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禪

1981年12月,上海市佛教協會舉行第四屆代表會議,選舉真禪為會長。 1985年1月,上海市佛教協會舉行第五屆代表會議,選舉真禪為會長。 1994年10月,上海市佛教協會舉行第七屆代表會議,選舉真禪為會長。

個人簡介

真禪(1916-1995)江蘇東台安豐人,俗姓王,名鶴樹,6歲在淨土庵出家為僧,法號真禪,字妙悟。後往南京寶華山隆昌律寺受具足戒,再入東台古剎三昧寺啟慧佛學院深造,18歲畢業後即任富安大聖寺首領執事。抗日戰爭時期積極參加蘇中抗日民主政府的“抗日僧侶救護隊”。解放後任上海玉佛寺信眾部副主任、監院,上海市佛協常務理事。1979年6月,當選上海佛教協會會長,同時被推舉為玉佛寺方丈,靜安古寺方丈,1992年11月兼任河南開封大相國寺方丈,1993年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並先後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副會長,上海市兒童福利院名譽院長等職,被公認為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是我國一代傑出的佛學學者。

人物生平

真禪法師,別號昌悟。1916年6月28日出生於江蘇省東台縣安豐鎮的一個極為貧困的佃戶家庭。因父母篤信佛教且家庭貧困,真禪法師於1921年在東台鎮淨土庵依淨修法師出家。
1931年,在南京寶華山隆昌律寺依德浩和尚受具足戒。先後入東台三昧寺啟慧佛學院、鎮江焦山定慧寺佛學院、鎮江夾山竹林寺佛學院、泰州光孝寺佛學院、上海佛學院、上海圓明講堂楞廠專宗學院、南京中國華嚴速成師範學院等佛學院校學習。
抗日戰爭期間,在蘇北參加抗日僧侶救護隊。
1945年,至鎮江竹林寺記別,師法守之、震華、窺諦。先後親近應慈、圓瑛等,聽經受教。常隨應慈法師左右,得其心印,成為入室弟子。為富安大聖律寺首領執事、蘇州獅林寺住持、鎮江竹林寺住持兼竹林佛學院院長。
1949年春,與應慈等相約,堅留大陸。1951年秋,進玉佛寺,任信息部副主任,寺務處副主任、主任等。
1963年1月,接待由周恩來陪同的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對玉佛寺的訪問。
“文化大革命”中,和其他4名僧侶堅留寺內10年,保護寺廟建築和佛像、法器、法物等,玉佛寺免遭破壞。
“文化大革命”後,1979年6月4日,上海市佛教協會舉行第三屆第三次理事(擴大)會議,推選真禪為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任上海玉佛禪寺住持。
1980年起,整修玉佛寺殿宇、佛像。
1981年12月,上海市佛教協會舉行第四屆代表會議,選舉真禪為會長。
1982年春,主持玉佛寺建寺一百周年紀念法會。
1983年秋,任上海佛學院院長。
1985年1月,上海市佛教協會舉行第五屆代表會議,選舉真禪為會長。1988年10月,被推舉為上海靜安古寺住持。1989年7月,上海市佛教協會舉行第六屆代表會議,選舉真禪為會長。
1992年11月,被推舉為河南開封大相國寺住持。
1993年10月,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1994年10月,上海市佛教協會舉行第七屆代表會議,選舉真禪為會長。
真禪法師是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八屆上海市政協常委。1995年12月1日在上海玉佛寺圓寂,世壽八十歲,僧臘七十四夏,戒臘六十四夏。

成就及評價

真禪法師是當代中國的一代高僧。他禪宗臨濟,教在華嚴,行歸地藏、普賢。在其早年的參學進路中,真禪轉益多師,博採眾長,歷參受學於民國佛教復振的中心區域之一江蘇諸高僧。真禪法師住持上海玉佛寺十七年,住持上海靜安寺八年,住持河南開封大相國寺四年。為這些寺院籌集資金,將殿堂,佛像裝修一新;逐步恢復和健全叢林制度,提倡文明敬香;創立良好道風,率領院眾堅持修持,贏得海內外信眾的稱譽。
真禪法師多次朝禮佛教四大名山和各地古剎,參訪佛教大德,學習、交流弘法經驗。同時還先後在上海玉佛寺、靜安古寺、河南開封大相國寺以及全國一些名剎講經弘法多次,其中講得最多的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華嚴經》中的《妙嚴品》、《十地品》、《淨行品》、《三昧品》等,其他尚有《地藏菩薩本願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藥師經》等。
真禪法師十分注重年輕僧才的培養,在他任上海佛學院院長一職時,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愛國愛教的青年法師,有一部分已成為各地寺廟的骨幹。真禪法師在佛教的國際友好交往中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十多年來,他代表上海市佛教協會、玉佛禪寺等單位接待了許多國家領導人、社會活動家和友好人士,先後應邀訪問了美國、日本、印度、法國等二十餘國和台灣、香港、澳門地區,參加國際宗教和平會議,廣交了朋友,介紹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在文化交化交流和慈善事業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貢獻。
真禪法師還是佛教界一位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慈善家和愛國愛教的高僧。他努力實踐“人間佛教”思想,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帶領四眾弟子先後向社會慈善機構、教育事業和災區民眾捐贈財物數百萬元人民幣,並積極引導廣大信眾投身於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

個人作品

真禪百忙之中不廢著述,著有《玉佛丈室集》十集、《真禪禪藻集》、《上海玉佛寺叢書》二十七冊和其他佛學著作十餘種。他最後一部力作《佛法·社會·人生》,不僅在佛教界,而且在哲學界、思想界、學術界都有相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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