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巴威爾·亞歷山大洛維奇·米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Pavel Mif），是米哈依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弗爾圖斯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ортус（Mikhail Alexandrovich Fortus）的筆名，1901年8月3日－1939年9月10日），歷史學家。1901年出生在俄羅斯帝國烏克蘭的赫爾松省一個猶太人家庭。少年時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地方組織赫爾松省的青年工人和學生建立的地下馬克思主義團體。1917年5月，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成為職業革命家。此時，他正讀完赫爾松中學六年級。之後，他在赫爾松辛納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內工作。不久任工人青年團赫爾松市委會主席。1918年自願參加紅軍，被派往察里津前線，後因
米夫1926年11月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全會上，提出了《中國問題提綱》。1927年2月率聯共(布)宣傳家代表團到上海、廣州、武漢等地訪問，同年4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回蘇聯。發表《處於緊急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一文。1928年3月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同時還曾兼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米夫負責行政事務。他在會前不斷散布對中共負責人輕視和不信任的言論。他還指使人放出流言，說毛澤東在井岡山犧牲，準備開追悼會，從而造成惡劣影響。1930年在中山大學內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出版《中國問題》俄語季刊。
1931年1月，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來到上海。在王明等人突然要求召開中共四中全會時，他表示支持。開會時，他操縱選舉，讓王明等人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讓主要權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後一個時期內，他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從而開始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對全黨的統治。他回到蘇聯後，撰寫有關中國革命的書籍和文章。1933年寫了《中國目前政局》、《中國革命危機的新發展》等。1935年參加共產國際七大準備工作。同年被授予經濟學博士學位。1936年著《英勇奮鬥的十五年》。1937年任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院長，仍然領導中國問題研究所的工作
。 1938年，在肅反運動中，他被秘密槍決，時年36歲。1976年平反。
王明的導師
在中國革命史上，曾做過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巴威爾·米夫一直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正是由於他的舉薦和支持，才使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長達4年之久，並由此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慘痛損失。
首次訪華，提攜王明
巴威爾·米夫，1901年8月出生於一個小官吏家庭。15歲時，他開始接受革命理論，並參加了秘密革命組織。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米夫先後奔赴察里津、波蘭等前線作戰。戰爭結束後不久，米夫進入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並確定以遠東革命問題作為自己研究的方向。
1925年，在國共統一戰線的領導下，中國大革命不斷深入發展。不幸的是，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孫中山於3月12日與世長辭。為了紀念孫中山，並為中國大革命培養人才，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決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以“孫中山”命名的學校，即莫斯科中山大學。長期從事東方革命問題研究的米夫有幸被任命為副校長。從此，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為米夫施展政治抱負的舞台，研究和指導中國革命成為他的主要工作。
當時，中山大學學生的政治成分相當複雜，有一些是國民黨要人及其子女，如鄭介民、谷正鼎、鄧文儀、康澤，以及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于右任的女兒於秀芝等，還有一些是共產黨員，如鄧小平、吳玉章、徐特立、葉劍英、楊尚昆、秦邦憲、廖承志、王稼祥、張聞天、王明等。當時為與校長拉狄克作鬥爭，米夫拉攏一部分學生，培養自己的親信。而一心想出人頭地的王明，與米夫一拍即合。於是，每逢米夫講授馬列理論課，王明總是搶先發言，以討好米夫。與王明同桌的莊曉東晚年回憶說:“每逢上列寧主義課，他總爭著第一個發言，看他緊張的面頰青筋暴出，口水四濺。為了避免王明的口水濺到我的臉上，他發言時我只得把臉扭轉一邊，側背而坐。因為我的座位是固定同王明坐在一張桌子邊上的。他的每次發言成了我的災難。好在上其他課，他就不出聲了。為什麼呢？因為列寧主義的主講人是該校副校長米夫。”因流利的俄語和熟記列寧主義的名詞術語，王明深得米夫的歡心，並成為米夫的重點培養對象。
不過，米夫真正器重王明，還是從王明參加旅莫支部的大辯論開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不久，學生中的中共黨員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山大學莫斯科支部”，簡稱“旅莫支部”，負責人是任卓宣。旅莫支部雖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支部負責人錯誤地認為留蘇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回國做實際工作，因而反對黨員研讀馬列理論和學習俄文。米夫對此很不滿。1926年夏，他在學生中挑起了一場莫斯科中山大學黨組織歸誰領導的大爭論。任卓宣等主張歸旅莫支部領導，另一些同學則主張歸中山大學所在的聯共(布)莫斯科的一個區委領導。會議一連開了4天，爭論仍無結果。王明揣摩透米夫的意圖後，一馬當先，與任卓宣展開辯論。最後，王明取得了辯論的勝利，旅莫支部歸莫斯科一個區委領導。此後，王明扶搖直上，當上了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席，從而更有機會接近米夫。
1927年1月，聯共(布)決定派遣他率領蘇聯共產黨宣傳家代表團前往中國。該代表團的任務是受中共中央的委託宣講民眾宣傳和黨的建設工作。這是米夫第一次訪華。米夫受命之後，立即任命王明為貼身翻譯。顯然，這是有意讓王明直接接觸並進入中共領導層。
3月，米夫一行到達廣州，隨後又到上海、武漢等地進行了訪問。當時，正值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米夫親眼目睹了澎湃洶湧的大革命浪潮，興奮不已。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緊急時刻，中國共產黨在武漢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米夫作為聯共(布)代表出席了會議，王明以米夫翻譯的身份列席了會議。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提出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批評陳獨秀犯了右傾錯誤。但對如何分配領導權，大會卻沒有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辦法，陳獨秀依然當選為總書記。會後，米夫意欲讓王明主持中央宣傳工作。陳獨秀不便推辭，就安排王明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
與史達林有分歧的拉狄克不久被解除了中山大學校長職務。這時，米夫帶著王明回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回校後，米夫發現中山大學形成了兩大陣營:以代理校長阿古爾為首的教務派和以支部局書記謝德尼可夫為首的支部派。兩派發生激烈爭論，教務派堅持認為學校的黨務工作搞得一塌糊塗，而支部派則堅持說學校的教務搞得雜亂無章。雙方互不相讓，爭論了7天也沒達成一致。許多不願參加兩派鬥爭的學生被稱為第三勢力。這時，王明向米夫獻上了一個結束爭論的妙計:牢牢掌握第三勢力，利用它來聯合支部派，打擊教務派，從而全面奪取中山大學的權力。米夫依計而行，果然行之有效。在王明的協助下，米夫坐收漁翁之利，不久正式升任中山大學校長，此時，米夫剛滿26歲。而為之出謀劃策的王明則成了他的心腹干將。從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學黨支部局，並逐步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以支部局為核心的王明教條宗派。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銀色別墅”召開。米夫受命參加大會的籌備與組織工作，並參與起草了土地問題、農民問題和組織問題等決議案。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被推薦為大會翻譯科主任。會上，米夫希望中共能提拔王明進入中央領導層，並提議由向忠發擔任黨的總書記。但米夫的圖謀遭到代表們的抵制，扶植王明進入中共中央的企圖再次失敗。會後，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改變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方法。共產國際不再派遣駐華代表，改由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王若飛等組成常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通過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
1929年，聯共(布)中央開展清黨活動。在米夫的指使下，王明乘機對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發起攻擊，指責他們在中山大學的派別鬥爭中是“反黨小組織”的後台。在米夫的活動下，共產國際通過了對中國代表團問題的決議案，錯誤地認為:“代表團的各種錯誤，使代表團在大多數中國學生中喪失了威信……共產國際執委政治委員會有鑒於此，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對於中大派別鬥爭的行動，並請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商定新的成分。”決議宣布後，瞿秋白被解職回國，這為王明的上台進一步鋪平了道路。
坐鎮上海，托起王明
1929年4月，王明回國。中共中央熱情歡迎他，並希望他能在鬥爭中發揮作用。但王明堅持要留在黨中央機關。於是，他被派到上海在黨中央宣傳部工作。
1930年1月，在參加上海工聯會議時，王明被英國巡捕逮捕。被捕後，他十分害怕，竟違反黨的紀律，讓巡捕到中央秘密機關送信，要中央設法保釋他出獄。所幸當時敵人還未弄清他的真實身份，巡捕沒有發現這裡是黨的秘密機關，但王明的這一舉動使黨的秘密機關被迫轉移。此事很快傳到共產國際，米夫托赤色救難會駐上海代表牛蘭花3000元將他營救出獄。事後，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查明真相，認為王明犯了暴露黨的機關的錯誤，並給予他黨內警告處分。
1930年9月，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基本上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並由瞿秋白主持黨的工作。
12月，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突然再次來華。米夫此行意味深長。當時，國民黨已與蘇聯斷交，並四處搜捕蘇聯共產黨人，米夫在此時冒著危險來華，表明了共產國際和米夫支持王明上台的決心。米夫到達上海後，立即單獨召見王明，認真聽取王明的匯報，並面授機宜。此後，在米夫的壓力下，中共中央被迫同意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向忠發主持會議，米夫實際主導了會議。會前，米夫違反黨的紀律，越俎代庖，親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草案)，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擬定了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名單，並圈定了出席會議的代表名單。在會上，王明作了長篇發言，宣揚他會前寫出的《兩條路線》的觀點。他點名批評了李立三和瞿秋白，並提出“對共產國際的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的口號。最後，米夫作了總結髮言，尖銳地批評了李立三、瞿秋白及羅章龍等，說王明是堅決站在國際路線一邊，能把馬列主義理論套用到中國革命實踐中來的革命家。會議最後通過了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實際上批准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綱領。在米夫的授意下，會議改選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結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選，而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躍進入政治局成為委員。名義上向忠發繼任總書記，實際上王明大權獨攬。
米夫來華的目的達到後，8月，他回到了蘇聯。隨之，共產國際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對四中全會和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從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開始了在中共長達4年的統治，並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米夫回國後，撰寫了大量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他先後參加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十三次會議，並擔任過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長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科學院院長。在1937年的肅反運動中，有人揭發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和關押。讓米夫難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王明在他落難之時卻反戈一擊，把他批得體無完膚。
1938年，米夫被秘密處決，終年3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