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拜爾是個典型的航天技術人員，搞過天上飛的“高精尖”——從返回式衛星控制系統，到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的控制系統；他還琢磨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研究“民用轎車發展”、“住房制度改革”等軟科學課題；他擔任過航空航天工業部總工程師、航天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兼科技委主任以及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國務院稽查特派員等職務，有著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在動亂歲月里，他也曾被扣上過“走資兵”的帽子，運過石塊，拉過沙子，扛過水泥，當過一回磚瓦匠的“下手”。
人生不可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可以通過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改變人生的軌跡。半個世紀以來，白拜爾參與過的事件大大小小，擔任過的角色形形色色，但他的想法很簡單：盡志無悔。熟識白拜爾的人都說，他為人做事的積極觀念中有種平淡自然的態度：凡事要全力以赴，過程往往比結果更精彩。
高幹子弟的心路
偶然得知白拜爾的高幹家庭背景。但與記者談起“老爸”，他說得最多的是“老爸”的文學修養——中國古典文學名篇和詩詞，俯仰之間，佳句隨口朗朗誦出，而且父親的雜文也獨樹一幟，筆鋒相當銳利。
父親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從1959年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到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再到後來的幾次風波，使正值壯年的父親不能為黨和人民工作。80年代復出的父親想努力多做些事，但畢竟年事已高，錯過了最好的時機。這讓白拜爾嘆惜。父親對白拜爾成長的積極影響，很大一部分來源於父親正直的秉性和良好的修養。
其實“老爸”留給他的第一個印記就是他的名字。
很多人第一次聽到白拜爾這個名字，會覺得有點兒“洋味兒”，還有人認為這是個少數民族名字，其實不然。在白拜爾出生前，父親就把他的名字起好了。
白拜爾的父親高揚給即將出生的孩子起了兩個名字，若是男孩兒，就叫“倍倍爾”，若是女孩兒，就叫“娜娜”——倍倍爾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領袖的名字，娜娜則是南斯拉夫一篇革命小說里的人物。後來這成了高揚兒子和女兒的名字，只是倍倍爾的名字變成了諧音“白拜爾”。
在解放前紛亂倥傯的歲月中，高揚從東北到北京，又從北京去西安、太原，最後上了太行山打游擊。白拜爾對童年時期的記憶多是輾轉漂泊，生活十分艱苦。
解放後，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的東北漢子高揚由於敢於直言，對“大躍進”中一些華而不實的“極左”做法發表了不同意見，因而在兩次運動中未能倖免被迫害的不平命運。先是在1959年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到貴州一家小工廠，除了在清華大學求學的兒子白拜爾和已工作的女兒娜娜外，一家人都跟隨下放，過著艱辛的日子。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給他平了反，但之後高揚擔任化工部部長不到4年，橫掃一切的“文革”又在轉眼間給他扣上了“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帽子，他和鐵道部部長呂正操成為全國首先被“停職反省”並批鬥的兩個國務院正部長。這一停職就直到12年後，急於撥亂反正的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直接將這位沒摘掉“三反”帽子的老革命任命為吉林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書記。後來，儘管高揚陸續擔任了河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等重要職務，但給這個家庭帶來的影響只是日漸忙碌的他愈加無暇陪陪老伴，家中生活的樸素，一如當年。
20世紀50年代末，在清華校園裡埋頭讀書的白拜爾正值青春年華，家庭的突然變故使得他思索了很多很多。父親由高級幹部變成了流放對象，而他由高幹子弟變成了“機會主義”家庭的一員。父親政治上的沉浮，“革命家庭”的背景，給他帶來了別的孩子沒有過的心靈震盪。此時，父親堅強的個性影響著白拜爾，他一方面堅信沒有什麼困難是克服不了的，一方面努力學好專業——在實打實的技術問題面前，不會因為誰的非議而改變是非。
風雨人生系航天
1962年，白拜爾從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畢業後，沒有選擇國防科研單位，而到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工作，他希望從事自己熱愛的科研工作，過平靜的學者生活。
1968年，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組建成立，中科院自動化所也劃歸其中，稱為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從此，白拜爾的身份變成了一個“航天人”，在那期間，他參加了返回式遙感衛星的方案設計工作。衛星尚在研製之時，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的預先研究工作便開始了，白拜爾自告奮勇承擔起這一新的任務。一年後，他成為東方紅二號衛星控制系統方案設計工程組的負責人。
航天技術是現代科技的集大成者。在國外，航天技術成果多半都是在窗明几淨的研究室里，依靠先進的設備才誕生的；但在中國，尤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任何一項衛星技術的進展都意味著研究者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從體力到精神的非同一般的艱辛付出。說來難以置信，白拜爾準備進行通信衛星控制系統預先研究時，他對通信衛星這個新東西也只是知道一些科普常識。
學！美國和蘇聯早已對通信衛星進行了大量理論研究、試驗和套用。白拜爾鑽進圖書館啃了半年“通信衛星”。只學過俄語，不懂英文，而通信衛星的資料全都是英文的，怎么辦？一邊學英語，一邊讀資料，白拜爾摸索著走進了通信衛星的精彩世界。此時，一方面上級要求儘早發射我國的通信衛星並提供服務；另一方面根據國際組織的規定，衛星軌道的容量是有限的，現在西方大國正拚命地往上擠。意識到自己的工作關係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白拜爾感到時間真的不夠用。
一輛腳踏車，載著白拜爾在東方紅二號衛星預研的路上走向深入。很快，劉良棟、孫忠揚、李鐵壽三位專家從軍墾農場回來，他們也加入了通信衛星預研的隊伍。這幾個人組成了一個小組，白拜爾擔任組長，這是他第一次當官。
此時，有三種控制方式可供選擇：單自旋控制、雙自旋控制和三軸穩定控制。在不斷比較方案的基礎上，他們開始到工廠對方案的可行性問題進行考察。1970年，研究院召開通信衛星論證會，他們根據我國的技術基礎提出的雙自旋通信衛星控制方案被採納了。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團結一心，在技術上不斷取得進步，是讓他們這幾個知識分子最滿足的事。由於政治環境的影響和技術上的難度，8年之後，我國第一代通信衛星才完成研製並發射。這個衛星平台稍加改進，也被套用在我國同步氣象衛星風雲二號上。
1975年，通信衛星控制系統方案實施中消旋控制的重大缺陷浮出水面，白拜爾向有關領導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一門心思地琢磨問題，事情逐漸有了眉目——原來的方法必須改進。
白拜爾正在為東方紅二號衛星緊張工作時，突然兩項莫名其妙的罪名加到他的頭上。有人說他“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是“正在走的走資兵”。正當他自己也對這兩個罪名感到納悶時，他的工作不由分說地被停止了，不得不離開崗位接受批判。
東方紅二號衛星的控制系統中，消旋控制存在致命的缺陷。白拜爾從國外的有關技術資料中，發現了一種簡便易行且能提高性能的技術途徑，主張替換原有設計。僅僅因為這樣，針對他的批判聲音就露出了頭。已經歷過不少風雨的白拜爾，面臨困難沒有倒下去：不讓我乾，我自己乾！他下決心要實現兩個願望：第一，繼續將自己的工作完成；第二，用試驗來證明自己的技術觀點。
於是，利用“文革”時管理混亂、監督不嚴的特殊情況，停了職的白拜爾約了兩個志同道合的“志願者”鄒廣瑞和李義懷，自己搞起了“地下試驗”。所里不少人嘴上不說，心裡卻有桿秤，他們為白拜爾提供了各種方便，使得“地下試驗”很快取得了理想的成果。而這時“地上試驗”還沒有令人滿意的進展，孰優孰劣大家一下子瞭然於心。
後來，白拜爾拿著自己的成果主動叩開了研究院領導的房門，他們態度十分明確：既然試驗證明了效果，就應該採用。當時已經粉碎了“四人幫”，對於所謂的兩頂政治“帽子”，白拜爾已不去想它，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白拜爾仍舊被排除在“東方紅二號”研製隊伍之外。
運籌帷幄作管理
1982年，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成立，時任副部長的宋健兼任該所所長。這個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計算機技術套用和人口、經濟問題等軟科學課題。白拜爾來到這個新興的研究所，開始了內容全新的研究生涯。
在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白拜爾先後主持完成了幾項國家和部級課題，運用控制理論對經濟等領域的問題開展了研究。其中《我國發展民用小轎車可行性研究》、《我國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研究》等作為國家重點軟科學研究課題，先後獲得部級科技進步獎。當時在劉紀原副部長的領導下，他還帶領小組完成了關於我國發展太空梭和航天人才規劃的有關研究項目。出乎白拜爾意料的是，當時的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組長陳俊生不知從什麼渠道看到了白拜爾撰寫的關於住房改革的研究報告，做了批示表示充分肯定，並指示白拜爾列席該小組的有關會議。
1988年，航空航天工業部成立，調白拜爾到部里任副總工程師，人事部門徵求他的意見，本想一直在技術崗位幹下去的白拜爾考慮了一番。他想，副總工程師這個職務還算是沒離開技術，就答應了。不知是不是命運的安排，從此開始，他陸續擔任了總工程師、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兼科技委主任、國務院稽查特派員等職務，不想當官的他還是當上了“技術官兒”。
在航空航天工業部工作時期，白拜爾先後協助部領導分管電子、衛星、載人航天立項論證的協調管理。因此對航天的科研生產來說，時任總工程師的白拜爾協助劉紀原副部長做了大量工作。
1991年夏到1992年初，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立項的關鍵時期。那是白拜爾和載人航天緊緊牽繫在一起的日子，這七八個月時間，融進了白拜爾對載人航天最深刻的記憶。
要讓航天員搭乘宇宙飛船飛上太空，飛船什麼樣？火箭怎么搞？載人航天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工作量非常非常大。白拜爾和我國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家莊逢甘受命組織了一個專家小組研究這個問題。在聽取各研究院的論證報告後，經過多次反覆討論，他們向部領導報告了方案構想。
更棘手的事在後面。中國航天的科研生產力量分布在全國，這些資源如何調動組織才能高效又合理？載人航天是一項宏大的工程，國家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和全方位的支持。若能參與其中，不論是大的研究院還是小一點兒的廠所，對今後發展將起到本質的提升意義。“爬樓梯”的人將進步到“坐電梯”，不用多說，他們一定會全力以赴積極爭取。一時間，許多單位都紛紛要求加入載人航天的研製大軍。面對各單位表現出的熱情，白拜爾等管理層的同志犯了難。
當時在航天內部，對分工的意見有很多種：有的認為箭和船都是運輸航天員的工具，都應交給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來搞，他們有這個能力；有的認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有研製返回式衛星的技術，承擔飛船研製任務更合適，飛船的研製理應由他們全部承擔；還有的認為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星箭齊全，現有任務不那么緊張，把箭和船交給他們一個單位研製方便協調，容易落實。在確定分工方案的近半年時間裡，各種意見紛紛以自己的理由集中到總部管理層和決策層，而白拜爾是向部黨組提出具體分工方案的負責人。
當時，航天承擔著很多科研生產工作，因此誰能“更快、更好、更省”地完成任務，成為衡量載人航天承擔者的最高標準。在火熱的討論中，白拜爾認為應該站在整個航天的全局上尋求飛船的研製分工。他提出了這樣的三句話建議：“確保戰略，加強衛星，落實飛船”，建議大家在注視飛船研製分工的同時，要保證戰略武器和衛星研製任務的完成，滿足用戶的需要。按照“更快、更好、更省”的標準，運載火箭採用長征二號E捆綁式火箭基礎上的改進型方案，由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負責；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發射過17顆返回式衛星，技術成熟，因此負責飛船中返回艙和軌道艙兩個艙的研製；推進艙中的許多動力裝置是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的優勢技術，因此負責推進艙的研製。後來事實證明，這個方案在研製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深深情結未了情
白拜爾在擔任航空航天工業部總工程師和航天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期間，先後負責衛星、飛船和運載火箭的科研、生產管理，並參與領導25次中外衛星的發射任務，工作十分繁忙。但是，這一時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正是航天質量事故的多發期。雖然這期間大家十分努力工作，但還是發生了幾次重大發射失敗。
原因之一，航天領導層和整個隊伍沒有適應中國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當時人們已經明白，中國正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而對過渡期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以及對航天的影響，還沒有足夠的認識。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都處於建立市場經濟秩序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人的觀念有了變化，對事業的責任心不盡相同，不同個體必然會考慮自己的經濟利益，這些都影響到變革中的航天事業。而在管理者方面，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問題應對不足。
原因之二，當時航天新型號大批上馬，客觀地說新型號失敗的可能性就比老型號要大。因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歷實踐的檢驗，在試驗中，任何不確定的因素都可能導致失敗。當時，大多數失敗型號都是新型號，如“長二捆”火箭兩次失敗，第一顆東方紅三號衛星和第一顆風雲二號衛星發射失敗，還有長征三號乙火箭首發的失敗經歷，對航天的科研與管理工作產生了巨大觸動。白拜爾坦言，在航天工作，失敗時那種沒有完成國家任務的沉痛感受，終生難忘。失敗，無疑增加了航天人肩頭的壓力，但白拜爾強調，面對失敗航天人從沒有喪失過信心，這是航天人積極進取精神的體現。
憑著航天人嚴謹細緻的態度、不斷進取的精神和始終如一的信心，承擔航天大業的人們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質量事故中吸取了很多型號研製的教訓，強化了質量管理的薄弱點，完善了型號研製中的質量控制。這個前進的過程是艱苦的，作為管理者的白拜爾就是一個生動體現。為了高質量地完成型號任務，白拜爾在擔任航空航天工業部總工程師和航天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的8年間，很多的時間都在基地度過；其餘在北京的日子，他則忙於衛星、火箭、飛船任務的組織、協調、溝通，目的就是：按照更高的標準完成航天型號任務。他開創性地提出了旨在推進航天質量工作建設的“生命工程”，推廣“零缺陷”質量管理，提高發射成功率。一些現在知名的航天質量管理經驗，如“質量問題歸零”、“管理問題歸零”雙五條，就是那時在劉紀原同志領導下，集中航天人的智慧提出來的。
1996年之後，一方面，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科研生產管理的摸索取得了明顯成果，航天科研管理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另一方面，新型號不斷進步，型號試驗的不斷成功證明了新型號的日益成熟。白拜爾的親身經歷，正是中國航天走向管理現代化的一個印證，也是從事科學技術探索的人們在挫折後獲得真知的恰當例證。
1998年年底，中國航天正步入快速發展期，我國第一艘載人飛船也進入了研製的關鍵時刻，為第二年的發射進行全面的準備。此時，白拜爾卻被上級調任國務院稽查特派員，後任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從而離開了他所熱愛並付出大量心血的航天事業。
白拜爾一輩子做事情的原則是全力以赴，因此經歷過風風雨雨的他，儘管帶著“沒有完成任務”的情結，但臉上一如既往地露出笑容。對於他來說，如日中天的中國航天大業，足夠讓他欣慰這一生。
參考資料：
[1] http://www.china-spacenews.com/n435777/n435778/n435788/3180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