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益都農民暴動1932年8月初，中共山東省委軍委書記張鴻禮到益都，召開縣委擴大會，討論益都暴動問題。
益都農民暴動舊址歷史經過
1932年5月，中共山東省委軍委書記張鴻禮到益都，指示中共益都縣委舉行武裝暴動。7月初，張張鴻禮又到益都，召開縣委擴大會議，指示縣委一定要在“青紗帳”起時行動。益都縣委書記段亦民向前來檢查暴動工作的省委軍委書記張鴻禮如實反映情況，認為時間倉促、準備不夠、無勝利把握。張鴻禮指責段太右、怕死，並當即撤銷了段亦民的職務。博興暴動不久，益都縣委在省委的督促下，在第一區和第十區同時舉行暴動，縣委主要領導人鄭心亭任起義總指揮。8月18日，暴動隊伍襲擊了第十區區公所和民團，共繳獲10餘支步槍。在暴動中，他們拒絕100多名聯莊會會丁參加暴動隊伍，使自己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無力還擊敵人。當暴動隊伍在老鴉窩集結時，遭到敵人圍攻，隊伍一觸即散。19日，隊伍只剩下10餘人，又因一區未按縣委決定行事，區委只好決定解散暴動隊伍。這次暴動，同樣遭到敵人瘋狂反撲和鎮壓，有24人先後被捕，14人被槍殺。益都暴動追憶
1928——1929年上半年，益都縣有共產黨的組織和活動。但由於杜華梓、王福增等叛變，益都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從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益都沒有了縣委和區委的領導機構，只在個別地區個別單位存在著個別支部和個別黨員的活動，如益都第四師範有馬石安同志在校內的活動，益都北鄉東朱鹿、陽河一帶有黨的活動。1931年的春季，正式成立了中共益都縣委，段亦民任縣委書記，鄭雲岫任宣傳部長，王濟生任組織部長負責工人工作，曹金言、馮仙洲也一度參加縣委領導工作。山東省委軍事委員張鴻禮參加了縣委成立會並傳達了省委指示。縣委成立後，益都黨的革命活動出現了一個新局面：一切工作發展較快，從城市發展到農村，從學校發展到市民、兵營。在縣委的統一領導部署下，廣泛開展了黨領導下的外圍民眾活動，建立起各種外圍民眾組織，如互濟會、赤衛隊、貧農團、左聯、反帝大同盟等，發展了數百名黨、團員，建立了各級黨、團領導機構。學生運動也更為活躍，由校內發展到校外，深入到了工、農、兵民眾中去。我於1930年下半年考入益都第十中學，由王濟生同志介紹我參加了黨的外圍，任十中外圍組織的支部書記。1931年春節後，來益都檢查工作的團省委巡視員魏欽五、張得放直接發展我為團員，並叫我在十中建立團的組織，我任團支部書記，後又擔任益都城區團委書記。
民國25年益都公立成壹角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我由段亦民、鄭雲岫兩同志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省委軍委負責人張鴻禮作為監視人參加了我的入黨宣誓儀式。我入黨後，即任第十中學黨支部書記及城區區委書記。
自1931年中共益都縣委成立後，經過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到1932年，益都的革命形勢起了很大的變化。在新的革命形勢下，從1932年春到6月，中共山東省委曾多次指示益都縣委迅速作好準備，進行武裝起義。關於益都暴動，省委除有文字指示外，還派軍委委員張鴻禮多次來益都布置發動武裝起義。
省委認為益都及山東其他幾個地區發動武裝暴動的時機已經成熟。省委要求益都縣委在1932年春夏之間作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在青紗帳起來的時候舉行暴動，密切配合紅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省委安排的山東各地武裝暴動的順序是：博興、益都、日照、沂水、坊子、海萊(海陽、萊陽)邊區、泰萊(泰安、萊蕪)邊區，並要求各地要嚴密配合，統一行動。省委要求益都縣委的工作應立即轉入以準備武裝暴動為中心，所有的黨員要全力以赴。張鴻禮並指定段亦民為益都暴動總指揮，鄭雲岫為副指揮，軍事骨幹由省委考慮解決。
縣委根據張鴻禮布置的任務，反覆開會討論了多次，我親自參加的有三次：第一次，1932年5月間，天氣已經有些熱了，地點在益都南門裡路東高蘭亭家北屋裡，參加會議的人有省委軍委的張鴻禮，益都縣的段亦民、鄭雲岫、高蘭亭、冀虎臣、劉法增、我和日照縣的鄭天久同志。在討論中，縣委的同志們對舉行益都暴動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①益都新發展的力量還是很薄弱，沒有槍枝。②時間太倉促。③軍運士兵工作剛剛開始，還需要進一步在警備隊、民團里做工作。④武裝暴動不是簡單的事情，缺乏有經驗的軍事指揮人員。⑤暴動起來以後，隊伍往何處拉?我們提這些問題的中心思想，就是認為當時在益都發動武裝暴動的條件不具備，不成熟。條件不成熟硬要搞，會使我們黨的工作遭受損失，要求省委領導慎重考慮這一問題。對於大家的意見，張鴻禮作了一些說明，說這是“北方落後論”的結果，要克服“北方落後論”。他說南方條件也不怎么樣，南方就是解決了個領導問題，就是主觀努力，北方也有很充足的條件，克服了“北方落後論”，這個條件還是具備的。他認為我們提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克服的，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我們思想右傾。接著，他就大批縣委的右傾思想。最後，他也答應省派軍事幹部來統一指揮這次行動，並同意縣委意見，一是把當時在廣饒的省委巡視員耿貞元調到益都協助工作。這次會議對於如何舉行武裝起義沒有具體安排。第二次會議是十幾天以後在松林院街吳光備家南屋裡舉行的。當時張鴻禮就住在裡邊。會議主要是督促抓緊進行暴動的準備工作。第三次研究暴動的會議是在1932年7月初開的，這時各學校還未放暑假。會議地點在益都城東關十字路口北一區區公所的西屋。參加會議的人員有段亦民、鄭雲岫、耿貞元、冀虎臣、高蘭亭、泮有年、陳華亭和我，還有兩個我不認識的同志，連同張鴻禮共12個人。會議由張鴻禮主持。他講，省委已經決定，先在博興舉行暴動，那裡已經準備好了，緊接著就是在益都舉行暴動，接下去是日照暴動。為配合其他地區的暴動，益都暴動的準備工作要抓緊進行，一定要在八月間青紗帳起來的時候開始行動。張鴻禮講得很嚴肅，時間又是這么緊迫，大家心情都比較緊張，一時講不出話來，會議出現了冷場。沉默了一段時間，段亦民說：“我們已經做了一些暴動的準備工作，但準備得還很差，而最大的問題是我們不懂軍事，缺少軍事幹部。這次暴動能不能取得勝利，還得看軍事指揮問題怎么解決。”段亦民還講了其他一些問題，流露了信心不足的情緒。段亦民一說完，張鴻禮就指著他批開了，聲色俱厲地說：“準備不足責任就在你！你怕死！你是孬種！”段亦民不服，兩人就爭執起來。段亦民說：“不能拿雞蛋碰石頭，不能拿人家的性命開玩笑。”又指著張鴻禮說：“你能行，你來領導指揮，我一定協助。你說我怕死，我決不怕死，咱們怎么搞都行，我決不裝熊，決不孬種。”張鴻禮大發雷霆，一拍桌子說：“你這是右傾，我撤你的職，開除你出黨。”這時，段亦民氣得臉發青，手發抖。他說：“你不要撤職、開除，我不乾好了。”一氣之下，站起來就走了。段亦民一走，會議就中斷了，大家議論紛紛。最後，張鴻禮說：“行動一定要按省委指示進行，要執行鐵的紀律，我代表省委正式宣布：撤銷段亦民縣委書記職務，縣委書記由鄭雲岫擔任，並任暴動總指揮。冀虎臣任東鄉暴動指揮，耿貞元協助。高蘭亭任城區指揮，彭澍興協助。”彭澍興是我當時的名字。張鴻禮在會上宣布我參加縣委，接任縣委組織部長職務，同時，他又一次答應把曹金言調回益都，還保證派一個有軍事經驗的指揮幹部來。他還透露，他要去博興領導武裝暴動。散會以後，我和鄭雲岫去看段亦民。段亦民表示他決不變心，要繼續革命到底。不久，段亦民和他愛人湯佩琛到金嶺鎮附近崔家碾村國小教書去了。
參加會議的同志雖然對張鴻禮的粗暴作風有意見，一些人也同意段亦民的看法，但又認為這是省委指示，不通也得乾。所以會後，都行動起來了。耿貞元隨泮有年、冀虎臣到聖水村，領導東鄉農運及鄭母的準備工作；我和牛玉昌跟城區幾個街道支部、四師支部、師範講習所和十中支部都打了招呼，叫他們作好準備工作。至於怎樣具體領導好這次暴動，暴動起來以後怎么辦，我們既沒經驗，也沒很好考慮，認為只要上級派一個懂軍事的堅強的領導人來，一切問題都能解決了。因此，我們一直等待著上級派軍事人員來指揮。
1932年8月初，張鴻禮來益都找到我的住處，他對我說：“我這幾天很疲勞，要好好睡一覺，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就住了下來。他在我處住了兩天以後，又到松林院街吳廣備家住了兩天。他在兩處住了四、五天后，說要走，但沒有路費。我和吳廣備湊了四元錢，給他作了去濟南的路費。事後才得知，他在領導博興暴動時，臨陣脫逃，致使博興暴動失敗。許多同志被捕，但他那時卻沒有向我們吐露有關博興暴動失敗的一個字，也沒有囑咐我們益都暴動應注意些什麼，以便益都暴動時接受教訓，避免或減少損失。但他隻字不提。
今日益都1932年8月18日，益都城區突然緊張起來，四面城門關閉，到處盤查行人，城內駐軍傾巢出動搜捕共產黨。老百姓紛紛傳說，“東鄉共產黨暴動，軍警開赴東鄉進剿去了。”原來，耿貞元、冀虎臣等同志到了東鄉後，在那裡積極地進行暴動的準備工作，在東鄉的鄭母、老鴉窩等十幾個村子裡成立了貧農團、赤衛隊等，隨時準備按省委的指示舉行暴動。但是，張鴻禮再三答應派的軍事幹部一直沒有來，曹金言也一直沒有調回來。後來，他們有些沉不住氣了，未經縣委討論，拔掉西瓜、甜瓜蔓子，就行動起來了。冀虎臣等同志在鄭母打死區公所一個區助理員，繳了區公所的二十多枝槍，暴動就這樣搞起來了。而這時，鄭雲岫在東關區公所，王濟生和我在城裡，我們這些人還在那裡等著，還準備開會研究暴動的問題。
鄭母暴動爆發，國民黨縣政府聞訊以後，立即關閉益都城門，全城戒嚴。同時，派駐軍展書堂師的一個營和警備隊一部，由縣長楊九五、縣黨部常委趙若謙率領去東鄉鎮壓。18日早上，我在城內聽到、看到這些情況以後，立即去東門找鄭雲岫，想找他問明情況。但在此時東門已關，敵人正在城門邊搜查進出的人。我急忙轉身到了縣民團駐地太公廟。在這裡，我見到了民團黨支部書記高蘭亭和李品一。他們告訴我，國民黨縣政府已發通令，要在城內抓共產黨人，情況十分緊急，要我趕快走。他們就把我從營房後院矮牆送出，高蘭亭也隨我一起出去。我既未回家，也未回學校，隨著趕集的人混出了西門，立即轉到益都火車站附近夏家莊關帝廟國小。這裡有個教員叫王彭閣，是“互濟會”會員，放假回家了，我認識廟裡的道士，我就住在王彭閣的寢室里，暫作隱蔽。
去東鄉鎮壓暴動的敵人，在那裡打死和抓去了一批民眾，並抓住了耿貞元、冀龍光、泮有年等二、三十個同志。後來又在東關抓住了鄭雲岫，在城裡抓住了牛玉昌，繼而又在金嶺鎮捕了段亦民、湯佩琛。在城裡捕去的一大批人中，有太公廟民團的李品一、李殿龍、乙洪志、方雲祥、哈致和、趙殿臣等。在敵人包圍情況下，暴動武裝難以堅持，冀虎臣同志就拉了一部分暴動農民跑向臨朐去了。我在關帝廟國小住，設法找到了我的妹妹，叫我妹妹親自告訴金明到火車站與我接頭。第二天一早金明就來到關帝廟國小。我問明城裡情況以後，把幾個可能未暴露的關係告訴了他，叫他去接頭聯繫，還告訴了他省里來人時的聯絡標記和口號，並叫他到我家取出存放在我家的一包袱秘密檔案、書籍等，由他負責保管。我準備離開益都。我又按鄭雲岫事先給我的與省委聯絡的暗號和秘密通訊地址，寫信給省委，要省委立即派人來益都。就在這期間，我在益都火車站馬路邊看到鄭母暴動失敗後被捕的一些同志，其中就有耿貞元、鄭雲岫、段亦民、湯佩琛、牛玉昌等，他們戴著手銬腳鐐，被敵人用大汽車載著押到火車站。見到這種情景，我難過萬分，眼淚禁不住流了出來。
約在8月25號左右，馬蘭村代表省委來到關帝廟國小找到了我。我把益都暴動遭到失敗的情況詳細向他作了匯報，並把我所知道的未暴露的關係介紹給他，叫他先去和金明聯繫，然後再接頭其他關係。與馬蘭村接頭後，我根據上級指示，離開益都，調往濟南。馬蘭村在益都住了月余，收拾了殘局，成立了益都黨、團聯合縣委。
益都暴動，是在不顧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單純強調克服所謂“北方落後論”左傾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結果遭到了慘痛的失敗，喪失了一些組織，犧牲了許多同志，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土地革命時期山東第二次農民暴動形成
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上半年，山東各地連續出現了多起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武裝暴動，形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山東農民武裝暴動的第二次高潮。由於脫離實際，這些暴動很快都失敗了，不僅沒有建立起構想中的山東蘇維埃紅色根據地，反而使全省黨組織遭受到極為嚴重的損失。考察第二次農民暴動高潮形成的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中共山東黨內“左”傾思想的長期存在和發展，是暴動高潮形成的主要原因。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黨內在反對右傾錯誤的同時，產生了“左”的錯誤思想。受其影響，中共山東省委在貫徹“八七”會議決議過程中，不顧客觀實際，於1927年底至1928年秋在一些地區連續組織發動農民武裝暴動，形成山東黨領導的第一次農民暴動高潮，結果遭到失敗。1928年10月以後，山東省委貫徹中共六大會議精神，改變了盲目領導農民暴動的做法，將工作重點轉向爭取民眾和發展組織方面。但是，山東“左”傾思想並沒有得到認真清理。
1930年6月，李立三冒險主義路線統治了黨中央。在“左”傾錯誤路線領導下，山東省委在全省各地強行組織了一系列的“飛行集會”和“紀念日”活動，致使正在恢復中的黨組織暴露出來，遭到敵人的鎮壓和破壞。同年6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立三錯誤路線在中央被停止。但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和做法在山東依然存在。同年l0月間，山東省委仍連續指示各地“在政治上、組織上、技術上積極地準備農村暴動”①。
1931年1月。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領導地位，開始推行一條比立三路線更“左”的錯誤路線。在其影響下，山東“左”傾思想進一步發展。當時，山東省委認為，立三錯誤在山東表現為“各地黨部在工作上空喊武裝暴動、發動游擊戰爭等口號，而未能深入民眾中去切實進行這一些工作”②，是“左”傾空喊掩蓋著實際上的右傾。因此，應當特彆強調在實際工作和鬥爭中反對右傾。要抓住“日常的部分的小的政治經濟鬥爭，使民眾的一切鬥爭逐漸擴大匯合起來；深入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準備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的條件，創造山東的蘇維埃區域。創造北方的紅軍”③。在制定的“目前山東黨的總任務”中，“定魯南為游擊中心區，魯東為游擊附屬區”④，並提出要“截斷膠濟、津浦鐵路”⑤。由於省委提出的任務脫離實際，山東黨組織在實際工作中收效甚微。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央“左”傾錯誤升級，命令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勇敢地向反動派進攻，配合中央紅軍，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同時，嚴厲批評山東省委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且於1932年3月，撤換改造了被認為是“機會主義的領導”的山東省委班子，派武平來山東任省委書記。新省委貫徹中央精神，積極宣傳發動農民武裝暴動。
可以看出，大革命失敗以後，“左”傾思想一直棲身於山東黨內，隨著中央“左”傾錯誤的發展而時起時伏。正因為這個原因，山東省委始終沒有認真全面地總結和記取以往暴動的經驗教訓，對當時形勢沒能作出正確的分析判斷，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和主觀盲動性，在領導農民暴動方面再次出現失誤是必然的。
二、“北方會議”的召開，是暴動高潮形成的直接原因。
儘管1930年以來，山東省委發動農民武裝暴動的呼聲逐漸升高，但是在1932年6月底之前，農民暴動一直處於宣傳發動階段，並沒有真正組織實施。1932年4月，省委派軍委書記張鴻禮到益都、博興、濰縣等地，布置紅五月和發動農民暴動工作。在益都，張鴻禮違背省委指示，擅自命令益都縣委立即全力以赴地準備組織實施暴動，並且主持建立了暴動指揮機構——行動委員會，任命了暴動總指揮。為此，省委嚴厲批評張鴻禮“重演立三路線的錯誤”⑥，是“立三主義的模範”⑦，“給他一警告”⑧處分，而且要求中央將其調離山東⑨。由此可見，當時山東省委並沒有認為暴動條件已經成熟，對實際舉行暴動的態度是謹慎的。
然而，時隔不久，省委卻突然改變了對暴動問題的態度，使山東的武裝暴動由宣傳發動階段迅速轉入了實施階段。其轉折點就是1932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北方各省委代表會議(簡稱“北方會議”)。該會蠻橫地批判了“北方落後論”和所謂“一切機會主義的動搖和猶豫”，作出了《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不顧客觀條件是否可能，要求北方各省黨組織通過發動兵變和工人農民暴動，立即創造出“北方蘇維埃區域”。山東省委書記武平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山東省委決定在全省各地限期舉行武裝暴動，配合中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鬥爭，創造山東蘇維埃紅色根據地。從7月初起，省委派出幹部到所有黨的基礎較好的地區，傳達省委指示，命令各地在青紗帳起來的時候舉行武裝暴動。
7月上旬，張鴻禮再次到益都。他在益都縣委擴大會議上說，省委認為益都和其它幾個地區發動武裝暴動的時機已經成熟，命令益都縣委在8月間舉行暴動，並說，省委對各地暴動的順序已作出安排，先是博興，接著是益都，後面依次是日照、沂水、坊子、海萊邊、泰萊邊……7月中旬，張鴻禮又到博興，主持組建了博興縣委臨時行動委員會，負責指揮暴動。此後，他坐陣博興，督促、指揮暴動的準備工作。
這樣，在“北方會議”的直接影響下，山東“左”傾冒險行動一個接一個地爆發了。1932年8月4日，博興縣委發動了博興暴動；8月18日，益都縣委發動了益都暴動；10月13日，日照暴動；1933年5月，沂水暴動；7月蒼山暴動、龍鬚固暴動，形成了山東農民武裝暴動的第二次高潮。
三、山東黨內民主生活的不健全，是暴動高潮形成的又一因素。
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黨內權力過於集中，加上處在敵人殘酷的白色恐怖的環境中，黨內民主生活和各種制度很不健全，“左”傾錯誤的領導人在推行“左”的路線和政策時，往往片面強調政治紀律，實行組織上的“懲辦主義”和命令主義，對持有不同意見，主張在工作中謹慎從事的同志，一律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加以排斥、打擊。其結果加重了“左”傾錯誤的惡果。
1932年，7月上旬，山東省委軍委書記張鴻禮在益都主持召開益都縣委擴大會議，傳達省委暴動指示，要求益都迅速舉行暴動時，益都縣委書記、暴動總指揮段亦民認為時間倉促，準備不足，暴動時機不成熟，而表示反對。張鴻禮當即指著段亦民說，“準備不足，責任就在你！”非常粗暴地斥責段亦民“右傾”、“怕死”，並代表省委當場宣布撤銷其縣委書記、暴動總指揮職務，開除其黨籍。重新指定了暴動總指揮，改組了縣委。同時強調：暴動行動一定要按省委決定進行，要執行“鐵的紀律”。在張鴻禮的高壓下，益都縣委於8月18日倉促發動了武裝暴動。
同年7月下旬，張鴻禮在博興主持召開博興縣委會議，要求博興縣委立即組織實施暴動時，部分與會同志認為民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不應馬上組織暴動。對此，張鴻禮又指責他們為“右傾”。8月3日，在博興縣委最後一次研究暴動問題的會議上，縣委委員馬千里再次表示反對，指出革命力量還不夠大，而且很多問題沒有研究和計畫，如：暴動之後如何行動?如果暴動失利怎樣應付?人員向何處去?等等，主張不要輕率發動暴動。張鴻禮根本聽不進去，仍然堅持“博興暴動是省委的決定，不能推遲!”在他的壓力下，博興暴動在會議的第二天就爆發了。
四、山東黨內盲動主義情緒的存在，也對暴動高潮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
土地革命時期，山東黨內一直存在著一種盲動主義情緒——恨不能立刻通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紅色革命根據地。這種情緒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人們分析判斷客觀事物的能力，增加了下級組織和黨員執行上級“左”傾錯誤決議時的盲目性。
產生這種情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來自對敵人殘酷鎮壓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的強烈憤慨和復仇心；二是由於很多黨員對革命充滿熱情，但是缺乏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看問題片面，過分誇大對革命有利的方面，而忽視不利方面，急於求成；三是有些黨員缺乏革命韌性，不安於在革命低潮形勢下做細小具體的工作，嚮往轟轟烈烈的武裝鬥爭，追求一時痛快；四是個別黨員企圖擺脫被敵人通輯而到處躲藏的十分艱苦和危險的處境。此外,黨的宣傳工作上存在的報喜不報憂,片面誇大勝利等偏差,也助長了這種情緒。
土地革命時期山東第二次農民暴動高潮的形成，除了以上原因之外，還有當時黨對農民問題認識不夠準確等方面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參考注釋]
①、②、③、④、⑤依次見《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二輯第225頁、307頁、377頁、405頁、404頁。⑥、⑦、⑧、⑨依次見《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三輯第31頁、30頁、46頁、50頁。
原載於《山東檔案》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