
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在審理工作展開時，專門就此進行了研究。後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實際情況，讓江青掛了頭號；張春橋作為“智囊”和“軍師”，掛二號；姚文遠製造篡黨篡權的奪權輿論，算三號；王洪文放在了第四位 。
“四人幫”主要成員在審查處每餐有一葷一素一湯；每星期發給二斤水果（蘋果、梨、桃、橘子），喝兩次奶粉沖的牛奶，吃一頓餃子，餐餐都供應大米飯和白饅頭，任其自選，管飽。他們的一伙食標準是每月30元，約高於當時我們這些機關幹部食堂一伙食費的兩倍 。
1977年4月10日奉中央之命，“四人幫”被移交給公安部秦城監獄關押 。
1980年11月10日，特別法庭派書記員到秦城監獄將起訴書副本，分別送達被告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 。
審判
審判過程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關於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決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兼特別法庭庭長 。
1980年12月，特別法庭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由軍隊方面選出88名代表，在北京京西賓館，對10名主犯的量刑進行投票。與此同時不斷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民來信，這些信件集中到一點，就是“這些人罪惡滔天，不殺不能平民憤……”否則“刑法將是一紙空文”，力主殺掉頑固不化的反革命集團主犯。香港《明報》、《文匯報》等許多新聞媒體也發表意見許多國際友人、國際法律專家紛紛致電中國表明意見，江青的量刑成為國際上關注的重點 。
公訴的10名主犯1980年12月24日，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進行法庭辯論。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出席，副庭長兼第一審判庭審判長曾漢周主持，18名特別法庭審判員出庭 。
1981年1月22日，人民大會堂天津廳。特別法庭在這裡召開合議庭評議會議。會議由特別法庭庭長江華主持 。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時，北京正義路1號特別法庭進行了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的最後宣判 。
審判結果
•江青和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姚文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其他：陳伯達、毛遠新、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江騰蛟，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至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
歷史意義
1976年10月北京軍民歡慶粉碎“四人幫”粉碎“四人幫”，終結了綿延十年、禍及億眾的“文化大革命”。那場政治專制、經濟崩潰、文化凋敝、社會動盪、國民精神壓抑和心理恐懼的浩劫，因此成為歷史。無論當時的人們如何認識，“文革”終結的最大意義，就是昭示極“左”意識形態和集權政治制度的徹底失敗 。
粉碎“四人幫”是黨中央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在非常形勢下採取特殊方式進行的一場鬥爭。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實現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創造了前提 。
評價
1977年7月21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對粉碎“四人幫”作出評價：“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消除了黨內一大禍害，使我國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四五運動和十月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性質和歷史意義作出了評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