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講席的講授和討論全部使用英語。Lloyd教授分8講講述了“中國和希臘兩大古代文明比較研究”這一專題系列。具體內容是：第一講，“天文學的目標”，主要討論了中國和希臘天文學家感興趣的天文問題和他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及他們進行天文學研究的目標；第二講，“數學：純粹的和套用的”，重點討論了中國和希臘的數學在探討的問題、推理方式兩方面的差異；第三講，“希臘－羅馬和中國技術：陳詞濫調、體制機構和意識形態”，討論了希臘－羅馬和中國技術的實際進展依賴理論研究的程度，也比較了中國與希臘－羅馬存在的兩大差異；第四講，“動植物研究及其在希臘和中國科學思想中的廣泛意義”，比較了《淮南子》與亞里士多的的動物分類思想和物種概念，並適當插入狄奧弗拉斯圖的植物分類思想，分析了中國和希臘思想家作出的基本假設的相似點；第五講，“疾病和人體的理解”，討論了中國和希臘關於疾病、治療和人體的觀點；第六講，“地理、歷史和知識增長”，討論了中國和希臘的歷史/地理著作中對歷史事件的記錄及其目的和他們的地理觀念與其它有關世界的知識的組織；第七講，“科學的語言”，討論了促進或阻礙希臘和中國科學中專業術語發展的因素，分析了中國和希臘的語言運用對科學的影響；第八講，“科學與社會”，重點考察中國與希臘兩大文明中科學與社會和政治氛圍之間的互動關係。在討論班之外，Lloyd教授還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作了題為“論科學的起源”的主題演講，從文明史中最令人困惑的問題-關於人類認知能力是否存在內在統一性及人類文明多樣性的原因-入手，通過古代巴比倫、中國和希臘人關於天空的認識和研究，試圖對科學的“起源”這一不可能有確定答案的歷史命題展開理論敘述。 從9月7日至26日，每周3次，每次2小時，來自所內外的研究生和青年研究者共40餘人參加了討論班的學習。他們普遍認為，Lloyd教授的這個講席展示了科學史研究的一些新的成果，提供了進行科學史研究的新方法，發掘了科學史研究的新的思想和新的視角，有助於知識面的拓展和知識水平的提高。他們普遍希望今後能有更多的機會參加類似的學習活動。
第二屆“竺可楨科學史講席”2004年秋季舉行，該屆講席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陳方正教授，廣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於重慶，1949年隨家人遷港，1958年赴美深造，先後在哈佛大學(HarvardUniversity)及拔蘭大學(BrandeisUniversity)分別獲物理學學士及物理學博士學位。1966年返港，任教於當時新成立之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並從事理論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學研究。雖然他最初的專業是物理學，但他對人文學科極為關注，研究領域極其廣泛，除了科學以外，還包括比較現代化和中國文化等方面。學術工作包括現代化歷程之比較研究、科技與現代化關係之探討、民族主義理論、科學哲學、科學發展比較史等。1986年起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他與人共同創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在學術界和社會文化界都有極大的影響。
第三屆於2005年2月24日開課，課程名稱： 科學革命：從哥白尼到牛頓，1450-1700。本課程講席教授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道本周教授（Professor Joseph Dauben）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孫小淳研究員。
課程安排
S1
科學革命導論
Thur,Feb.24,9:00
S2
科學革命前奏：社會與制度背景
Sat,Feb26,9:00
S3
哥白尼與科學革命的起源
Thur,March3,9:00
S4
克卜勒：革命開始
Sat,March5,9:00
S5
伽利略：科學革命中的理論與實踐
Thur,March10,9:00
S6
新方法：培根和笛卡爾
Sat,March12,9:00
S7
宗教與科學革命：默頓命題
Thur,March17,9:00
S8
數學與科學革命
Sat,March19,9:00
學生課程論文調研
March20-April20
S9
維薩留斯、哈維及血液循環的發現
Thur,April21,9:00
S10
英國與大陸科學：波義耳、原子論和唯物論主要人物
Sat,April23,9:00
S11
牛頓：《原理》
Thur,April28,9:00
S12
牛頓：《光學》
Sat,April30,9:00
S13
牛頓與萊布尼茲：科學論爭雙雄
Thur,May12,9:00
S14
科學革命對18世紀啟蒙運動的影響
Sat,May14,9:00
S15
對科學革命的對立解釋
Thur,May19,9:00
S16
學生報告課程論文和總結討論
Sat,May21,9:00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辦、北京大學哲學系協辦的2009年“竺可楨科學史講席”於2009年4月13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學舉行。
席文教授此次講座的主題為科學史方法論。講座共分為6次。前5次的主題分別是：科學史發生著什麼變化、運用社會學與人類學方法、運用通俗文化研究方法、運用比較方法、運用“文化簇”概念。第6次是科學史方法的討論。
在第一講“科學史發生著什麼變化”中，席文認為，當今的科學史與醫學史在研究問題、研究方法上的差異已不像以往那么明顯。自20世紀50年代科學史職業化以來，科學史的研究問題經歷了從內史到外史的轉向，科學史研究進路（approach）也從傳統的文獻學、考證方法逐漸擴展到採用社會學、人類學的新視角和新概念工具，並產生出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有必要擴展中國科學史的研究範圍。
在第二講“運用社會學與人類學方法”中，他介紹了如何運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進路進行科學史研究。席文認為，人類學和社會學提供了大量精細的概念工具與方法，有助於研究很多與科學史相關的文化問題。例如將人類學套用於醫學史中，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疾病的體驗、病症命名與分類、療效的象徵與儀式作用等；從身體反應、技術反應與意義反應這三類治療手段理解醫學的技術價值和符號價值；採取社會學的方法分析不同社會下醫生的權威性之差異，以及不同時代對疾病的定義與命名等。
在第三講“運用通俗文化研究方法”中，席文指出，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是科學史、技術史和醫學史中重要的研究領域。他探討了如何在醫學史中運用醫學人類學和醫學社會學的工具來考察通俗文化。席文運用這一思路細緻對比了中國古代官方精英醫學與民間大眾醫學對於身體與疾病關係在理解上的差異，並舉例說明了疾病療法不僅影響身心，甚至會影響人的社會關係。這些富有啟發性的嘗試再次說明了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對於理解中國古代科技與社會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在第四講“運用比較方法”中，席文強調比較（comparison）方法是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大量優秀的史學工作實際上是比較同一文化中處於不同時段或地區的思想或習俗。在比較不同文化的情形下，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的合作至關重要。席文進一步列舉了一些比較方法的套用實例，如“自然”和“body”在中西文化中的含義差異、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與日本對天文學和醫學作用認識上的差異、中國與西方對使用蒸汽動力與鐵路建造上的認識差異等，展現了廣泛深入的比較研究法在科學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第五講“運用‘文化簇’概念”中，席文認為，學科的專門化會導致史學家的視野過於狹窄，作為整體的歷史被區分為前台和背景，僅用智識因素或社會關係來解釋許多問題。而“文化簇”（cultural manifolds）這樣的概念工具可以打破內外史的界限，從文化的多個維度（如思想、社會關係、經濟、宗教、政治、親屬等）考察歷史。並且，該概念還可以被廣泛地套用到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席文進一步採用“文化簇”概念工具分析了元朝伊斯蘭曆法對漢人欽天監影響甚微的原因，認為是忽必烈出於政治原因有意阻隔了各民族天文知識的交流。他還考察了南北宋“博學之士”關注焦點變化的社會和政治原因。最後就“李約瑟問題”的合法性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不二臣”現象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第六講“科學史方法的討論”中，席文教授與參與的學者學生們就科學史教學、科學史選題、一些名詞譯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來自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科技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機構和高校的學者、學生百餘人參加了系列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