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日刊

甲寅日刊

《甲寅日刊》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創刊。該刊分公社評、時評、要聞、外電、文苑、傳記、通信、雜組、隨筆、瑣談、本來紀事、海園春秋等欄目。它的主要撰稿人有章士釗、李大釗、邵飄萍和高一涵等人,由章士釗主辦。章士釗在創刊號《發端》社論中闡述創辦該刊的宗旨。在他看來,袁氏帝制已廢除,共和制開始逐步建立,這是“新舊代謝、時序莫復”的不可抗拒規律。在當時,李大釗在反對帝制、主張共和等政治觀點上與章士釗基本相同。但李的思想激進得多。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甲寅之新生命》。

基本信息

創刊歷程

甲寅日刊甲寅日刊

章士釗在創刊號《發端》社論中闡述創辦該刊的宗旨。在他看來,袁氏帝制已廢除,共和制開始逐步建立,這是“新舊代謝、時序莫復”的不可抗拒規律。對於北洋政府,他表示“絕非於現在有所典庇”,要找出政治弊端,給以適當藥劑,而決不要拋棄。對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他認為“決非理想之域”,但“吾人不可逃之”。因此,“舍尊今,別無良法”。當今現實政治,“新舊相衝,錯綜百出,欲爬梳而調理之,所須調和質劑之功”。最後章士釗主張“勿妄憶過去而流於悲觀,勿預計將來而蹈乎空想,腳踏實地從所踏處做去。”

創刊責任

1914年6月,李大釗在日本與章士釗相識,並曾為《甲寅月刊》撰稿,很受章的賞識。兩人開始建立友誼。這次章創辦《甲寅月刊》,李是積極支持的。在當時,李大釗在反對帝制、主張共和等政治觀點上與章士釗基本相同。但李的思想激進得多。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甲寅之新生命》,主張依據“宇宙進化”的規律,要求該刊隨著“世界進化”而“蛻演”、“流動”。他認為在社會前進中,該刊必須儘自己最大努力,“亦宜千百萬倍於疇昔”,作出應有的貢獻。這樣,由於“甲寅”的努力,可以奮發我國民的努力;用“甲寅”的進化,可以開導我國民的進化。這是該刊的責任。

創刊矛盾

李大釗李大釗

在辦報過程中,章士釗與李大釗經常發生矛盾,主要是在對待現政府和研究系、政學系問題上,兩人所持態度不盡相同。經高一涵勸說,彼此談妥,雙方默契,不談內政,多寫國際問題文章。直到1917年5月初,李大釗回樂亭探親,除寄兩篇通訊外,便不再為日刊撰稿。邵飄萍也於5月內離開。6月9日張勛的辮子軍先頭部隊開進北京。章士釗躲避於天津。11月發表緊急聲明,聲稱“秋桐久已離京,與本報脫離關係。”此後,由高一涵一人支撐門面。同年6月19日停刊,共出刊50號。

日刊內容

日刊是在袁世凱復避帝制失敗後創辦的,作者們慶賀袁世凱身死和帝制的復滅,盼望著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國出現。

日刊評論指出,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種“離心主義之勢力日見伸張”,這種離心主義就是自治、民治、民主主義,它與專制主義、向心主義相對立、民主主義是世界發展的趨勢,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縱有千百拿破崙威廉二世,亦將為向心主義最後之犧牲,何況一袁世凱”。它希望“政治當局,稍顧世界離心主義之大勢,而自覺省焉”。

表達思想

日刊最崇拜的是美國和法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治,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倡信仰自由。

袁世凱及其封建餘孽的復辟活動,往往打著尊孔的旗號,康有為並上書總統、總理,主張把孔教定為國教,列入憲法。李大釗等人連續發表文章批判這些謬論。
李大釗說:我們"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高一涵的《孔教問題評議》也指出,"由於孔教大義,在於尊君。孔道精華托於專制";因此我們"反對孔教規定於憲法之上"。退一步說,就是孔教是主張民主共和的,也不能列入憲法之中。因為"一尊則依賴模稜之性成,獨立自製之念薄","依違瞻顧,不得自抒其特長","拘束人民心思"。

抗日愛國

在日刊上,反對日本侵略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李大釗《黃金累累之日本》一文,提到在第一次歐戰中,"收拾黃金最多,獨有日本一國而已矣"。這些黃金如何運用呢?他作了具體分析:黃金像洪水,似"增師造艦猶為可懼",提醒大家不要讓這盆禍水潑向中國。在《旅行日記》中寫到,他進入昌黎大德增客棧,看見冀東一帶商人帶著家眷去東北三省,感到很高興。他說:昌、樂、撫、灤等縣,"向來往東經商者,皆不攜眷,所以終不能植深厚之根據於東省,今則漸漸覺悟矣。國人多一個定居東省者,即日本人少一個侵入東省者,斯不獨一鄉之幸也"。李大釗十分關心國家民族危亡,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問題上,想得比別人多,也比別人深。

該刊在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也竭力樹立中華民族的自尊,主張中華民族要獨立於世界之林。

注意分析歐洲各國政治形式,著重介紹了各國社會黨的和平運動。

重視對俄國二月革命的研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後,立即引起該刊的注意,連續發表多篇文章,介紹此次革命情況,探索革命的起因和影響。其中尤以李大利的《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較為系統全面。
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揭露和抨擊當時社會弊端。

對於農民和城市廣大工人的艱難困苦生活,在該刊上都有所反映。該刊還對不合理的現實社會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揭露腐敗

該刊還通過詩歌、小說、諺語、諧文等形式,揭露軍閥、官僚、政客上層社會的腐敗生活。如張究公寫的《北京竹枝詞》數首,對他們的腐朽生活作了形象的描繪。什麼宴會忙:請帖揮成付信差,軍人政客坐團圓。還有什麼捧角忙:樓名廣德歡歌舞,囑咐車來莫太遲。疏通忙:拍馬吹牛擅長技,國亡家破也何妨等等。軍閥政客們的醉生夢死的生活,與勞動人民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情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該刊對青年和學生問題也曾發表自己的見解,指出學生問題在中國和工人、農民、婦女問題一樣重要,"中國之學生,實為最可憐之一階級"。袁氏稱帝時,"亦視學生如蛇蠍"。它並得出結論說"歐美之革命,泰半淵源於工人之呼號;中國之革命,則全醞釀於學生之運動"。

在6月17日,該刊報導了張勛謁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訊息,揭露他們的醜惡嘴臉。

這樣的一個雜誌自然難為當局所容,1917年6月19日《甲寅日刊》正式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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