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979年至2004年，他著重從事中國淡水藻類的區系和分類學研究，主持或同饒欽止教授、黎尚豪院士等合作編著了《中國淡水藻志》5個卷冊。印度洋海嘯大災難發生的前4天——2004年12月22日清晨，畢列爵老師在武漢與世長辭。他是湖北浠水縣人，享年88歲。當天晚上，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胡征宇同志用電話傳來這一噩耗，令我悲痛不已。
我同畢老師交往60多年，除“文革”的一段時間外，我們師生之間幾乎未曾斷過聯繫。那還是抗日戰爭的1943年，我就讀於昆明五華中學高三班，他是我的班級主任。當時，西南聯大一些師生在這所學校任職或兼課，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朱自清、潘光旦、吳征鎰等教授，還有王瑤、汪?、張瀾慶、畢列爵等聯大各科系的研究生，後來他們都成為國內著名的大學教授。畢先生是學生物學的，他講課認真、有趣，往往把活的動植物標本（如蚯蚓、青蛙等）搬到課堂，很受同學們的歡迎。如果說，我現在還有些生物學方面的知識，都是從他那裡學來的。他待人特別親切，既是老師又是兄長，大家因此敬重他、喜歡他。五華中學那時有一個規定，學生每周要寫一篇周記，把自己的生活情趣、學習心得、社會見聞以及個人的思想活動寫在周記上。這是一個可以讓學生充分表達思想感情的場所，也是鍛鍊寫作能力的好機會。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畢老師在學生周記後面的批文，往往要寫好幾頁紙，比學生的習作要長出許多，其中有鼓勵、有批評、有啟示，互相切磋，使師生之間的思想感情交融在一起了。我的父親每周都要看我的周記，當他發現畢老師的批文寫得那么認真，那么熱情洋溢，那么入情入理，真使他感動了，他為我有這么一位好老師而由衷地高興。一天晚上，父親專門來學校拜訪畢老師，他們懇切地談了好久好久，從此之後也成為幾十年可以交心的摯友。
興趣愛好
全國解放以後，我們雖然在兩地工作，但書信往來不斷。他到北京參加學術性會議，總要打電話通知我去見見面，有時還到我家住一兩天。我去武漢或河南採訪，也總要找時間去看望他。每次見面，聆聽他的教導，總會有收益。一般說，他說起話來總是滔滔不絕，話題的範圍很廣，除了他的專業自然科學以外，還涉及天文、地理、宗教、教育、文學、藝術、中外歷史諸多方面，是一位十分博學而又健談的人。他十分關注社會上的一些動態，對某些官員的不正之風深表不滿，特別是痛恨那些貪官污吏；他還多次談及中華民族當前最需要的是“憂患意識”，應當時刻恐懼自己在國際競爭中被甩下，那種陶醉於取得的成就是全然沒有根據的，言談間充分表露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情操。研究生涯
畢先生194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即西南聯大）生物學系，終生從事生物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是我國著名的藻類學家。解放初期，中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要調他去擔任水產處處長職務，他拒絕了。他認為，最適合自己的崗位是學校，是他所熱愛的教育工作。他一生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熱情，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同志說，“他從來沒有享受過真正意義上的假期和周末，他的工作室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的足跡遍及我國西南、中南地區的山川和湖泊，對我國的動植物進行實地考察和研究，寫有大量的調查報告。1983年在《武漢植物學研究》雜誌上發表的《從19世紀到建國之前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的植物資源調查》一文，是他參閱了83種中外歷史文獻資料後寫成的，這說明了他做學問的嚴謹和刻苦。在他年近古稀之時，還堅持給湖北大學生物系的學生講課，帶領學生深入神農架和三峽地區做藻類作物的標本採集和研究。從1979年直到去世之前的25年間，是他從事藻類學研究工作最重要也最出成果的時期。這段時間，他主持或同饒欽止教授、黎尚豪院士合作編著了《中國淡水藻志》五個卷冊。畢先生傾注全部心血和他自己的財力蒐集和整理了中國藻類分類學和有關文獻資料（現存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這套資料是目前我國最為完整的一套藻類分類學文獻資料。為此，朋友和學生們稱他為“藻大王”，這是一個多么親切和適合他的稱號呵！我同畢老師始終保持著書信往來。最近幾年間，我有意把他寫給我的信保存下來。他去世後，我清點了一下，竟有65封之多。一般說，他寫給我的信都比較長，內容豐富，很多話充滿著哲理，而我比較疏懶，信寫得比較簡短。我們之間還把自己欣賞的文章或書籍寄給對方，以分享在讀書中的喜怒哀樂。2004年初，他把作者謝泳送給他的《思想操練》一書寄給我閱讀。這是一本闡述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書，涉及的問題有歷史、教育、中國政治制度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等等。他在這本書的幾乎每一頁上，都批註著自己的心得和體會，可見他讀書之用心和細心。他的這些批註都能給我以啟示，往往也把我帶入沉思，說明我們的心是相通的。
雖死猶榮
2004年11月8日他寫給我一封信，距離他去世僅僅一個半月的時間，這也是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我摘抄其中的兩段，可以說明他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誨人不倦”的大師，他是真正把教書和育人緊緊結合的教師楷模。“多年來，我對你這種嫉惡如仇，對不合理的事總是深感憂憤的性格，一方面深感欽佩，一方面也頗有點擔心。”
“我上次的信，只是想勸你要超脫一些，要站在更高一點的位置上去對待這些問題，更要冷靜一些去分析這些問題，而不要動感情。這需要兩個條件：一要高一點的理論修養，二要多懂一些歷史，尤其是中國的歷史。用前者可以將問題分析清楚，用後者可以較為正確地理解何以這些問題會發生在中國。——其實這些事絕大多數是中國歷史的反覆和重複。如此，則自己便多少會冷靜地對待這些事絕大多數，而又不是無動於衷。”
與這封信寄出的同時，還附來他在2001年5月寫的一篇《悼周基?好友》的文章（註：周先生是西南聯大哲學系畢業生，解放後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2001年3月去世。此文曾刊於西南聯大校友通訊上）。他在寫給我的信中說：“周先生在開始對一些官場不正之風，也是十分生氣，但後來他能做到‘不動感情’，而會去冷靜觀察和分析。周先生曾說：‘按照中國的歷史，那些欺壓民眾、貪污腐化的事，是一定要發生的，要躲也躲不掉。’並為我寄來很多材料，解釋這些事情發生的緣由，所以他後來從不生氣，我也就慢慢地不生氣了。他之所以達到這樣一個境界，是因為知道國內外的東西比我多得多，尤其是哲學和歷史。”這些話，充滿了一位老師對他的學生無限的關懷和愛護之情，信中的言辭，又是那般的誠摯和中肯。什麼叫“誨人不倦”？我看這就是吧。
也就是這封最後的來信中，他第一次跟我談到了他的病情：四五月間，發現口腔牙齦長了腫瘤，7月份做了手術，原以為無事，上個月被確診為口腔牙齦癌，已轉移到了左頸部（近距離）。信中說：“往下情況如何，我會及時告訴你，對老朋友們，不必故意保密，也不過分宣傳，聽其自然好了。人總有那么一天，能平淡對待，比背包袱要痛快些。”“將近90歲的人，再多活或少活幾年，算不了什麼大事。”“我的日常生活自我感覺，一切如常，沒有多大變化，每天仍可工作幾個小時。”多么安詳的心態，多么敬業的精神！
這段時間，我心裡老是惦記著他。12月初，我給他家裡打通了電話，當時他正準備去住院治療，可見病情惡化了。我只同他簡短地說了幾句話，想不到，半個月後，他就遠行了。這次的通話竟成了最後的訣別！在我們以往的通信中，也曾多次談及生與死的問題。記得他曾對我講述了一則動人的故事：在一片森林中，有人來伐木，小樹見了十分害怕，大樹告訴它，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應該的。凡是樹，都要為人們（世界）的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雖死猶榮”啊！而森林永遠不會被消滅的，它還會有下一代來接續下一代。小樹想通了，等它長大時，以愉快的心情接受砍伐。顯然，畢老師就是以這種認識來接受死亡的挑戰。在他看來，死亡就是生命的歸屬。這種在死亡面前具有安詳的心態，也許就是他終生研究生命科學的結晶吧。 畢列爵老師對於“死”的看法和態度是那么的自然和平靜，沒有思想包袱，就像一片樹葉落下來。我想，他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是痛苦的，但精神上是安寧的。我祝福他的靈魂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