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唐代狄仁傑貶彭澤令,邑人為立生祠,遷魏州,州人又為立祠;呂諲治荊州有惠愛,荊人構生祠,湮沒,民又以錢十萬徒的祠於府西。宋代,李谷入相,淮陽民數千詣闕,請立有德政於民,因而民為之立生祠,以頌其功德,為後來者之典型。至明天啟間,宦官魏忠賢擅政,權傾一時,生祠遍於各地,則是諂媚者或懾於其勢焰者所為。清初大戲劇家李玉所作《清忠譜》,於閹黨之建生祠、蘇州人民之反抗,均有生動的刻劃。明代時,滕縣百姓為紀念在當地為官清廉而即將去燕京赴任的趙邦清,為他修建了生祠,“黃童白叟,羅而拜之”。
明熹宗天啟年間,權閹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擅自把持朝政,權傾天下,許多諂媚者抑或是畏懼其氣焰者,為他立生祠。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國子監生陸萬齡上書,稱魏忠賢可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為“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天啟七年四月,袁崇煥與兵部尚書閻鳴泰上奏,稱頌魏忠賢的功德,並要求在寧遠、前屯兩地為魏忠賢修建生祠。其後,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且“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黃運泰造生祠迎塑像時,“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顧炎武曾感嘆:“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
出處
參閱清趙翼《陔余叢考》卷三二。唐朝對於現任官員立碑或立祠都有一定限制,《唐律疏議》載妄自遣人立生祠或德政碑者,要受到“諸在官長吏實無政跡輒立碑者,徒一年”的處份。《日知錄》稱唐朝“當日碑祠之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