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之迷

唐代在天興縣（今陝西鳳翔）出土十塊鼓形石，每塊石上均刻有四言詩一首，由於詩歌內容多記錄和歌頌漁獵之事，又由於石形如柱礎，故又稱“獵碣”。石鼓文在文學、歷史學、書法諸方面，均有很高的價值，唐代詩人韓愈、韋應物等，曾先後作《石鼓歌》稱頌。宋人為使石鼓文字免受損害，曾填嵌金泥加以保護。金人獲得後剔去金泥進行拓印，輾轉流傳至今，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然而，石鼓文系何國文字？作於什麼時代？長期以來成了難以解答之謎。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和張懷瓘《書斷》等，都認為石鼓文系周宣王時史籀所作。可是，遍考史書，未見有周宣王在岐陽田獵之事，似與刻詩內容不符。
武億《金石跋》認為，石鼓文作於漢代，唯一的理由是石鼓文提到天子駕六馬，而漢代天子有駕六馬之制。可是，他忘記了秦代亦數尚六，亦有皇帝駕六馬之制。
清人俞正燮《答成君瓘書》指出，石鼓文作於北魏，其理由為；“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胡蓋吳反。十一月詔扶風公元處真，平陽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及尚書乙拔討之，車駕酉征。七年二月丙申，幸**（今陝西周至縣），誅叛民；軍次陳倉，誅散關氏。還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乙拔等破吳，吳遁走。三月，車駕旋軫。八月，吳死，傳首京師。則鼓曰丙申，溯**之事也；雲‘天子來’，世祖也；雲‘嗣王’，謂五年太子晃副理萬機、總統百揆也；雲‘公謂天子’，扶風四公也；雲吳人，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蓋吳者遁也。《世祖紀》雲‘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周書·黎景熙傳》亦言魏太武字義頗與許氏有異。今檢石鼓文非籀文，又與《說文》異。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為大武時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劃合。”俞氏提出的這些理由，似乎也是卓然有據的。
金人馬定國主北周說。《金史·馬定國傳》云：“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雲是字文周時所造。辯說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明代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也主是說：“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獵碣。今讀其文，皆淺近之辭，殊不及《車攻》、《吉日》之宏深也。”並肯定了馬定國從字畫上與蝌蚪文、籀文、小篆等筆法作比較的方法。
另有一種意見，認為石鼓文是秦國的器物。此說又有秦襄公、文公、穆公、靈公、惠文王至秦始皇之間等數種主張。
南宋鄭樵作《石鼓文釋音》，基本解決了石鼓文作於何時的問題。他比較了秦斤、秦權文字後指出，石鼓文當作於秦惠文王后、秦始皇前（前31O一前247）。今人羅君惖《秦刻十碣考釋》有力地支持鄭樵的觀點：“碣文與金文同者八十三，與秦文同者六十一，與《許書》同者一百一。……碣文與金文、《許書》有同有不同，然與秦刻之權、量、詔書、碑碣，幾盡相同；其不同者，唯一道字而已。”又云：“秦未同文之先，其篆正方，多用古籀；同文之後則作長方，頗有省改。今案碣文正方，多用古籀。然與《詛楚文》互見者凡三十七字，其不同者有宣、一、道、中、（彳吾）、受六字；與始皇、二世之權、量、詔書、虎符、碑碣互見者凡六十二字，其不同者僅一道字而已。蓋時代愈近則相同愈多也。故斷十碣必在惠文與始皇未同文之時，復何疑乎？”羅氏舉出七條理由論定石鼓文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間製作。
清末震鈞《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聞》指出，石鼓文作於秦
文公時代（前765-前716），理由是石鼓文中有“汧殹沔沔”之句，正與《史記·秦本紀》所記秦文公率兵七百人東獵至於汧、渭之會的事件相合。這條證據正是上述羅氏七條理由以外的證據，並非毫無道理。
馬衡《石鼓為秦刻石考》主張它們作於秦穆公時代（前659一前621），馬氏的結論是在比較了石鼓文字與《秦公簋》文字後得出的。
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批評了前人僅從字形的比較上著手研究的方法，考證了石鼓文中“*”字的地理位置。他認為，這是汧水發源地蒲谷鄉，也即秦襄公作西畤的所在地，就是石鼓的出土地，因而得出石鼓文作於秦襄公時代（前777一前766）的結論。
唐蘭《中國文字學》則主張石鼓文作於秦靈公時代（前424一前415）。根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紀事”；再按《呂氏春秋·音初》記載，秦穆公時始有詩歌，因此石鼓文之作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時代。同時，他找出一個新的確定石鼓文製作時代的原則，即銅器中用“朕”而不用“吾”作人稱代詞，用“吾”時又不用“朕”，用“朕”在前，用“吾”在後。秦景公時的銅器還都用“朕”，而秦惠文王時的《詛楚文》都用“（彳吾）”（即吾）字，故推斷出石鼓文作於秦靈公時代。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贊同唐蘭提出的原則，同時指出石鼓文詩歌類似《詩經》風格，大約為春秋中晚期物。
探索石鼓文製作年代的問題，看來還有研究發展的餘地，關心者當會不斷看到還有種種“新說”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