甌江時代何謂“甌江時代”？
溫州市區自公元323年郭公建城起到公元1984年9月甌江大橋通車止，泱泱東甌，在水一方，溫州的演進都侷促在塘河四周，故且我們就稱之為“塘河時代”。大橋通車之年正好趕上溫州被宣布為全國沿海十四個開放城市之一，溫州當時面臨一個新時代，尤其是城市建設的宏偉藍圖究竟怎么寫的問題上，有較大的爭執。但關鍵在於市行政中心建在哪，那么城市的中心區就處在那裡，現實是行政中心建在了塘河——劃龍河畔。這種城市的主軸的偏移，至使城市過份帶狀發展，從洞頭到甌江大橋跨越達90公里，這個所謂的“東海時代”是畸形的，大家有沒有想過，要怪就怪市規劃局，從來沒有主見，照抄深圳市的城市規劃，把福田區、南山區的“克隆模型”搬到溫州，令人遺憾啊！人家是沒有什麼歷史的邊陲小漁村，靠鄧公的一個圈，憑春天的故事建起來的。溫州為何不學學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上海、寧波、青島？
溫州有中國城市獨一無二的美景——達八公里的城市屏風，從永嘉江頭長岙到烏牛，青黛的山巒，我們只要站在楊府山會展中心看江景，簡直可以看到活生生的“江山如此多嬌”的畫卷，這段“江山如畫”的美景為何不給宣示？如果說市府建在江畔或者說在七都島的話，肯定這一主題會突出一些，但無論如何要先讓市民看到自己家鄉的美麗，增強自信心，看到開闊的江景才會凝聚一種城市力量，以一種認知來煥發城市精神。
香港人有什麼？無非是一彎新月似的維多利亞港灣（Victoria Harbour），“太平山下不夜城，盛世風雲盛世情”。城市的靈魂實際上是物質性的，而不是虛無縹緲的。因此，香港人建起了象鯤鵬展翅式的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北飛”的姿勢是一種向心力的昭示，讓人明白她永遠是中華大家庭的一員！
因此，溫州需要的是一條“乾諾道”，而不是一條“德輔道”，我們也要象香港人站在天星碼頭看到維港一樣地看到溫州三江的江滔浩浩蕩蕩，我們已看慣了江心嶼前的沌沌細流，為什麼不讓看到“母親河”的全貌？
這次為何是防洪堤景觀帶，不是江畔大道？
1994年1月20日《溫州日報》發表了該報記者池潮撰寫的通訊，主標題是《溫州城市總體規劃修編通過會審》（副題是：現代化大都市的宏偉藍圖），該通訊寫道：“我市現行（註：指1994年）的城市總體規劃是1986年制訂並經省政府批准實施的。實施後，為溫州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日趣良好的環境，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暴露出一系列問題。同時，又發生甌海撤縣併入市區，金溫鐵路線路走向改變和溫福鐵路已列入可行性研究等新情況。去年9月（1993年），我市開始城市總體規劃的修編工作，由市規劃局牽頭，各有關部門提供資料，市規劃設計院負責具體編制。”
這個報導主要是表明市府已向社會公布了溫州城市總體規劃（1993——2010），當時筆者看到的“無線電空域規劃”圖（100CM×60CM，1：50000）所示，以今天的眼光看圖，有神來之筆，也有敗筆。那段通訊繼續說：“……城市規劃區範圍包括：鹿城、龍灣、甌海3個行政轄區及樂清的磐石、慎江、黃華鎮、北白象鎮部分區域和永嘉縣的甌北鎮、七都鎮，總面積1200平方公里……發展方向為：以舊城區為依託，向東跨江發展，同時向西南發展，沿甌江南北兩岸帶狀布局，形成既相對獨立又有機聯繫的組合型大城市。根據自然地形及功能劃分為：中心片、西片、東片、甌北片、七里片等五大片。發展城市快速交通，市區道路系統由3條快速路、3條東西向和3條南北向主幹道並輔以次幹路及支路組成。並建2座過江隧道，加上甌江二橋（註：即溫州大橋）增加三條過江通道，把甌江南北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實際上這個總體規劃正昭示著“甌江時代”的到來，在這個規劃中已設計好一條從安瀾亭到上陡門浦的“江畔大道”而不是目前的離江岸平均400米的江濱路，介於港務局裝卸一區與一些軍事設施（海軍船艇大隊修理所，即海興船舶修造廠及軍分區船隊）的存在，很快起點調整為陡門頭（東阿外樓對面）直接向東，要拆遷的單位有：新碼道國小、鹽業公司、省航運溫州分公司、東方船廠[現“曼哈頓”地塊]（新華造船廠、溫州造船廠）、東海船舶修理廠、溫州農藥廠、溫州地區糧食儲備庫、鑽石集團（1996被天盛集團兼併）、制皂廠油脂分廠、航標區等二十幾家企業。
這條“江畔大道”一但建成，簡單地說是望江東路的延伸，實際上是我們步向“甌江時代”的必由之路，這條道路到今天仍未建成，不得不說是溫州人民的悲哀，那時候的機遇錯過了，也許已永遠沒有了這條路的可能！問題在於當初的許多空地都建起了高樓，如：南亞花園背靠江岸，已無多少空地提供築路空間！“中瑞曼哈頓”項目後院也只留了建條防洪堤的通道，農藥廠地塊更不用說已無空隙。這次報界熱炒防洪堤景觀帶，實際上是一種倒退，這是無視“甌江時代”的召喚的，保守的規劃將使我們溫州的城市形象，如將來要建這條路，建條象香港港島東區走廊一樣的路，成本將大幅上升，真是讓人欷噓不已。我們市民要理解市政府當時的難處，政府官員何不想建好此路，問題在於某個人的意志凌駕於人民的意願之上，以一己之私阻撓了這事關溫州全局發展大事，這不得不說是“溫州特色”，說明溫州人民太善良了，溫州的官員缺乏集體抗爭非法力量的勇氣。我們應該檢討過去，徹底反思，走出怪圈，溫州的前進不是沒有希望！
誰阻擋了溫州的歷史車輪？
有些網民不了解當時的背景，一味地怪本地政府，是不對的！冤有頭，債有主。政府的決策有先後，有孰輕孰重的時間問題，還要考慮財力問題，省政府的支持力度程度。溫州的這條“江畔大道”規劃是論證過的，溫州的大路要建的當時有四條，在次序中，“江畔大道”排第三，1995年，機場、車站兩大道相繼完工，“江畔大道”在前期工作中遇到了強大的阻力，某人以捍衛國有企業的兼併成果為由，阻擋城市發展道路的拓展，不許在他們的廠區經過，幾經折騰，在原道路建設當事人都調離的情況後，被迫從面江平均後移300餘米，對接口改為漲橋頭，留下了無可彌補的缺陷——海壇山莊前的圓弧型的路段，陡門頭東建了安瀾小區，如果要建江堤，沒辦法只好拆港航客運站、港務監督所、安瀾車渡、第一裝卸區。
如果這位“強人”能夠象他吹的那樣，是溫州造船業的救世主的話，我們還可以原諒。
問題在於他的兼併也是一座“爛尾樓”！第一，三家造船企業員工不斷的上訪，讓溫州市政府承受了很大壓力，有一次，憤怒的下崗員工要組織請願團到省府上訪，多虧了市政法委書記的耐心開導，才沒有釀成大事件；第二，三次錯過國有上市企業的股改大好時機，至使溫州國有企業失去了最後的前沿陣地；第三，溫州造船廠在被兼併前曾被“衢化”有關人員“轉包經營”過，後來這批人員處境尷尬，得不到按照工齡待遇，一個靠技術創新的企業，得罪了技術管理人員，後果可想而知，企業到了崩潰的邊緣，最後還是我們的政府給他買單，墊下了寶貴的七億財政資金，因此土地收回被拍賣，才有了“中瑞——曼哈頓”的“喧囂”！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最後還是由“衢化”出身的劉市長為這塊地的處理而奔忙。拍出了高價，總算把這個漏洞補上！總之這塊地與“衢化”真的有緣。
今天看來，我們的教訓相當深刻，樹典型實際上是在搞人治，不是先進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暴露的問題很多，筆者不在此一一例舉。企業一定要扎紮實實做強才是正路，為了圈地搞多元化既害自身，又不利於廣大人民民眾利益，如果為了自身企業的利益與全市人民的願望相違背，那只有遭到全體市民的唾棄，成為溫州歷史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