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巨觀調控如何界定/政府干預功用幾多，本幣升值是福是禍，一場事關民生的爭論/一個人人受益的命題，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何指點迷津。
內容簡介
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世界滋生了一股強大的自由化浪潮，各學術流派對此看法不一，彼此爭論不休。90年代以來，東亞、拉美等眾多開發中國家頻頻遭受金融危機，開放資本市場真的是罪魁禍首嗎？IMF、WTO是救火隊還是更大危機的製造者？開發中國家應如何確定巨觀經濟走向？巨觀經濟政策是一個內容非常複雜的體系，中國巨觀調控的方向肯定會隨著經濟發展過程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而隨時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尤其當前面臨人民幣升值和開放資本市場的壓力，更需要加深和統一認識。
以斯蒂格利茨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匯集了今天這些爭論的最重要的發展動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巨觀經濟政策的目的，分析了穩定化問題的經濟模型和政策維度，並討論了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因地制宜問題。他們指出巨觀經濟穩定和資本市場自由化之間的聯繫是複雜的，不能以犧牲穩定來換取增長，否則將導致更大的貧困。本書不僅為這場爭論帶來了一種平衡，更為中國把握穩定和增長或者結構性改革與減貧的關係、遏制可能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通貨膨脹指明了方向。
目錄
總序
前言
第一篇 概覽
第一章 關鍵性的問題簡介
第二章 目標
第二篇 總量經濟學
第三章 政策的三個視角
第四章 總量經濟學在開發中國家有不同嗎？
第五章 從三個視角看政策工具：財政與貨幣政策
第六章 開放經濟的複雜性
第七章 匯率管理與巨觀管理的微觀工具
第八章 政策框架
第九章 正式的理論
第三篇 資本市場自由化
第十章 資本市場自由化：支持與反對的觀點爭論
第十一章 正式的思路：資本市場的失靈
第十二章 對資本市場的干預
第十三章 資本市場自由化：總結及遺留的爭論
結論篇
第十四章 穩定、自由化與增長
致謝
書摘
第一篇 概覽
第一章 關鍵性的問題簡介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沒有什麼比經濟成長和穩定更為重要了；同樣，也沒有什麼問題比這些問題更具爭議性。歐洲人在實現經濟一體化十多年之後，還在爭論歐盟（EU）的穩定條約和歐洲中央銀行幾乎只關注於以犧牲就業為代價的防通貨膨脹政策辯論。歐盟的方式究竟是一種成功的穩定化政策的里程碑，還是其制度結構把歐洲送上了持續滯脹的厄運，如果不是衰退的話？在美國，有些共和黨人變成了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赤字會提供美國經濟所需要的刺激。同時，有些民主黨人則認為，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不僅未給短期增長提供任何刺激，由此形成的赤字還將制約長期增長。
在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和穩定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關注。一般說來，在很多開發中國家，保守派經濟學家們一直遵循反直覺的思路。在經濟下滑時，他們建議採用順周期的財政緊縮政策——與已開發國家的政府通常採用的策略正好相反，與總量經濟學的學生們所學習的東西也正好相反。例如，在應對阿根廷、韓國、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危機期間，儘管有明顯的跡象表明，這些國家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經濟下滑，IMF仍主張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是一種具有諷刺性的歷史大轉彎，因為IMF的誕生得到因凱恩斯的智力支持，而凱恩斯是一位熱忱主張反周期財政政策的人—即在經濟下滑時增加開支和減稅以刺激經濟成長。
按緊縮政策的批評者的說法，IMF所主張的緊縮政策使經濟下滑惡化。就連IMF自己現在承認，它在東亞國家推行的政策建議是錯誤的。IMF獨立評估辦公室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IMF慣於過高估增長和投資的前景，即使在未發生危機的國家也如此。這就必然使它提倡使用緊縮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20世紀90年代流行的保守性政策較為普遍地強調價格穩定、自由化和私有化。批評者們認為，這些政策具有誤導性。他們指出，從長期看，這些政策抑制了增長。他們認為，政策制定者不應只關注反通貨膨脹，而應注重真正的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的、平等的長期增長併兼顧增長、就業和通貨膨脹。
除此之外，批評者們還認為，保守派經濟學家很大程度地忽略了結構性改革與巨觀穩定之間的關係。20世紀90年代實施的某些結構性改革，如那些鼓勵各國自力更生的政策，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但另一些重要的改革，如資本和金融市場自由化，則將開發中國家置於外部衝擊之下，並且降低了它們抵禦這些衝擊的能力。此外，像私有化這類改革在實施時缺乏必要的制度框架，導致（例如，由不加約束的壟斷力量造成的）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和廣泛腐敗（在很多國家，腐敗程度之高，使得私有化被戲稱為“賄賂化”）。
儘管經濟學家們現在都認為制度是重要的，但國際顧問們對於如何建立這些制度尚無建議可談，經濟學家們對於什麼是“好的制度”也存在意見分歧，例如，在中央銀行的作用、金融監管結構以及破產法等問題他們都有不同看法。如同我們將在本書中討論的一樣，所有這些爭論對穩定和增長都意義重大。此外，政策與制度之間的關係依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好的制度對於經濟穩定是必要的，但不僅如此，不穩定也會影響好制度的產生。例如，俄羅斯的高利率政策（以及沒有建立有效的金融機構來為新的發展中的企業提供信貸）使得財富的轉移比財富的創造更有吸引力，從而無法有效地建立有助於資本積累的法治提供支持。
就像前文已證明的，經濟學家觀點和政策建議分歧很大。儘管如此，所有的經濟政策都有其權衡取捨。政策選擇總是有風險的，這些風險涉及不同的受益者和受損者。制定政策的人也有關係。政治程式在巨觀經濟政策方面，如同其在大多數經濟決策領域一樣，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如果沒有其他可選擇的政策，或者說，如果有某種選擇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優的，那么我們可以把經濟政策的設計交給國內的、國際的技術官僚和政府官僚。然而，其他可選擇的政策和權衡總是存在。政策選擇，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所以不能留給技術官僚去操作。
（對外和對內政策領域的）經濟顧問的角色應當是指出這些政策的權衡，解釋並（在可能的領域）量化這些風險。國際金融機構作為開發中國家的顧問，有時就未能做到這一點。即便其政策達到了承諾的結果，它們還是會被批評為優先關注某些問題而忽視其他問題。此外，這些機構在推行其政策的過程中，有時會削弱民主，因為它們未能讓政治程式來權衡不同目標和風險的重要程度。
在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事先的（基於當時可獲得的最準確的信息基礎上）好決策常常在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有時候，情況又正好相反。但是，政策制定者既不應該因為前者的發生而受過，也不應該為後者的出現而邀功。政策制定者及其顧問們應當承擔的責任在於他們是否事先正確估計了其他可選擇政策的權衡及其影響（包括其對就業和增長的風險）。如果他們假裝認為，世上只有一種“正確的政策”，一種優於所有其他政策的帕累托最優方案，那么他們就應該受到批評。
顧問們尤其具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就是不應打著主張某種單一的最優政策的幌子來推行那些只反映他們自己目的的政策。他們的任務是提出其他可選擇政策的範圍，對這些政策後果進行評估，公平而精確地描述不確定性，特別是在那些經濟學家們激烈辯論的領域（例如，關於如何最優地刺激經濟的討論）。一種普遍的擔心在於，保守派經濟學家們的建議通常都建立在那些引發過度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模型之上。如前所述，他們過於強調通貨膨脹，幾乎不考慮增長、失業以及對窮人的影響。
給開發中國家的很多建議都未能指出其他可選擇的政策，建議中也沒有提出這些政策之間的權衡。更有甚者，政策的設計者們不僅沒有考慮到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間明顯的差異，也沒有注意到開發中國家之間的不同，以及區域內部的差別（例如，東亞和拉美地區的不同）。這種一刀切的建議無法對這些差別做出反應。
例如，有些國家的制約因素比另一些國家要強。國內資本市場較小、獲得外國貸款能力有限的國家採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能力較低。在開發中國家，工資和價格的不穩定性普遍較高，但有些地區比另一些的不穩定性要大得多。
同樣，在很多經濟危機中作用很大的金融市場在不同地區的發達程度也不同。證券市場對於分散風險極為重要它在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中對新投資而言只是一種有限的資源，但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證券市場卻更加薄弱。在較已開發國家，銀行在融資中的作用已經下降。這使人們愈加擔心強調以銀行為信貸來源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在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銀行依然是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在某些最貧窮的國家，貨幣和信貸所起的作用極不重要，在這些國家（如同在最已開發國家一樣）貨幣政策的影響範圍通常很有限。
開放的資本市場經常給貨幣和財政政策造成進一步的制約。貨幣政策的實施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資本市場開放的程度。在資本市場開放的情況下，通過降低利率或增加政府赤字來刺激經濟的企圖會引發資本外流，削弱而不是增強一國的經濟。
由於這些差異的存在，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比已開發國家更不穩定（這部分地是由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多樣化程度較低），因此，關注穩定化就尤為重要。在本書中，我們從廣泛的視角來考察穩定化政策，並將日常的經濟管理，應對危機以及影響經濟穩定的政策（包括結構性改革）都囊括在內。
日常經濟管理包括在多大程度上強調採用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當局該如何積極應對通貨膨脹的最初跡象；當經濟陷入衰退狀態時，哪種減稅或開支能最佳地刺激經濟；政策制定者們是否應當廣泛採納微觀工具進行巨觀經濟管理。對危機的應對包括當經濟發生危機從而導致赤字增加時是否應注重削減赤字；大幅度地加息是不是適宜的反應；政府是否應採取其他可選擇的工具，如資本控制或其他資本賬戶管制措施。
本書的目的在於指出，無論是日常巨觀經濟管理，還是應對危機，都存在其他可選擇的方案。比如，1998年9月，馬來西亞在應對東亞危機時採取了限制資本的做法，而泰國卻沒有。馬來西亞的經濟下滑歷時較短、程度較輕而且它擺脫危機時的債務後遺症也較少。這兩個國家有很多不同，但是，我們可以認為，馬來西亞的較好表現至少部分因為其實施了資本控制，沒有照搬教條的處方。在這次危機中，中國實行了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不僅避免了下滑，而且保持了其持續的快速經濟成長。中國的經驗體現了政策互補性的可能。當出口和增長受到威脅時，投資卻得以增長。中國的政策不僅促進了當下較高的收入，也促進了未來較高的收入。同樣，印度對資本市場開放的謹慎態度不僅使它免受這場金融危機的傳染，也使它能夠實施那些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巨觀經濟政策。
上述充分表明討論凸顯了將巨觀經濟管理與資本市場自由化相結合的重要性。因此，本書分為三篇。第一篇是一般性的概覽，第二篇集中探討總量經濟學的問題，第三篇對有關資本市場市場的爭論進行了概括。
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討論最基礎的（但通常是論述最少的）問題之一：巨觀經濟政策的目的是什麼？很多政策上差異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分析家們對目標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對大多數人來說，控制通貨膨脹是實現更快、更穩定和更平等的增長的手段。但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們有時卻把價格穩定本身當作一種目標，這就消弱了更根本的目標，如提高增長速度和減少貧困。
經濟學家們除了對目標持不同看法，對一國經濟如何運作也意見相左，並且經常按不同的假設去操作。現代經濟學的重大進展之一在於，分析家們致力於建立一些正規的數量模型來預測經濟的演進。模型所提供的準確性幫助經濟學家們看到其假設中的差異，並了解他們為什麼對一種政策的後果有不同的評估。一旦做到了這一點，就有可能研究哪些假設是合理的，哪些不是。如果這些模型的假設毫無道理，則由這些假設所推出的結論也同樣沒有道理。在第二章的第二節，我們將考察導致一些最重要的政策出現差異的那些假設。
在第二篇中，我們將更仔細地考察目前總量經濟學中的爭論。在第三章，我們會仔細分析其他可供選擇的政策主張，以理解為什麼經濟學家對同一個事件給出的處方如此不同。我們採用三種政策視角的原型來考察這個複雜的主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視角、保守派視角和試圖將幾種可選擇的政策方案融合到一起的第三種視角。我們將第三種視角稱之為“非主流的視角”，但我們謹慎地使用這個術語，因為經濟學家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使用著它。
第四章考察巨觀經濟政策在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區別。總量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總量的含義，如增長，通貨膨脹，失業等，當然是相同的。但是，制度環境，包括發展的水平，使經濟活動的結果和政策選擇出現巨大的差異。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後的章節中，我們將使用這兩章里建立的框架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政策工具。第五章考察封閉經濟中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第六章將這一研究延伸到開放經濟中，在這一章，我們引入匯率政策，並分析匯率、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資本流動如何使傳統的分析複雜化。第七章則研究開放經濟中的匯率管理和其他政策選擇。
第八章討論影響所有政策視角的三個關鍵問題。首先是經濟政策的會計框架，這是測量經濟是否過熱或進入衰退的觀察鏡。我們發現，有些廣泛使用的會計框架經常得出誤導性的信息，並對不恰當的經濟建議和表現負有某種責任。其次，第八章考察風險問題以及理解和管理風險對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改革可以減少一國經濟應對衝擊的脆弱性並增強和應對衝擊的能力。理想的情況是，穩定化政策不應局限於使陷入衰退或面臨危機的經濟穩定下來，它應當做得更多；它應當創建一種能夠從一開始就較少地受這些問題影響的經濟。經濟學家們對這一基本問題幾乎沒有給予起碼的關注。這一章的最後部分考察經濟學家們越來越關注的一個政策領域，即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第九章則重新考察經濟穩定化的某些問題。在這一章里，我們研究經濟學家們如何因其不同的假設和採用的不同模型而產生出不同的立場。
然後，我們在第三篇轉向資本市場自由化問題。資本市場自由化（cml）是開發中國家面臨巨觀經濟波動的最重要根源之一。IMF和其他國際經濟機構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推行資本市場自由化，其依據是自由化可以減少不穩定。儘管現在普遍認為，資本市場自由化並未能帶來增長和穩定（而是導致了不穩定），但有些重要的爭論還在繼續。在第十章，我們將考察支持和反對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基本觀點，考察資本市場自由化為何沒有達到其支持者的預期。在第十一章，我們將繼續這一討論，但會更為深入地研究資本市場的失靈如何引發更大的風險。資本市場管制是開發中國家政策制定者們的重要工具，但經濟學家們對於什麼是最適宜的管理（資本）流動的方式未達成一致。我們將用整個第十二章來分析可供選擇的干預方式。在第十三章，我們會分析其有關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其他一些重要的爭論。
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穩定化政策的主要的一點不同在於，開發中國家更多地關注增長。有些經濟學家擔心對穩定化和開放政策的操作不善會阻礙經濟成長。在第十四章，我們將通過回顧穩定化、自由化和增長問題的關係來結束全書。
第二章 目標
讓我們從經濟政策制定的目標開始我們的討論。從最高層次來說，經濟政策的目標是以平等和可持續的方式達到長期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為了討論福利問題，我們需要考慮當前的經濟政策如何影響了長期的增長和發展。但我們還是必須更進一步。人們都關注自己的健康、環境、市民生活的質量以及消遣。以國內生產總值（GDP）測量的增長可能是提高的，但人們卻可能因為這些因素未能計入GDP而感覺到生活質量下降，這個問題我們將在第八章中討論。
為了關注平等問題，我們需要評價政策對收入分配、創造就業和貧困的影響。為了關心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確保今天的增長不是建立在如環境的惡化或掠奪自然資源的基礎上的。我們還可以擴展可持續發展的含義，把它視為平等的一個部分，因為它包含了現在與未來幾代人之間的公平。
經濟政策的另一個目標是促進民主化的發展。我們相信，政治學和經濟學具有內在的相關性。經濟制度以及經濟的決策方式可以對民主的發展有所促進（或破壞）。
在這一廣泛的視角中，對經濟政策的爭論集中在如下的問題上，即增加收入的最佳方式是什麼？增加收入的選擇與平等、未來的增長以及穩定之間有關係嗎？是否可以通過經濟結構改革來增強平等，並保持增長與穩定的平衡？
最近對經濟政策的討論一直集中在中期變數問題上。但是，中期變數本身並不重要。它們的重要性主要來自它們可能對真正重要的經濟業績變數（如增長、發展和平等）有指示作用。結果，這種爭論通常混淆了目標與手段，忽略重要的長期目標或只給予其微乎其微的關注。例如，經濟學家們和政策制定者們經常把價格穩定本身作為目標。其實，將價格穩定作為實現其他目標的工具更為準確，如，更高的效率和長期的增長。
我們認為，關注的中心應當在“真實的總量經濟學”。我們把生產能力的利用——資本和勞動以最大潛力得到利用，以及這種生產能力的增長放在爭論的核心地位。一國生產能力的利用非常差顯然標誌著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還有其他的後果。失業對貧困、不安全和不平等都有影響。較低的收入典型地與較低的投資水平和較高的政府赤字有直接聯繫，這些因素抑制了未來的增長和潛在的收入。
其提倡的政策導致一國經濟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的經濟學家們深受其證據之累。例如，如果他們因為相信某些政策會對未來的增長產生相反的影響，從而反對那些可能帶來當前更高產出的措施，他們就必須證明，對真實經濟可能產生的長期負面影響已經大到足以抵消短期利益，因此總的影響是負面的。
在本章中，我們要較為詳細地討論通常所提出的經濟政策目標的含義和意義，這些政策目標包括增強經濟的安全性、減少失業、降低通貨膨脹、提高增長、保持外部平衡，減少貧困和增進平等。
經濟安全與失業
對經濟安全性的標準分析側重於個人及其家庭的安全性。個人厭惡風險，喜好安全。而且，他們喜歡那種長期穩定的收入流。失業顯然具有減少收入的直接後果，但是，這裡還存在額外的不確定性的後果，這個人將會失業多久？他如果能夠再就業，那時的工資會是多少？在美國，人們面臨額外的焦慮，那該如何支付家庭的醫療保險？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如果經濟處於衰退之中，工人們知道，平均來說，他們的下一份工作的工資將大大低於前一份工作的報酬，他們面臨延長失業時間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