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的背景
工業化的急劇發展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藝術家不得不被迫面對的社會現實。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背景下，實用藝術和建築的出路在哪裡？從英國的拉斯金到莫里斯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然而對機器的拒絕導致了他們的最終失敗。
在資本主義工業化最為徹底的德國，以建築師為主的藝術家和大規模工業生產的實業家，懷著聯合工業界和藝術家的力量來共同促進德國設計成長的理想，於1907年成立了德意志製造聯盟（Deutscher Werkbund），製造聯盟由曾經擔任普魯士駐英國文化技術代辦人赫爾曼·穆特休斯（Hermann Muthesius）和政治家兼資本家的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共同發起，有12名獨立的藝術家和12家企業參加了這個組織（圖1）。製造聯盟的發起者的初衷仍然懷有對莫里斯以復興手工業來挽救大工業化生產帶來的設計危機的烏托邦式理想的敬意和效仿——儘管莫里斯對手工業的信念和同樣狂熱的對機器的信念之間已經產生了各種衝突，並且導致了英國工藝美術運動的最終失敗。製造聯盟的藝術家看到了莫里斯失敗的原因所在，因此他們並不像莫里斯那樣拒絕使用機器。相反，製造聯盟的藝術家們都支持在實用藝術品和建築的生產與建造中使用機器，採用批量生產的手法。他們宣稱要以機器為設計出發點，找尋屬於新時代藝術的風格。
在尋找“藝術”與“工業”的契合點中，作為聯盟的最重要領導人之一的穆特休斯提出的解決方式，就是被他稱之為“類型化”（typisierung）的概念。穆特休斯一直致力於推動製造聯盟沿著這條軌跡發展。然而在這條“類型化”的道路上，推動組織成立的最重要的代表——資本主義工業家、政治家與藝術家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工業家為追求商品利潤的最大化、政治家為提高出口商品的產量而很現實地需要可重複的類型（type）的存在，而藝術家卻需要創作個性化而推崇個性主義，這兩方面的拉鋸戰使得製造聯盟從成立後一直左右搖擺。
這種由“標準化”所帶來的“類型”與“個性”的矛盾於1914年在科隆召開的德意志製造聯盟博覽會的聯盟大會由以赫爾曼·穆特休斯和亨利·凡·德·威爾德（Henry van de Velde）為代表的兩個陣營針鋒相對的激烈爭論而達到了一個頂峰，這次爭論也是影響西方現代建築史的現代設計理論發展中的極為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圖2）。但是，由於資料原因，關於這次事件的始末在以前國內的書刊中一直語焉不詳。筆者試圖從手頭現有的資料來大致描繪出這場爭論的前因後果。
科隆會議
1 會議內容
在製造聯盟的科隆集會一周前的製造聯盟第七次年會上，穆特休斯將他的觀點總結為10點綱領，這10點綱領奠定了他的觀點的核心基調。穆特休斯在綱領中描述了建築和實用藝術中不可避免的“類型化”的發展，並且提出持續不斷地推進這種趨勢的美學、政治和經濟改革的緊迫性，建議聯盟應致力於推行類型化與標準化。他的言論以對工業生產的深刻理解為出發點，同時順應了資本家的經濟利益。穆特休斯的觀點得到了包括瑙曼在內的德意志製造聯盟中政治家和商業家的支持，但遭到作為聯盟成員中的大多數——實用藝術家和建築師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穆特休斯所強調的工業類型化是對藝術家個性化自由表現的災難，是扼殺藝術表現力的錯誤論斷。於是他們請著名建築師亨利·凡·德·威爾德起草了一份10點“反對意見”的綱領來闡述他們對“類型化”方案的態度。這兩份綱領針鋒相對，使科隆會議變成了兩個陣營互相攻訐的陣地。
穆特休斯在其綱領第一點中明確地從社會趨勢上提出了現代工業發展的需要，“建築以及德意志製造聯盟在整個建築領域的活動正在趨於‘類型化’……只有類型化能夠……再次引進一種普遍有效的、自信的趣味”穆特休斯認為標準化生產的社會大趨勢無可避免，而“類型化”正是適應這種生產要求的一種可靠的生產方式。同時，類型的確立將保證整個社會的文化趣味得到提高，可以使一種他所理想的具有秩序和理性的社會得以實現。類型是一種雖不完美但可靠的方式。但凡·德·威爾德的反對意見繞開了穆特休斯所提到的社會趨勢，而從藝術家的角度對他的觀點做出激烈回應：“只要德意志製造聯盟中還有藝術家的存在，並且只要他們對德意志製造聯盟的命運還可以施加影響，他們就會反對關於類型化和‘類型’的建立的每一個建議。”因此他呼籲聯盟里的藝術家起來共同反對穆特休斯的類型化觀點。他認為，每個藝術家的創作應該是自為的，有著創造個性藝術的自由性——“就其本質而言，藝術家是偏執的個人主義者，是恣意而行、自由自在的創造者”，他“將不會屈從於強加於他的任何類型的原則”，如果將“類型化”強加於藝術家，將會扼殺藝術創作的個性。他對穆特休斯所說的“只有通過類型化(建築)才可以恢復和諧文化時期所具有的特色的普遍意義”不屑地反唇相譏：“藝術家……一直認識到，超出了他的理想和願望的日益強大的潮流需要他認識到對他的時代的最根本精神的回應是什麼……他樂意順從這種潮流並且充滿了對新類型概念的狂熱。”凡·德·威爾德的藝術家的敏感性使他對完全將製造聯盟推向“類型化”充滿敵意，代表個體的“個人的創造性”和代表群體品味的“類型”之間的根本利益發生了衝突，他的觀點代表了藝術家對於社會化大生產趨勢的強烈抵抗。
在第3～10點中，穆特休斯論述了國家對高品質產品的強烈的需求，高品質產品可以使德國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暢銷。他注意到製造聯盟最近實用藝術設計的減少，他呼籲聯盟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為工業藝術品出口創造前提。穆特休斯在他的第9點議題中講到成批生產時提到：“出口的—個先決條件是大型高效率企業的存在，這些企業的審美能力應是無瑕可擊的。由藝術家設計的特種單項物品將不能滿足德國的要求。”穆特休斯這一番話的背後是有著他自己的政治野心的。從他的出發點——“藝術品出口”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的言論是從德國經濟利益出發，從康采恩這些大型資本主義壟斷企業出發。穆特休斯認為：這些大公司是德國產品大量生產的基礎，這些企業可以通過他們生產的優良產品來提升實用藝術品良好的品味，並從而使大眾和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得到淨化和提升。穆特休斯覺得，只有德國大型公司的產品才能代表德國的形象並滿足德國政府的要求，而僅憑藝術家個人設計生產的單項產品是不能達到這種要求的。然而凡·德·威爾德在提出的反對論文中，拒絕了用“出口”藝術的理由去主宰作為個人主義者的藝術家從事創作的基本主權。因為這將會抹殺藝術家在生產過程中的能動作用。更深一步的說就是藝術家對於自己的作品失去了控制力。在他看來，只有著名的藝術史學家裡格爾（Riegel）提出的“形成意志”的自然過程才能逐步帶來文明“規範”的演進，他反駁道：所謂“出口的需要……是隱藏在我們工業生產中的詛咒”，德意志製造聯盟的努力方向應該直接指向培養“創造的才能，光輝燦爛的個人靈感的才能”上，甚至“關注最複雜精緻的技巧之美的信心和樂趣的個人技藝”。他預想類型化時代是一個“個人努力開始減弱的時代”，並且預言“贗品的時代即將來臨，形式和裝飾將用在不再需要任何創造性衝動的產品中”。很明顯，在對個人生產和批量生產對社會產生影響之間穆特休斯和凡·德·威爾德同樣也是針鋒相對。
2 對科隆會議的思考
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分析1914年科隆會議上對“類型”和“個人”的爭論：一是設計角度的。穆特休斯陣營的人認為，只有基於機器和工業化的“類型”才是可靠的，只有這種“類型”的確立，才可以實現“藝術服務於人民”的理想。我們可以看到，穆特休斯深入地理解了大工業生產的深刻意義，從而認識到藝術家的設計必須服從工業生產的前提需要的重要性，他所提出的“類型”也是基於一種可實現的可靠而穩定方式的考慮。其實穆特休斯所提出這種“類型”與藝術家的積極創作不可分離，只不過，藝術家自由創作的前提改變了，他們必須設計出既品質高超又適合工業生產需要的產品。這點引得凡·德·威爾德陣營的人頗為不滿。他們認為只有獨立的藝術家才可以擔負起提高人民大眾品味的職責，而要藝術家依從“類型”去創作只能導致藝術家束手束腳，無法在生產中表現出積極性和能動性。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設計的“個性化”和工業生產的集體屬性產生了矛盾。
科隆會議上的設計爭論還是藝術是否應服從經濟需要的爭辯。穆特休斯一貫地從國家經濟利益、國家產品的出口需要出發來限定藝術品的設計招來了大多數希望將藝術獨立於經濟利益之外的藝術家的不滿。穆特休斯的政治地位不可避免地使得他的觀點帶有官方立場，從而使藝術創作不可避免地與經濟掛鈎。這種狀況對於獨立的藝術家們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他們試圖保持的藝術創作的純粹性、獨立性受到了破壞，這使得他們不得不開始據理抗爭。
科隆爭議背後隱藏更深一層的是國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的利益和藝術家個人利益的衝突。衝突兩派人曾經都堅定地支持並且相信批量生產、工業化在實用藝術和建築界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對保護藝術家的個人利益還是保證整個國家產品利益最大化的觀點上產生了分歧。儘管穆特休斯曾經堅定地支持實用藝術家的個人創造的著作權，承認實用藝術家的地位，並以此吸引了許多藝術家和他站在統一戰線上。但是包括凡·德·威爾德在內的藝術家都沒有想到，穆特休斯在1911年以後徹底推翻了他以前的觀點，開始從國家經濟和精神方面而不是藝術方面來考慮製造聯盟的發展目標。儘管凡·德·威爾德曾經在新藝術運動中提倡批量生產，可是他以藝術家的利益和地位為前提的態度從來未曾改變，他對於藝術的執著的前提從未改變，一旦他感到實用藝術家和他的作品的藝術地位受到了威脅——雖然這時候他仍舊贊同批量生產——他就開始從藝術家的角度開始大力鼓動“個人主義”以抵抗穆特休斯的“類型化”。這種“國家經濟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衝突也是引發1914年爭論的一個方面。
1914年爭論還反映出聯盟成員在什麼可以對大眾品味產生根本影響的認識上的不一致。儘管包括穆特休斯和凡·德·威爾德都抱有使大眾可以便利地享受到藝術的成果的美好理想，但是他們對於如何實現這個理想卻有著不同的考慮。穆特休斯曾經在他的《風格化建築和建築藝術》（Style-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Art）中表達出一種試圖從英國模式中尋求建立主導性文化類型的願望，但是他後來認為，這種在社會占統治性地位的文化只能由國家的支柱——康采恩來實現。
凡·德·威爾德的觀點得到了聯盟中大多數藝術家的贊同，包括沃爾特·格羅皮烏斯和卡爾·恩斯特·奧斯特豪斯等都贊同他的觀點。在這次會議上，穆特休斯最終不得不收回他的綱領，但是他仍然向大會充分闡明了自己對“類型”的看法。他說：“從個人主義走向創造類型是發展的有機道路……這是今日製造業的道路，使產品……不斷得到改進。”但是，儘管凡·德·威爾德在辯論中勝利了，他卻無法阻止穆特休斯繼續發表他關於“類型化”的言論。對於德國的大型企業來說，穆特休斯所提倡的“類型化”顯然是合理有效的，尤其是對於這個即將發動大戰的國家的經濟來說，穆特休斯的觀點暗合了他們的意圖。所以，儘管穆特休斯在1914年科隆會議上失敗了，實際上他的政策卻在戰前的製造聯盟和更大範疇的國家領域內占了上風。
三 會議的影響
科隆年會是德意志製造聯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主要的大戰前的活動。科隆會議的冗長辯論並沒有在“藝術”和“工業”兩大陣營之間表現出任何不可協調的差異性。科隆會議沒有對德意志製造聯盟向何處發展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但是，它卻在某種程度上阻止了製造聯盟的政策向著國家資本主義妥協的傾向。它逐漸確立了設計應該獨立於經濟的原則，同時也確立了製造聯盟以工業為出發點的設計原則。而1914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大戰的爆發，使德意志製造聯盟的工作幾乎陷入癱瘓，他們在科隆會議上所激烈爭辯的問題在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科隆會議對於德國乃至世界的實用藝術和建築的影響都是深遠的。設計從工業出發，藝術應該獨立於經濟需要，設計品質不因為經濟利益而發生動搖，這使自德意志製造聯盟以來德國設計保持至今的優良品質。正是有了這種品質，德國的產品設計才會精彩絕倫，令人印象深刻。德意志製造聯盟的這些藝術家們對建築和實用藝術的不斷執著追求使得德國的設計今天仍以它優良的設計品質屹立在世界設計之巔。這種對品質的執著追求正是今天中國設計界和工商業界所缺乏的。當今，中國的設計原創性還遠遠未達到國際要求，產品設計缺乏創意，產品品質參差不齊，這或多或少都是因為經濟利益的驅動和急功近利的心理。而提高產品的設計品質，以產品的質量取勝的策略還未正式提上中國產品的議事日程。我們要看到，德國今天的工業產品在激烈的競爭中一直保持領先的地位，這與德意志製造聯盟為德國在世界上確立了產品設計質量上乘的良好口碑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在這一點上，德國產品的成功因素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