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竹下登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1924年2月26日出生於日本島根縣掛合村一個縣議員家庭，其父竹下勇造是竹下家的倒插門女婿。他們長期經營釀酒行業，家庭經濟尚屬小康之家。他的父親還當過“莊頭”（相當於村長）。竹下登的父母希望兒子能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特別是他母親，對兒子管教嚴格，要他勤奮刻苦，認真學習，不準出現半點怠慢情緒。同時要他遵守“任何時候不要讓他人生氣”的做人道理。竹下登雖然後來蜚聲政壇，可是小時候的他卻十分一般，一些舞文弄墨的文人曾想發掘他小時候的種種驚人事跡，結果卻無從尋覓，不過其母親的待人格言倒使兒子恪守了幾十年。
竹下登在讀國中時就離開父母住在學校里。他難以忍受孤獨和寂寞，讀書成績又極一般，表明其天資不屬聰穎之列。他為了消磨時光，白天一有空閒就練習柔道，直到精疲力盡方才罷休。晚上，他不讀正課書籍，廣泛閱讀小說，對小說中描繪的農村風土人情和各式人物倍感親切，為此能把許多精彩段落背下來，幾十年以後仍然記憶猶新。由於竹下登把許多時間沒有花在正課上，致使中學的主要課程成績平平，國中畢業時沒有能考上縣裡的重點中學。
竹下登的父母決心要把兒子培養成為一名大學生，把他送到京都早稻田大學舉辦的一所私立補習學校，竹下登頗感難堪。但是竹下登後來感到沒有考上重點高中倒是一件大好事，因為，如果考上重點高中則必然會學習理工科，而從私立學校補習班畢業能上早稻田大學，這樣就必然學習人文科學，這是從政的基礎。同時，早稻田大學是培養政治家的搖籃，為他後來從政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事實上，竹下登也的確是從早稻田大學開始步入政治舞台的。
1942年，竹下登考進早稻田大學。這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同美國處於交戰之中。4月17日，美國對日本東京空襲，他第一次看到了前來轟炸的美軍飛機。轟炸使東京血肉橫飛，硝煙瀰漫，百姓驚恐萬狀。這是日本帝國自發動侵略戰爭以來首次遭到襲擊，帝國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被打破了。竹下登說，對此終生難忘。
日本侵略戰爭的受阻和失敗，需要更多的青年去前線當炮灰。1944年8月15日，竹下登應徵入伍。先後到熊谷航空兵學校、長野縣野邊山分教所、東京調節飛行隊、伊那分教所、所澤陸軍航空後勤學校、東京少年飛行學校等6個地方服役，他從一名士兵做到了教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竹下登結束了軍營生活，踏上了返歸故里之途。他腦子裡裝滿了戰爭給日本帶來的悲慘情景，深感前途渺茫。當他回到老家時，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災，田野和村莊全被大水吞噬，老百姓都處在極其困難的境地，靠吃草根、樹皮度日。竹下登這時暗暗下定決心，要用自己的雙手重建荒廢不堪的山河。
竹下登回到家鄉沒有多久，日本臨時政府發出通知，凡戰前是學生入伍的都可以申請復學。竹下登接到通知後，毫不猶豫地重返早稻田大學，改學商學。竹下登進入商學系的主要原因，是想畢業後繼承祖傳的釀酒業。但是，竹下登真正的奮鬥目標還是躋身於政治舞台。說來也湊巧，當時任眾議員的小川豐次與竹下登同住在一座公寓裡，不久他們便成了好朋友。這為竹下登了解政界的種種內幕提供了條件，實際上這是他步入政界的起點
1947年竹下登大學畢業後，回家鄉任中學英語和社會學科教師，並當選為飯石郡農地委員會委員，加上他領導飯石郡的復員軍人進行各種政治活動，從而又當選為飯石郡青年團長。這樣，他在全郡聞名遐爾。
仕途
1951年，竹下登決心競選縣眾議員。當時的競爭對手是縣裡的現任議員勝部幸一，所以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對競選給予竹下登最大鼓勵和支持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直子。竹下登這時深感內疚，因為他與第一個妻子結婚是在他入伍之前匆匆忙忙進行的，兩人度過了新婚之夜後，他就上了前線。所以說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但是正在他服役期間，一次美軍飛機空襲，他的妻子在野外幹活，不幸遭到飛機上的機槍掃射，身中數彈，命歸西天。竹下登接到妻子遭到不幸的噩耗後，本應盡丈夫的職責，回家奔喪，可軍法規定：戰爭期間，一切現役軍人不準以任何理由離開軍營。竹下登雖痛心萬分，只能把眼淚咽下肚裡。
戰爭結束後，他遇到了他的大學同窗好友，年輕漂亮的直子。直子在大學期間就對竹下登有好感，她對竹下登的遭遇深感同情，她安慰他，鼓勵他。直子忠誠，溫順，她給竹下登帶來了希望。不久，他們就發展成戀人並很快結婚了。直子在強大的政治鏇風中，不畏艱難困苦，四處奔走，為丈夫競選寫信、發表
演說，與選民交談。只要為竹下登幹事，她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勁。由於夫婦倆的誠懇和頑強表現，終於贏得了選民們的好感，當選為縣眾議員，從此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從1951年起曾連續7年擔任島根縣議會議員。1958年起連續11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63年任池田內閣通產省政務次官，在黨內屬於佐藤派，視佐藤為政治之師。是佐藤教會他在政壇上取得成功的許多訣竅和看家本領，同時也是他長期信守忍耐和等待時機的處世哲學的結果。1964年佐藤榮作上台後任內閣官房副長官。1966年任國會對策副委員長。1971年7月佐藤改組內閣後竹下首次進入內閣，任官房長官、1972年支持田中角榮競選總裁，成為田中派重要骨幹，田中內閣時任自民黨第一副幹事長，1974年改組內閣時再任官房長官。1976年1月任三木武夫內閣建設大臣。1978年末大平正芳上台後任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1979年11月任大藏大臣，因推行緊縮財政而頗受好評。1982年在中曾根康弘內閣繼續當大藏相。1986年7月任自民黨幹事長。由於長期不滿田中限制其出馬競選總裁，1985年初揭竿而起成立創政會，擁有40多名議員，並趁同年2月田中病倒之機，加緊擴展自身勢力，1986年7月，日本國會參眾兩院選舉中，自民黨有141人當選，在國會中處於絕對的優勢。他在1987年7月正式成立竹下派經世會，屬性有原田中派113人，一舉形成黨內最大派系。
竹下登長期從事黨務和政務，堪稱熟諳政治的行家老手，善於折衷斡鏇，素有“調整性”政治家之美稱。加上他與財界關係甚密，所以又有經濟後盾。1987年5月，竹下登擔任自民黨幹事長時，為此舉行過一次政治性招待會，用賣招待卷籌資會議費的辦法，一下子得到20億日元的款項，這充分顯示了他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但是後來實踐證明，這次後援組織的經費來源，並非來自正當渠道，而是屬於受賄之舉，甚至由此而使他不得不揮淚告別政壇。
首相
1987年中曾根首相任期將滿，加上輿論界不斷揭露其有受賄嫌疑和桃色事端，中曾根打算隱退。他為自民黨繼續執掌政權和避免黨的分裂，指定黨內最具實力的竹下登為自民黨第12任總裁。同時也把提攜竹下登大藏大臣作為跟隨他多年的回報。中曾根的這些考慮和決定也正符合自民黨內大多數人的願望。所以，竹下登在自民黨內通過出任總裁，又經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他成為日本政府第74任首相。1987年11月，竹下登正式上任，並受國會之命組閣。竹下登終於登上了首相寶座，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
人事
竹下登上台後，奉行一套所謂竹下政治。首先他重視人際關係，認為人際關係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政權的穩固。他提出“責任自己承擔，功勞給予別人”的照顧原則。這意味著優先的政治價值似乎不是信念和原則的始終一貫，而是與夥伴的交際和合作是高於一切的。其次是控制官僚們。他十分器重竹下派在各省廳的人士，他們都是各省廳決策的實權人物，同時他們與社會各界又有著密切的、廣泛的聯繫，顯然這種廣泛的統治基礎是使政權穩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最後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國會之子。竹下登說：“總理大臣是由國會指名的，因此，國會對我來說如同主人。尊重主人所說的話是理所當然的，”這番話的真實用心是使執政黨和在野黨雙方都能保全面子的情況下來解決問題。此外，竹下登還用“人人皆朋友”的口號來加強他的聯繫網路，這是以其母校早稻田大學的校友為核心的一個關係網，由此去聯繫財界和各界的實力人物，他就像是一個大型蜘蛛網中的大蜘蛛，始終處於權力的中心，操縱著日本的上上下下。
不過他要使各界的利益絕對平均是難以做到的，竹下派內部由於少數人沒有能得到企望的職位而牢騷滿腹，在野黨更不用說，因此對這位“娃娃臉”首相始終不會用敬畏的口吻稱其為“老頭子”。正因為這樣，竹下登要想長期坐穩首相這把交椅實際上是十分困難的，一旦出現政治颱風，竹下首相的政治大廈難免就會動搖倒塌和崩潰。
內政
竹下登長期擔任黨務及內閣財經要職，過去很少發表系統的內外主張。他上台後推行的內外政策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從效仿、承襲逐漸顯露“竹下色彩”；二是姿態柔和，給人以“鴿派印象”。
在內政方面，他表示將繼續推行中曾根內閣的“稅制、行政、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剎住了中曾根時代高騰不已的地價，一舉解決了長期懸而未決的稅制改革。於1989年4月開始實施消費稅，經濟上堅持落實外向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的方針。並推行振興地方經濟的《日本列島故鄉論》，強調把日本建成美好而充滿活力的家園。他的使國民物質豐富、精神充實、樂趣倍增的構想，主要是從田中角榮的《日本列島改造論》及大平正芳的《田園城市計畫》為基礎而發展的。制定土地政策；建立健全而靈活的財政制度，充實社會資本投資，以保持經濟成長；進行稅制改革。
對防衛問題，他主張貫徹專守防衛、非核三原則及文官控制制度，不做威脅他國的軍事大國。1988年2月22日，他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強調，不做軍事大國是日本的國策，並在訪問朝鮮和中國時重申這一原則。與此同時，他強調，堅持日美安保體制和綜合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遵循防衛費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的規定，從質的方面提高防衛力量。輿論認為，竹下內閣不像中曾根內閣那樣鋒芒畢露，給人以鴿派印象。
外交
多對外政策方面，他表示將繼承中曾根路線，並起用中曾根派的字野宗佑為外相，特請中曾根籌建“高水平”的和平戰略研究機構，為其外交政策出謀劃策。但從他上台後提出的外交政策，以及展開頻繁的出訪活動看，逐漸突現出與中曾根有別的竹下色彩。首先強調推行和平與誠實的外交。竹下登在《創造向世界開放的文化、經濟國家》一文及施政演說中說，要立足於世界，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為世界做出貢獻，形成多邊而開放的市場，使日本的發展寓於世界繁榮之中。
其次是，他主張以日美友好為基軸，加強與自由世界的連帶關係。他強調為確保日本的安全和繁榮，為亞太地區的安全，乃至解決世界範圍諸問題，都必須與美國緊密合作。他把緩和當時日趨緊張的日美經濟關係作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務。首先致力於解決日美經濟摩擦，特別是緩和因“半導體事件”“東芝事件”而趨於緊張的日美關係，先後兩次訪美，就開放市場，縮小貿易黑字，調整產業結構以及全球戰略分擔責任問題同里根、老布希總統舉行會談，因而上台後根據美國的“要求”，為美國挑擔子：一是出席東協首腦會議和訪問菲律賓，許諾為創設“東協、日本開發基金”3年內提供20億美元；為協助阿基諾政府穩定政局，決定提供800億日元貸款及用於修路的140億特別日元貸款。二是1988年1月訪問美國，並作出了一系列許諾：修改旨在增加駐日美軍經費的特別協定。關於向美國開放12種農產品市場問題，原則上接受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建議。同意美企業參加特定公共事業等。三是1988年2月25日赴南韓，參加盧泰愚的總統就職儀式，並與盧泰愚舉行了會談。就增進雙方的合作關係，共同促進漢城奧運會的順利召開、成立21世紀委員會構想，貿易逆差等問題交換了意見。特別是，對盧泰愚要求為其與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改善關係“搭橋”問題，竹下表示了想積極起中間人作用的熱情。
第三、重視亞洲政策。1982年竹下曾強調“亞洲重點主義”為其一貫主張，日本應在亞洲發揮巨大作用。竹下登上台後強調，在以日美協調為基軸的同時，加強與亞太國家的關係，特別是以增進與韓國、中國、東協等鄰國的關係為主要課題，積極進行經濟合作。他說日本的“故鄉”基點是亞洲。將來，亞太地區國家的政府首腦以平等的地位齊聚一堂，舉行太平洋國家首腦會議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四、對蘇強調一貫的基本方針是，解決北方領土問題而後締結和約，建立真正相互理解為基礎的穩定關係，並繼續根據這一方針，努力打開日蘇關係僵局，樹立友好睦鄰關係。
竹下登第五、竹下登的對華態度具有適應形勢變化的特點。從歷史上看，他曾追隨“敵視中國”的佐藤榮作派，但在田中角榮勢力上升，發展中日關係已是大勢所趨時，他加入了田中派，並積極支持田中恢復中日邦交的方針。此後，他3次參加自民黨及政府代表團訪華。在中日經濟合作問題上，竹下內閣態度較積極。1988年宣布提供第三次日元貸款，總數達8100億日元。然而，竹下在中日之間的敏感問題上，態度不夠明朗。例如，關於侵華戰爭問題，他說：“對戰爭本身，我想因理解不同而有種種評價，有的認為是侵略戰爭，有的認為是偶發事件。”又如關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表示不管以正式還是非正式身分，都不出席該神社將於1988年4月舉行的春季例行大祭。對沿襲前首相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的正式參拜問題，表示將視中國的反應和國內的動向再做最後決定。但他解釋參加“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的動機時，他說是以樸素的感情，去追悼戰死者及祈禱和平。再如對光華寮問題，1987年10月，他在自民黨右翼政客組織“國家基本問題同志會”召開的會議上說：“日中聯合聲明是日中關係的根本，”但不論對光華寅或對防衛費突破1%的問題，日本都要採取該說的就說，求得對方諒解的態度。”他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3次表態，均反覆強調“三權分立”，謀求“中方理解”，由雙方努力解決等主張。
1988年春天，內閣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發表了日本“不曾侵略中國”，“蘆溝橋事件是偶然的”等歪曲歷史的談話，竹下對此並不以為然。中國政府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要日本政府對奧野的言論作出明確的回答。竹下首相為此召集多次國會會議，在會上他對此事既不肯談他對侵略定義的見解，也不肯觸及天皇的戰爭罪責。中國政府嚴正指出：日本政府對奧野的言論和行為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將會直接損害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造成不良後果。日本國民對政府不珍視日中友誼的言論表示不滿。竹下首相自感無言以答。5月13日，國土廳長官奧野在國內外雙重輿論的壓力下向首相提出辭呈，竹下雖留戀舊情，但也不得不同意奧野辭職，任命早稻田大學同窗學友海英勇接任。
奧野的辭職使政府的基礎受到了一定損傷。竹下登首相自奧野辭職後，竭力設法挽回不良影響。正當他企圖鞏固政權，欲展宏圖之際，1988年爆發了日本產業公司“里庫路特公司”賄賂政界、財界和新聞界的特大賄賂案。這一醜聞使竹下登從高山之巔掉進了萬丈深淵。
辭職
竹下登由於執政期間裡庫路特事件給自民黨帶來的信任危機，強行引進消費稅引起國民的普遍不滿和屈服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力，制定農產品進口自由化政策而很大程度上失去長期以來保守地盤的農村選民，內閣在任期支持率暴跌至危險線的20%以下，導致1989年5月25日辭去總裁和首相職務，指定宇野宗佑繼任。當天，東京地方檢察當局表示，對“利案”的追查將不受首相辭職的影響。26日，竹下的前秘書青木伊平自殺身亡。青木是竹下的親信，主管竹下派財政大權，利庫路特公司向竹下方面捐款或借款都由他經辦。 7月23日，日本舉行了每隔3年一次的參院選舉，廣大國民迎來了利用手中的投票權回敬執政黨的機會。不出人們所料，在這次選舉中，社會黨旗開得勝，執政的自民黨慘遭失敗。選舉結果，自民黨30多年來在參院一直占據過半數席位的優勢沒有了，社會黨等在野黨席位的總數超過了自民黨。
參院選舉結果給政局帶來了動盪，6月2日剛剛取代竹下上台的字野宗佑首相，因自民黨在選舉中失利而引咎辭職，字野政權僅存兩個月就不打自倒。風雨交加的自民黨政權又不得不“換馬”，由自民黨內小派首領海部俊樹出任新首相，這是1989年第3個自民黨政權。1989年在日本是改朝換代的年份，裕仁天皇過世，明仁天皇繼位，年號由昭和改為平成、不幸，這個平成元年竟成了多事之秋，民怨沸騰，政局動盪，執政的自民黨受到衝擊和重創。 由於竹下派仍為黨內最大派系，所以他對政局仍然有很大影響力。 他興趣廣泛，擅長柔道，喜打高爾夫球，愛好音樂、戲劇和繪畫。著有《走我的路》、《美麗的國家——日本》等書。
消失
隱退
竹下登2000年4月，日本前首相、自民黨元老、小淵惠三派的幕後“老闆”、眾議院議員竹下登因疾病纏身，正式決定引退，不再參加將要舉行的全國大選。 竹下登從4月開始，因患有脊椎病而住院治療；一年來，竹下登就再也沒有參加過日常政治活動。4月2日，竹下登的得意門生前首相小淵惠三因過度操勞而病倒，目前還處於昏迷狀態，這對年事已高、疾病纏身的竹下登無疑又是一個沉重打擊，竹下退出政壇的想法也越來越趨于堅定。
小淵的突然病倒，給了小淵派一個措手不及。作為自民黨內第一大派，小淵派苦於沒有可以替代小淵首相的人物，不得不委曲求全，同意森喜朗接替小淵出任新總裁，繼而出任新首相。這次竹下登突然提出要“金盆洗手”，更是引發了小淵派的一片混亂。
竹下登有意退出政壇的訊息傳出後，他的競選後援——支持竹下的日本經濟界人士、竹下的選舉事務所、支持竹下的民眾代表及竹下的身邊人員都紛紛勸竹下不要引退，並表示各方現在已經做好了竹下在醫院參選的準備工作。18日晚，小淵派頭面人物、官房長官青木乾雄，小淵派會長綿貫民輔和會長代理村岡兼造等，就竹下登引退及今後小淵派可能面臨的問題進行了協商。
由於竹下登去意已決，其後繼人選問題自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6日，自民黨幹事長野中廣務與前自治大臣西田司交換了意見。經過緊張的討論，竹下登的弟弟、現竹下的秘書53歲的竹下亘已被內定為竹下登的接班人。討論中，也有人主張由竹下的前秘書、現官房長官青木接替竹下的地盤參選。對此，青木在1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自己將盡全力完成參院的任期，正式表明無意退出參院。
“屋漏偏逢連陰雨”。小淵惠三突然病倒、大選日期迫近、竹下登在此關鍵時刻又決意引退，小淵派內一時群龍無首。由於小淵派內的綿貫、村岡等與野中、西田間矛盾重重，雙方為爭奪派內主導權將展開一場激烈的“鬥爭”。
逝世
台北時間2000年6月19日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朱鎔基19日向日本前首相竹下登的夫人發去唁電，對竹下登逝世表示哀悼，並對竹下生前為推動中日關係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給予積極評價。
竹下登1924生於日本島根縣。早稻田大學商學部畢業。1958年以來11次當選為眾議員，歷任自民黨青年局長、副幹事長、幹事長。在歷屆內閣中先後任官房副長官、長官，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建設、大藏大臣，1985年2月任田中派政策研究會“創政會”會長，1987年正式成立竹下派，同年10月任自民黨總裁，11月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並組閣。
竹下登執政期間推行積極財政方針，強化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刺激公共事業投資；對外仍以日美協調為基軸，提高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加強中日文化交流和經濟合作。1988年6月利庫路特賄賂案事發。次年3月《朝日新聞》揭露該公司曾為任幹事長的竹下登購買2千萬日元的宴會券。在社會輿論和在野黨的壓力下，4月竹下登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交代與利庫路特公司的關係並決定辭職。1989年4月25日，竹下登在總理大臣官邸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辭職。
親屬
竹下登父親竹下勇造（政治家）異母弟弟竹下亘（政治家）
前妻竹下政江
妻子竹下直子（島根縣銀行職員遠藤舍次郎之女）
長女竹下一子（山梨縣政治家金丸康信妻子，康信的父親金丸信是竹下的盟友，黑金政治大佬）
次女竹下まる子(內藤武宣妻子，DAIGO和影木榮貴的媽媽）
三女竹下公子（竹中工務店竹中祐二妻子）
外孫內藤大湖(DAIGO)
外孫媳北川景子（演員、模特）
外孫女內藤榮子（影木榮貴）
活動
中日關係
竹下登自1972年以來曾4次訪問中國。他多年來重視發展日中友好關係，並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
竹下登1988年8月25日，竹下登首相訪華，承諾向中國提供第三批政府貸款。1988年8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竹下登。鄧小平說：我昨天晚上特意從北戴河回來歡迎你，希望我們之間能夠建立起不低于田中、大平時代的新關係。我講田中、大平時代的關係，主要指相互信任。發展兩國關係，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
8月30日日本首相竹登一行結束了對中國的正式訪問，下午乘專機離滬回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竹下登回國前通過電話委託陪同團團長、文化部部長王蒙向他轉達了問候。李鵬說，竹下登這次對中國的訪問“十分成功”，“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和友誼，必將為進一步發展中日友好合作起到重要的作用”。李鵬說，他得知竹下首相在西安發表了友好的、內容豐富的演講，他對此表示感謝。李鵬和他的夫人向竹下和夫人再次致以親切問候。李鵬說，他期待著明年春光明媚的時節在東京同竹下再次見面。竹下對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他的熱情招待、對李鵬的問候表示感謝。日本貴賓是在王蒙陪同下今天上午乘專機從西安抵達這裡的。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2月24日，錢其琛外長以楊尚昆主席特使身份出席裕仁天皇葬禮。
竹下登1989年4月12日，中國李鵬總理訪日。明仁天皇在會見時談到中日間不幸歷史時，第一次以“表示遺憾”這種表達方式向中國道歉。198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伊東正義。鄧小平在會見時說，中日友好十分重要，友好對兩國人民有利。不管國際上有什麼變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國國內有什麼變化，中日友好不能變，也不會變。
2000年6月19日因病在東京去世，享年76歲。
西安演講
西安演講辭
(1996年9月4日下午)
日本國會眾議員、前首相竹下登
各位朋友：
竹下登今天，在同我有40年之交的吳學謙先生為首的眾多中國老朋友出席之下，我有機會與我所尊敬的世界著名領導人一道，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辦的論壇上，就展望21世紀的亞洲發表意見，首先表示由衷的感謝。
7年前，我辭去日本的總理之後，擔任了由日本大藏省主持的政、官、財首腦一級人物組成的研究會會長的職務。這一研究會的首任會長是日中邦交正常化時的外務大臣，後擔任總理大臣並於16年前逝世的大平正芳先生。
我所擔任會長的研究會叫做“亞洲太平洋研究會”。大家對研討面向21世紀的亞太地區均無疑義，並踴躍參與。經過多次討論後，產生了以下的疑問：
歐洲將在現在歐盟（EU）的基礎上，在21世紀最終成為包括中、東歐的大歐盟。這是完全可能的。
在美洲，南北美洲也有可能以某種形式結成共同體。現在已有北美自由貿易區，在此基礎上，形成含括南北的一個大共同體，可能是一個趨勢。
那么，亞洲將以何種姿態出現?在歐美的地區性統一之傾向的影響下，亞洲會不會走地區一體化的道路?如果那樣的話，它將採取什麼形式呢?
在此，我想回顧研究會的討論情況，並占用各位的寶貴時間，介紹一下我對這些問題的想法。21世紀是“亞洲的時代”
21世紀被稱作是“亞洲的時代”。亞洲已成為當今世界增長中心的一翼。回顧20年來的情況，亞洲的貿易、投資飛速發展，取得了其他地區所無法比擬的高速增長，並以此為自豪。亞洲的市場價值正在擴大，區域內貿易也在增長，並進一步吸引著直接投資。這一良性循環推動著亞洲整體的經濟發展。
什麼使這一飛速發展變為可能?其一，無論如何，應該說是和平。越戰已經結束、高棉爭端也已解決，可以學亞洲已經沒有大的爭端。東協與印支的對立結構消失，東協五國將要擴大為包括印支和緬甸的東協十國。
支持著這一和平的是地區整體的政治穩定。各國雖簽面臨各自國內的諸多問題，但總體上講，政治是穩定的。這無疑為追求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豐富多樣的亞洲上述亞洲的一大特徵就是其“多樣性”。比如人口問警：既有12億人印中國，也有30萬人的汶萊。從文化夸籮可以分為印度文化圈和中國文化圈，在此之間還存套莖挈警葉般的無數的文化，沒有具有像歐洲那樣共同遺產的希臘、羅馬文化。在宗教上，可以想起來的就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基督教及阿明尼烏主義，與只有基督教的歐美形成鮮明對比。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既有達到高技術水平的日本，也有追趕日本的韓國、東協各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飛速發展已經引起了世界的矚目。在東協國家中，有人均GNP已超過2萬美元的新加坡，也有僅是其百分之一，即200美元的越南，更有如孟加拉、緬甸等極貧困國。
如上所述，亞洲的情況非常複雜。在走向歐洲統一漫長道路的背後，可以發現其文化基礎、經濟發展程度、政治制度的均同性、類似性，即基本價值的共有，而在亞洲沒有。
僅此一項，要想把亞洲統一成一個地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21世紀，在亞洲也很難出現像歐盟那樣簽定條約，制定各國的權利義務，井然有序地邁向一體化的過程。APEC與地區一體化
那么說亞洲各國只能各自前進，不能以某種地區集團的形式向世界傳送亞洲的聲音了嗎?我認為是可以的。事實上亞洲正在保持其多樣性的同時，在共存中以與歐洲一體化不同的進程，加強與太平洋地區各國的合作協調，探索著在共同基礎之上的發展途徑。
我認為將其具體化的不正是APEC嗎?
我在前面也談到，亞洲作為世界增長的中心，正以驚人的勢頭進行著人員、物品的流動與交流。經濟活動歸根結底是每一個能量的積累。最近，這種儘可能使民間每一個活力、生機能更自由、更充分發揮的“自由化、開放化”的思維在開發中國家進二步增強。不僅在東協，即使在中國、越南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開始逐漸確立。說亞洲的特色就在於此也不過份。
我認為可以說APEC確立了自由化、開放化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原則。
3年前的西雅圖會議提出了亞太地區18個國家與地區以“共同體”為目標集結起來的構想，這是一個宏大的夢想。
第二年的茂物會議給予了這夢想以目標。即已開發國家在2010年前，開發中國家在2020年前實現商品、資本與服務的自由化。
於是，在去年的大阪會議上，為這一目標制定了具體框架，使APEC由“展望”階段進入到了“行動”階段。今後，這一框架將向2010年、2020年推進。因此，可以說在太平洋合作的歷史中，大阪會議是一個大的里程碑，是面向未來跳躍的跳台。“協調、自主行動"的APEC精神
但是，大阪會議在構築具體框架時，經過了好幾個難關。這也正是同亞洲的多樣性密切相關的。。因為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既有強產業國，也有弱產業國。因此，即使強調自由化、開放化，仍有不願束縛於整體行動的限制、希望自由行動的聲音。但同時也有人認為，各國各自採取行動與自由化的潮流相悖，為此應採取統一行動。
經過以上激烈爭論後，APEC採取了在大方向上將毫無疑問地向著自由化邁進，但在具體問題上由各國自己制定各自的日程和行動計畫，並向內外承諾加以實施這一全新的辦法。
這就是可以稱之為“協調、自主行動”的貫穿APEC會議的一個重要精神。
“協調”和“自主”宛如兩個意義相反的概念，但實際上兩者是密不可分的。沒有自主的活力，自由化和開放化就得不到發展。應儘量發揮每_二能量的作用，促進和刺激既存的自主行動向前發展。
但是，如果單純強調自主，作為地區整體大潮流的自由化將得不到發展。並不是各國隨意進行就可以了。按照地區整體這一共同體的方向相互協調發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在這一意義上，兩者是一體的。我似乎感到從中可以看到亞洲在多樣性前提下，朝著同一方向前進的新行動方式。亞洲地區一體化的原型
亞洲的一些國家今後會成熟起來，變成發達工業化國家，然後進入慢增長期，而追趕這些國家的另一些國家將會進入高速增長期。如此，在亞洲地區各種各樣的發展階段還會繼續存在下去。一方面，它們之間會有激烈的競爭關係，同時在同一區域也會出現所謂的“畢業國”支援“未畢業國”的“南南合作”的現象，產生一種牢固的相互依存的關係。各國相互兼有對抗意識和夥伴意識，使得地區整體繼續得到充滿活力的發展，並不斷刺激和領導世界經濟的增長。我想，21世紀亞洲地區經濟合作的原型將會是E述局面。在安全保障領域的新進展
毋需諱言，在將這種亞洲式的經濟合作放在長期視野內考慮時，尤其重要的是應該維持這一地區的長期穩定與和平。
正如開頭所言，亞洲現在已從各種糾紛中擺脫出來，享有一定的和平。但是，越戰結束只有20年，高棉問題也只是5年前才得以解決，而且，還不能說糾紛的火種已經完全掃除乾淨。
因此，設法把現在的和平永遠保持下去，儘早除盡糾紛的火種，使任何問題都能以和平手段解決，應該說是追求經濟發展、國強民富的亞洲地區各國的共同願望。而要做到這一點，只能依賴於相互信任。沒有相互的信任關係，就不可能有穩定的鄰邦關係。相互不信任產生猜疑心，猜疑心引起惡意。我們在祝願亞洲繁榮的同時，必須與這種內心活動作鬥爭。
我剛才談到了亞洲的多樣性，安全保障的情況也是同樣的。在歐洲，冷戰結束前就有東西兩陣營討論增進信任措施的場所，而且有很長的歷史。其背景雖有東西軍事對峙的情況，但我想同時也許還同歐洲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共同的文化、歷史有關。
在亞洲則沒有這樣的條件，亞洲的情況相當複雜。
但是兩年前出現了東協地區論壇這個組織，不久前召開了第三次會議，並在部長級會議討論了地區內安全保障問題，其中也就建立信任關係問題進行了對話。
當然，有人會說這還處在幼兒階段，也有人說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但在戰後SO年，亞洲也出現了討論建立信任措施的場所，確實是意義深遠，特別不能忘記的是今天這次會議的東道主中國在東協地區論壇上就增進信任關係發揮著積極的領導作用。雖不應與經濟一體化的潮流相比較，但從長遠的眼光來看，誰也不能否認這個論壇卓有成效的討論有可能對營造亞洲安全保障秩序產生影響。
結束語
以上，就亞洲地區一體化的最新動向和未來的方向闡述了我的想法。
在結束我的講話之時，我想再次強調：亞洲地區應該面向21世紀，在牢固的和平環境下實現更大的飛躍，發揮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作用。為此，亞洲各國應該不僅以善意和協調的精神對待對方，與歐美之間也應該以長遠的目光釀造密切合作的關係。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