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26日出生於法國維艾納省省會普瓦捷，這是法國西南部的一個寧靜小城。他父親是該城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醫生，母親也是外科醫生的女兒。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國小和中學教育，1945年，他離開家鄉前往巴黎參加法國高等師範學校入學考試，並於1946年順利進入高師學習哲學。1951年通過大中學教師資格會考後，他在梯也爾基金會資助下做了1年研究工作，1952年受聘為里爾大學助教。
米歇爾·福柯1955年8月，在著名神話學家喬治•杜梅澤爾（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薦下，福柯被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聘為法語教師。在瑞典期間，福柯還兼任法國外交部設立的“法國之家”主任，因此，教學之外，他花了大量時間用於組織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在瑞典的3年時間裡，福柯開始動手撰寫博士論文。得益於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大批16世紀以來的醫學史檔案、書信和各種善本圖書，也得益於杜梅澤爾的不斷督促和幫助，當福柯離開瑞典時《瘋癲與非理智——古典時期的瘋癲史》 已經基本完成。
米歇爾·福柯1958年，由於感到教學和工作負擔過重對，福柯提出辭職，並於6月間回到巴黎。兩個月後，還是在杜梅澤爾的幫助下，同時也因為福柯在瑞典期間表現的出色組織能力，他被法國外交部任命為設在華沙大學內的法國文化中心主任。這年10月，福柯到達波蘭，不過他並沒有在那兒待太久，原因倒也富於戲劇性：他中了波蘭情報機關的美男記。福柯從很早時候起就是同性戀，對此他倒不加掩飾，就個人生活而言，這位老兄顯然夠得上“風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東西方冷戰正酣之時，兩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國駐波蘭大使館文化參贊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讓他代行參贊職務，一面行文報請正式任命。所以波蘭情治單位乘虛而入，風流成性的年輕哲學家合當中計。
離開波蘭後，福柯繼續他的海外之旅，這一次是目的地是漢堡，仍然是法國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國最終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樣令人匝舌的大書：全書包括附錄和參考書目長達943頁，考察了自17世紀以來瘋癲和精神病觀念的流變，詳盡梳理了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體現的瘋癲形象形成、轉變的過程及其對現代人的意義。按照慣例，申請國家博士學位的應該提交一篇主論文和一篇副論文，福柯因此決定翻譯康德的《實用人類學》並以一篇導言作為副論文，雖然這一導言從來沒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們發現，他後來成熟並反映於《詞與物》、《知識考古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這篇論文中其實已經形成。
米歇爾·福柯還在福柯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以前，克萊蒙－費朗大學哲學系新任系主任維也曼在讀完《瘋癲史》手稿後，即致函尚遠在漢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並於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萊蒙-費朗大學正式升任福柯為哲學系正教授。在整個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隨著他著作和評論文章的發表而急劇上升：1963年《雷蒙•魯塞爾》和《臨床醫學的誕生》 ，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極大反響的《詞與物》。
這部著作力圖構建一種“人文科學考古學”，它“旨在測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從何時開始，作為知識對象的人何時出現。” ] 福柯使用“知識型”這一新術語指稱特定時期知識產生、運動以及表達的深層框架。通過對文藝復興以來知識型轉變流動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個時期的知識型之間存在深層斷裂。此外，由於語言學具有解構流淌於所有人文學科中語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學研究中，語言學都處於一個十分特殊的位置：透過對語言的研究，知識型從深藏之處顯現出來。
這本書“妙語連珠，深奧晦澀，充滿智慧” ，然而就是這樣一本十足的學術論著，甫經出版即成為供不應求的暢銷書：第一版由法國最著名的伽利瑪出版社於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冊，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冊，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據說到80年代為止，《詞與物》僅在法國就印刷了逾10萬冊。對這本書的評價也同樣戲劇，評論意見幾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稱頌，就是憤然聲討，兩造的領軍人物也個個了得：被譽為“知識分子良心”的大哲學家薩特聲稱這本書“要建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所能修築的抵禦馬克思主義的最後一道堤壩”，法國共產黨的機關雜誌也連續發表批駁文章；不過更有意思的是，這一次，天主教派的知識分子們同似乎該不共戴天的共產黨人們站到了同一條戰線里：雖然進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對這一點上，兩派倒是心有期期。但福柯這一方的陣容也毫不遜色：岡奎萊姆拍案而起，他於1967年發表長文痛斥“薩特一夥”對《詞與物》的指責，並指出爭論的焦點其實並不在於意識形態，而在於福柯所開創的是一條嶄新的思想系譜之路，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的薩特等所不願意看到並樂意加以剷除的。
不管怎樣，《詞與物》為福柯帶來了巨大聲望。不久，福柯又一次離開了法國，前往突尼西亞大學就任哲學教授。福柯在突尼西亞度過了1968年5月運動的風潮。這是一個“革命”的口號和行動時期遍及歐洲乃至世界的時期，突尼西亞爆發了一系列學生運動，福柯投身於其中，發揮了相當的影響。此後，他的身影和名字也一再出現於法國國內一次又一次的遊行、抗議和請願書中。
19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國教育行政當局反思舊大學制度的缺陷，並開始策劃改革之法。作為實驗，1968年10月間，新任教育部長艾德加•富爾決定在巴黎市郊的萬森森林興建一座新大學，它將擁有充分的自由來實驗各種有關大學教育體制改革的新想法。福柯被任命為新學校的哲學系主任。但是，萬森很快就陷入無休止的學生罷課、與警察的臨街對峙乃至火爆衝突中，福柯的哲學系也在極左派的吵嚷聲中成為動亂根源。在萬森兩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盡的兩年。
1972年12月2日，對福柯來講是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這一天，他走上了法蘭西學院高高的講壇，正式就任法蘭西學院思想體系史教授。進入法蘭西學院意味著達學術地位的顛峰：這是法國大學機構的“聖殿中的聖殿”。
70年代的福柯積極致力於各種社會運動，他運用自己的聲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權狀況的運動，並親自發起“監獄情報組”以收集整理監獄制度日常運做的詳細過程；他在維護移民和難民權益的請願書上籤名；與薩特一起出席聲援監獄暴動犯人的抗議遊行；冒著危險前往西班牙抗議獨裁者佛朗哥對政治犯的死刑判決……。所有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權力的深層結構及由此而來的監禁、懲戒過程的運作問題。這些思考構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題——《規訓與懲罰》。
福柯的最後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在1976年12月出版，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觀念在歷史中的變遷和發展。福柯對這部性的觀念史寄予厚望，並以務求完美的態度加以雕琢，大綱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終文本與最初計畫相差甚大。這又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後的安排，全書分為四卷，分別為《求知遺志》、《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護》、《肉慾的告贖》。可惜的是，作者永遠也看不到它出齊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愛滋病在巴黎薩勒貝蒂爾醫院病逝，終年58歲。
米歇爾·福柯6月29日上午，福柯的師長和親友在醫院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儀式上，由福柯的學生，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宣讀悼文，這段話選自福柯最後的著作 《快感的享用》 ，恰足以概括福柯終身追求和奮鬥的歷程：
“至於說是什麼激發著我，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希望在某些人看來這一簡單答案本身就足夠了。這個答案就是好奇心，這是指任何情況下都值得我們帶一點固執地聽從其驅使得好奇心：它不是那種竭力吸收供人認識的東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種能使我們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說穿了，對知識的熱情，如果僅僅導致某種程度的學識的增長，而不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儘可能使求知者偏離自我的話，那這種熱情還有什麼價值可言？在人生中：如果人們進一步觀察和思考，有些時候就絕對需要提出這樣的問題：了解人能否採取與自己原有的思維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採取與自己原有的觀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學——我是指哲學活動——如果不是思想對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麼呢？如果它不是致力於認識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思維，而是證明已經知道的東西，那么它有什麼意義呢？”
成就
米歇爾·福柯對福柯來說，權力不只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對福柯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 個社會的“能量流”。福柯說，能夠表現出來有知識是權力的一種來源，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有權威地說出別人是什麼樣的和他們為什麼是這樣的。福柯不將權力看 做一種形式，而將它看做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而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於社會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福柯在研究監獄的歷史的時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權力是怎樣的，他還研究他們是怎樣從社會上得到這個權利的——監獄是怎樣設計的，來使囚犯認識到他們到底是誰，來讓他們銘記住一定的行動規範。他還研究了“罪犯”的發展，研究了罪犯的定義的變化，由此推導出權力的變換。
對福柯來說，“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歷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只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
福柯認為，依靠一個真理系統建立的權力可以通過討論、知識、歷史來被質疑，通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或通過藝術創造也可以對這樣的權力挑戰。
福柯的書往往寫得非常緊湊，充滿了歷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來加強他的理論的論證。福柯的批評者說他往往在引用歷史典故時不夠小心，他常常錯誤地引用一個典故或甚至自己創造典故。
作品介紹
《瘋癲與文明》
英文版《瘋癲與文明》福柯的分析始於中世紀，他描寫了當時人們如何將麻風病人關起來。從這裡開始他探討了15世紀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紀法國對監禁的突然興趣。然後他探討了瘋狂是如何被看做一種女人引起的病的，當時有人認為女人的子宮在她們的身體周圍環繞可以引起瘋狂。後來瘋狂被看做是靈魂的疾病，最後，隨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瘋狂被看做是一種精神病。
福柯還用了許多時間來探討人們是怎樣對待瘋子的，從將瘋子接受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到將他們看做必須關閉起來的人。他也研究了人們是怎樣試圖治療瘋狂的，尤其他探討了菲利普•皮內爾和塞繆爾•圖克的例子。他斷定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殘暴和殘酷的。圖克比如對瘋子進行懲罰，一直到他們學會了來模仿普通人的作為，實際上他是用恐嚇的方式來讓他們的行為像普通人。與此類似的，皮內爾使用厭惡療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緊身服。在福柯看來，這種療法是使用重複的暴行直到病人將審判和懲罰的形式內化了。
《詞與物》
《詞與物》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於1966年，它主要的論點在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徵則是以「人」做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么它也就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這本書的問世使福柯成為一位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但也因為「人之死」的結論而飽受批評。讓•保羅•薩特就曾基於此點批判此書為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壁壘。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福柯在這部書中的主要觀點是對罪犯的懲罰與犯罪是一個相互關係——兩者互為前提條件。
福柯將現代社會比做邊沁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可以監視一大批囚犯，但他們自己卻不被看到。
傳統帝王透過凌遲罪犯、斬首示眾，以肉體的展示來宣示自身統馭的權威，這種直接曝入施力者與受力者的腳色，16世紀進入古典時代，福柯以兩個歷史事 件作為典範，說明規馴手段的方式與樣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於歐洲，為了讓發生鼠疫的地區災情不致繼續擴散，指示每戶人家關緊門戶，閉居自身住 所，不可在未經許可下到公共空間溜搭，街道上只有持槍的軍人以及固定時間出來巡察、點名，透過書寫登記，記錄每個居民的存亡交付市長進行重新審核，規訓方 式從原來展示威嚇，至現代轉變成用科學知識、科層制度進行各種分配安置，顯示規訊手段的改變。
福柯無意解釋罪犯是怎么來的，或是為何會有犯罪的行為等等起源或事件發生的原因等問題。他要強調某種機制存在於那邊，原本只是要將一群擾亂社會秩序 者關起來，然這件單純事情開始被關注，研究為何這群人這么不同，觀察顱骨大小、小時候是否被虐待，開始產生心理學、人口學、犯罪學這些學問，為「罪犯」這 個身份附加更多的意涵，也同時加以主體化罪犯，試圖讓人正視強調這命題。再從這套認識，於監獄中透過反覆操練、檢查審核、再操練，不只是要矯正犯人，並要 犯人認清自己是個罪犯，是擁有偏差行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矯正自己，監獄、警察都是在「幫助」你做這件事情。也就是說，這套機制中的受力者 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不只告訴罪犯你必須做甚么，還會要求時時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並且如何為自己的這個罪犯身份，懺悔和自我審查。
《性史》
《性史》中譯本《詞與物》
《詞與物》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於1966年，它主要的論點在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徵則是以「人」做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么它也就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這本書的問世使福柯成為一位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但也因為「人之死」的結論而飽受批評。讓•保羅•薩特就曾基於此點批判此書為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壁壘。
參考
艾里蓬 著 《權力與反抗——米歇爾•福柯傳》，謝強 馬月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1997
.劉北成 編著《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2001
http://www.oursci.org/magazine/200206/02060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