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產業集群表現出很強的競爭力，世界各地都出現了很多成功集群的案例，如美國的矽谷、義大利東北部產業區、德國普姆沙伊德的工具製造業集群、法國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瓶集群、我國的浙江鹿城打火機集群、大唐襪業集群和北京的中關村等等。鑒於產業集群的成功示範效應，集群現象日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集群政策也日益成為許多地區制定經濟政策的工具，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也極力提倡並推廣集群戰略。
產業集群風險概述
對產業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馬歇爾關於產業區的論述和韋伯關於聚集經濟的論述。隨後，包括經濟地理學家、戰略管理學家、產業經濟學家等在內的大量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產業集群做了深入的研究。集群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的波特(Porter，2002)教授在其《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正式提出產業集群的概念，根據他的定義，產業集群是一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聯繫的公司和關聯的機構，它們同處或相關於一個特定的產業領域，由於具有共性和互補性而聯繫在一起。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並不是所有的產業集群都是成功的或者能夠持久保持競爭優勢的。曾經著名的底特律汽車城，由於未能經受住全球汽車工業危機的衝擊，如今己衰落成所謂的“老工業區”;美國的“128公路”，由於群內企業出現規模集中，有限的幾家大企業取代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導致集群失去活性，現已成為衰落產業集群的代名詞。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我國，東北三省作為我國的裝備工業基地，擁有強大的重工裝備製造集群，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產業結構老化、產品不適應市場、技術落後、體制陳舊等原因，已成為我國的“老工業區”;湖南省邵陽地區的小企業集群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競爭優勢；瑞安場橋羊毛衫集群幾年時間徹底潰敗;浙江省最早的產業集群之一——1979年開始發展起來的溫州橋頭紐扣集群近年來陷入了發展的困境，已經走向了衰落;浙江永康保溫杯集群也只是曇花一現。這些都說明產業集群也存在老化與滅亡的風險，可持續發展不是一個成功集群顯而易見的附帶特徵(Bergman，2002)。
而事實上，波特(2000)早在《簇群與新競爭經濟學》一文中就曾指出，集群產生以後就處於動態演化中，集群一旦開始形成，就具有自我強化的特徵，但集群需要升級，集群可能因為外部威脅等以及內部僵化而失去競爭力，甚至衰亡。在產業集群演進過程中，由於產業集群內部結構或外部環境的變化，常常會發生從一種集群類型向另一種類型的更替。產業群落的更替可以有兩種方式:正向更替和反向更替。所謂正向更替是指產業組織的成長和環境條件的改善，產業群落從原來的初級群落向更高級的產業群落演進的過程。反向更替則是指產業群落的發展與環境不相容，導致了環境條件惡化，從而使產業群落走向衰落、退化甚至滅亡的過程。北京大學的王輯慈(2004)教授也指出，儘管大部分理論研究集中於產業集群對競爭力產生的正效應，但是正如西歐的很多鋼鐵、煤炭、造船、紡織等老工業區那樣，地理靠近的集群可能變成孤立的、內向的系統。因此，集聚也可能正是造成國家或區域競爭力降低的原因。總之，產業集群雖然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組織形式，但同時也存在著風險。
風險
產業集群風險的存在會導致集群動力機制陷入鎖定或失效，無法將產業集群的生產要素資源轉化為持續的競爭優勢。那么，是否由於風險的存在，產業集群就注定無法可持續發展而最終走向衰敗呢?大量實例表明，就算是基於原料資源的產業集群，也可以通過轉變為技術型或知識型集群而規避衰退的風險，進而獲得持續性發展。比如作為金融集群的倫敦就是一個通過成功轉型而獲得持續發展的例子。倫敦最初依靠出口自由資本而形成集群，如今已轉型成為國外資本以及借貸者提供技術性服務的世界金融中心;同樣，曾經一度衰敗的瑞士的Jura地區，雖然由於數字革命的興起，自己被其技能和制度的遺傳結構所禁閉，失去了世界領先的地位。然而，該地區隨後設法打破這種禁閉，重新保持手錶生產的全球性競爭地位。以上實例表明，產業集群完全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獲得可持續性的發展，而其關鍵就在於首先要識別出集群風險產生的原因，並制定相關的規避政策。因此，研究產業集群的風險以及相關的可持續性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必不可少的。當然，我們對產業集群風險的研究並不是要否定產業集群這種經濟組織模式或區域集群政策，而是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努力揭示產業集群如何在全球競爭加劇的今天，靈活調整自身存在的問題，提高自身應對外部環境動盪的能力，進而探求產業集群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更進一步地，希望通過我們的分析，為地方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切實可靠的依據。
主要觀點
麥可•波特在《簇群和新競爭學》一文中指出：集群產生後就處於動態演化中，可能由於外部的威脅或者內部的僵化而失去競爭力；奧地利經濟學家TichyG（1998）在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基礎上提出了“區域產品周期理論”，據此論述了產業集群生命周期以及由此產生的結構性風險；FritzOM（1998）分析了經濟周期對產業集群的影響，由此提出了周期性風險的概念。蔡寧等（2003）從網路經濟學的視角對產業集群組織進行深入研究，提出了網路型風險的概念；吳曉波,耿帥(2003)借鑑植物學術語,提出了產業集群自捻性(selffertility)風險的概念。在參閱大量文獻資料的情況下，本文運用規範分析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產業集群風險的表現形式包括六個方面，即網路型風險、結構性風險、周期性風險、體制與制度風險、競爭性風險以及政策性風險。其中，前兩個屬於內源性風險，後四個屬於外源性風險。內、外源性風險是根據風險的來源所劃分。
本文認為產業集群受集群風險的影響程度取決於所有風險的合力或者叫做各集群風險的加權之和。對於某一具體產業集群，所有的集群風險因素在對集群的作用力上方向都是一致，即指向產業集群增長的反方向。
假設，產業集群A只受到兩個作用力。一個是正向的產業集群競爭力F1，一個是反向的產業集群風險F2，二力作用在同一點A上，方向相反。
如圖二所示，為產業集群A的受力分析圖。縱坐標代表產業集群A的規模Q，橫坐標代表時間t。F1表示產業集群競爭力，F2為內、外源集群風險作用力的合力，它等於各集群風險賦權後直接相加。曲線S是產業集群A的生命軌跡曲線，它的形狀取決於（F1-F2）與（F1-F2/t。
由以上分析可知，要想產業集群A不出現衰退現象，至少要滿足條件：F1≥F2，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提高F1，另一方面要降低F2。當F1＞F2時，產業集群處於增長階段；當F1=F2時，集群處於均衡狀態；當F1＜F2時，集進入衰退區間。
2.1產業集群風險的形成原因目前針對產業集群風險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兩種理論觀點----內因主導論和外因主導論。
內因主導論認為，集群的風險主要來自於群內的過度競爭、路徑依賴、鎖定效應、封閉性僵化等集群現象。它們在阻礙集群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還會導致集群的解體和衰退。蔡寧等從網路組織的角度對集群的風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網路性風險的概念。奧地利經濟學家蒂奇認為，一個集群過度依賴於一個或少數幾個主導產業，當這種產業面臨困境時將會導致整個集群的衰退，為此，他還提出了結構性風險的概念。
外因主導論認為，產業集群的風險主要來自於集群外部，例如技術的中斷、市場需求的大幅減少、政府政策的干預或變動、貨幣政策的變化等外部巨觀經濟的不利變動等都有可能最終導致整個集群的瓦解。O.M.Frtiz等人在深入分析外部環境的變動對集群產生的影響之後，提出了周期性風險的概念[8]。
本文認為，產業集群的內源性風險是決定集群命運的根本性因素，而外源性風險是誘發因素，當外部風險的破壞力衝破集群自身的內在“防線”時，集群就會面臨瓦解和衰亡的危險，所以集群在制定具體產業集群政策時，應重點從群內自身抓起，只有增強了自身的競爭力和對風險的抵禦能力，才能在外界環境發生變化時，保持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否則，外界巨觀環境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導致集群的衰退。
針對成熟產業集群風險的成因，專業化分工、地理上的臨近性、群內企業的相互關聯以及協同溢出效應一方面構成了集群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也滋生了集群自身的風險。具體表現為：專業化分工一方面使群內企業以最優規模進行生產，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群內企業調整的難度；地理空間上的臨近性一方面有利於群內企業之間的相互學習，另一方面也容易導致群體思維和戰略趨同現象；群內企業與機構之間的相互關聯一方面能夠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容易導致集群走向自我封閉；協同溢出效應一方面能使企業享受到外部經濟的好處，另一方面卻滋生了群內企業的創新惰性。
吳曉波、耿帥(2003)將植物學中的專業術語套用到產業集群領域，提出“自稔性”風險的概念。他認為那些構成集群創新優勢的因素往往也是導致集群走向最終失敗的根本性原因[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