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我們能夠消除全球貧困嗎?我們應該取消對外援助嗎?聯合國是多餘的嗎?我們為什麼要憂慮?我們又能夠做些什麼呢?
麥可·愛德華茲提出了一條“第三條道路”。在一個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的世界裡,除非我們學會彼此共處與合作,否則沒有一個國家會擁有光明的未來。本書論據翔實,它為我們闡釋了國際體系的運行機理、它所面臨的壓力以及它必將經歷的變化,並且為我們重構國際關係和對外援助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新理念。
作者簡介
麥可·愛德華茲是福特基金會治理與公民社會部門在紐約的負責人。也就是說,他同時具有研究者和實踐者的雙重身份。作為研究者,他早年就讀於英國的牛津和倫敦大學,在幾所最具傳統的大學受到薰陶,積澱了豐富學養,從此一直致力於國際發展和國際合作問題的研究。作為實踐者,在擔任0xfam和拯救兒童基金會的高級管理職位以後,他前往華盛頓進入世界銀行成為高級專家,後又來到福特基金會。在過去20年,他有著不同於普通知識分子的近乎傳奇的生活和工作實踐經歷,足跡踏遍拉丁美洲、非洲南部和南亞等地。評論家認為“他的著作幫助塑造了公民社會嚴峻的全球責任,打破了研究者和活動家的界限”。
目錄
譯序
主編的話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導言:合作的必要性
新的背景
全球化和它的反對者
新型的治理
多樣性、不確定性和理性分歧
跨邊界問題和集體安全
第二章 1945年以來的國際合作簡史
“發展”與殖民經歷
1945年的革命
暫時擱淺(suspended animation)——從冷戰到供給經濟學
後冷戰世界
結論:不受歡迎的人
第三章 國家如何發展?
對經濟成長的解釋
存在東亞“奇蹟”嗎?
東亞:混合搭配的機翩
東亞:他們是怎么做到的?
非洲:是什麼出了錯?
非洲:它為什麼會這樣?
結論
第四章 重新審視發展的規劃
造成普通民眾貧窮的原因
官方援助計畫:從藍圖到實施
非政府組織的計畫:鄉村革命和村莊發展的莊家
成功的原因是什麼?規劃的技巧
成功的原因是什麼?無法預料的問題
結論
第五章 人道主義干涉的記錄
是什麼給突發事件帶來了複雜性和政治性
在非洲進行的人道主義干涉:從布拉法拉(Blafra)
到盧安達
家門口的干涉:在前南斯拉夫的人道主義干涉
我們需要吸取哪些教訓
國際政治行動
發展救濟
選擇時機
一致性
恰當地進行干預,還是袖手旁觀?
結論
第六章 總結:“大棒”、“胡蘿蔔”和迴旋的空間
金錢會產生影響嗎?
國際合作為什麼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胡蘿蔔”和“大棒”的作用:結構性調整
瘋狂的附加條件
我們怎么才能幫助他們呢?
結論
第七章 對外援助的新程式
對外援助的優先權
求變的能力
為了發展而聯合
一份將來的協定
結論
第八章 人道化的資本主義
重新分配的重要性
改變各種權力體系
商業重要嗎?
誰來關愛(cares)?
對話的政治
公民領導權的重要性
結論
第九章 全球治理的未來
為何而治理
全球治理機構
結論
第十章 第三世界的慈善事業
倫理道德的重要性
個人與政治
訊息和方法:打破固有模式
市民社會的作用
結論
第十一章 機構改革與個人革命
機構改革
個人革命
學習和智慧
個人責任
結論
第十二章 結論:我怎樣能夠有所幫助?
概要:回顧
概要:展望
不是結語的話
注釋
書摘
書摘
金錢會產生影響嗎? 就這個問題每個人都能找到一個答案,但是因為問題過於複雜,沒有人能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先得到外國的援助再說吧。因為存在許多方法論上的問題,因此對不同國家、不同捐贈機構與不同援助類型進行歸納和總結非常艱難。幾乎不可能對援助目標定義不清(像大多數援助項目一樣)的援助項目進行評估。就質量和對最貧窮國家的關注而言,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援助是各國政府捐贈中表現最好的,而美國則最差,日本處於中間位置。與官方的援助相比,非政府組織的援助更傾向於關注貧困問題,但是它的作用也面臨著不斷增加的懷疑。緊急救援和食品援助在亟需時期有著更明顯的功效,但是就長期來看,它們很少能夠起決定性的作用。羅伯特·卡森及其同事認為,食物援助記錄的“負面影響更大一些”;而歐盟則認為“花費這些高昂的交易費用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微不足道”。技術援助開始減少的原因在於,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系列批評性的評估都表明,儘管花費很大,例如僅非洲每年就要花掉40億美元,但大多數外國顧問對當地的政治制度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人們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來檢驗這些不同類型援助的總體影響,結論大體相同:在那些目標清楚明確的地方,當援助在足夠長的時期內被合理使用時,它就能發揮良好的作用。在這些條件下,它的影響將是“積極的”,就像荷蘭政府說的那樣,“當一切都平等的時候,適當的援助能夠起到作用”。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真正的平等。所以援助、經濟成長和減少貧窮之間的相關性是很脆弱的,尤其是那些嚴重依賴援助的國家。在這裡,有更多的證據可以證明援助被用於消費而不是投資。它轉移了國內的儲蓄,造成了本地生產者或者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的依賴性。例如,在孟加拉國,“在做預算……甚至決定應該出生多少孩子時,決策者都要依賴華盛頓的決定”。在如此依賴援助的國家,吸收更多援助和更有效地利用援助的能力非常有限。這種依賴如此之嚴重,以至於在20世紀80年代末,瑞典政府為孟加拉國墊付的資金相當於整個國家每年份額的5倍。 政治和商業考量的影響,捐贈人之間缺乏協調和新條件的繼續增加,幾乎使得“失敗”在那些原本就十分貧弱的受援國成為了一個不證自明的預言。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捐贈人的非發展性目標緻使受援國的經濟成長降低了1.5%。援助在處理暫時性的金融缺口方面,比解決根深蒂固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更為有效。但是,如果將其作為基本目標,援助可以在根除貧困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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