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經歷
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於英國。14歲進入皇家海軍學校，16歲入大英帝國海軍實習。以後一直在英國海軍服役，歷任準尉、少校。
1862年，時任清朝政府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李泰國受恭親王奕訢委託，前往英國購買軍艦。
1863年，阿思本率領艦隊到達中國，年僅20歲的琅威理也是阿思本艦隊的一員。但由於阿思本拒絕接受中方官員的命令，而清政府不承認阿思本的特權，阿思本宣布辭職，帶領艦隊返回英國。回到英國後，琅威理繼續留在海軍服役。
1877年，清政府向英國購買艦艇。時任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乾請琅威理和勞倫斯·慶擔任管帶（艦長），率領艦隊駛往中國。 在艦艇到達中國並移交給清政府後，琅威理並沒有立即返回英國，而是接受英國政府的派遣，在香港等處管帶戰艦。
1878年，清政府又在英國訂購了四艘炮艇。金登乾再次請琅威理擔任管帶。次年11月，琅威理率領四艘炮艇到天津，經李鴻章等驗收，分別命名為“鎮北”、“鎮南”、“鎮東”和“鎮西”。 完成任務的琅威理再度返回英國，但這次中國之行卻讓他在李鴻章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之前李鴻章曾委託駐英公使曾紀澤為正在編組的北洋海軍尋找合適的外籍顧問，琅威理得到海關總稅務司赫德、金登乾和英國海軍上將古德的強烈推薦。琅威理在華期間，李鴻章幾次調閱操演，見琅威理勤乾明練，遂商請他回國以後向英帝國海軍部告假，來中國工作。
1879年，李鴻章委託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國海軍部訪覓顧問時，曾紀澤便推薦說，琅威理新近將送炮船來華，此人“誠實和平，堪以留用”。這年9月，英國海軍上將古德路過天津時，李鴻章與他談到擇派兵船熟手，古德也說琅威理明練可靠。11月，琅氏護送四艘“鎮”字號艦抵津，李鴻章與他晤談數次，又看他調閱操演，甚為滿意，便當面延聘，月薪白銀600兩。
琅威理表示，他來華任職，第一，須有調派弁勇之權；第二，須向英國海軍部請假並獲允準；第三，中國方面須與英國海軍部商妥，將他在華服務年限作為海上服役年資，不能影響他在英國海軍中的升遷。李鴻章請曾紀澤與英國海軍部洽商，但海軍部猶豫不決，一則是不願其現役軍官為中國訓練軍隊；二則琅威理既為中國所聘，應該留職停薪，海上年資亦當暫停計算。此事陷入僵局。直到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及海關官員赫德、金登乾等人出面活動，才使事情有了轉機。
經過三年的交涉，1882年秋天，琅威理來中國任職，頭銜是 副提督銜(英語： The Brevet Rank of Vice Admiral，名譽中將銜) 北洋海軍總查（他在英國的軍銜是中校），負責北洋海軍的組織、操演、教育和訓練。琅威理治軍嚴格，辦事勤快，認真按照英國海軍的條令訓練，為海軍官佐所敬憚。由於陸軍出身的提督丁汝昌不懂海戰，實際上琅威理肩負起北洋海軍日常訓練的全部事宜。他治軍嚴明，辦事勤勉，在艦隊官兵中灌輸英國海軍的條令，風紀嚴肅。琅威理對北洋海軍的操練傾注了大量心血，表現出很強的職業操守和責任感。而丁汝昌本人也認為：“洋員之在水師最得實益者，琅總查為第一”。
1884年8月，中法戰爭爆發後，琅威理因英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而迴避去職，請假回國。
1885年，清政府組建海軍衙門，李鴻章電請琅威理回華復職。
1886年1月應邀重返中國。此時他已升任英國海軍上校，故月薪增至700兩。清政府組建海軍衙門，李鴻章電請琅威理回華復職。1886年1月，已晉升為海軍上校的琅威理重返中國。7月，琅威理隨北洋水師出國訪問，8月停靠日本長崎，由於一些水兵和日本平民和警察發生衝突，長崎事件爆發，北洋水兵5人死亡、44人受傷、5人失蹤。琅威理認為此時北洋海軍實力遠勝對手，力請對日本開戰，但李鴻章拒絕了他的要求。
二等第三寶星勳章1886年5月，醇親王巡閱北洋，以琅威理訓練有功，授予 二等第三寶星並賞給提督銜。以後李鴻章在發給琅威理的文電中，常用“提督銜琅威理”或“丁琅兩提督”的稱呼。在北洋海軍的正式公文中，他的頭銜全稱是" 會統北洋水師提督銜二等第三寶星琅威理"。
1886年7月，琅威理隨北洋水師出國訪問，8月停靠日本長崎，由於一些水兵和日本平民和警察發生衝突，長崎事件爆發，北洋水兵5人死亡、44人受傷、5人失蹤。琅威理認為此時北洋海軍實力遠勝對手，力請對日本開戰，但李鴻章拒絕了他的要求。
1887年3月，琅威理接受李鴻章的派遣，到英國和德國接收“致遠”、“經遠”、“靖遠”、“來遠”四艘快船。他以“靖遠”為旗艦，升提督旗指揮，直至抵達廈門與丁汝昌會合[6]。1888年12月17日，清政府組建北洋艦隊，以丁汝昌為提督，林泰曾為左翼總兵，劉步蟾為右翼總兵，琅威理則擔任副統領。此期間琅威理一直希望全面控制艦隊，但清政府並不信任他指揮艦隊。艦員對他嚴厲的規定也頗有怨言，琅威理幾度打算辭職回國，直到1890年3月，矛盾終於激化。
1890年初，北洋艦隊停泊香港過冬，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領部分海軍出巡海南。3月6日，旗艦“定遠”突然降下提督旗，升起總兵旗。按照《北洋海軍章程》，艦隊只設一個提督，兩個總兵。提督之下，右翼總兵官銜最高。身為右翼總兵的“定遠”管帶劉步蟾下令升總兵旗，宣示代行指揮艦隊。但琅威理認為雖然丁提督離職，但身為副提督的他在艦隊中，理應繼續升提督旗。劉步蟾不讓步，於是琅威理電李鴻章請示。李鴻章暗示北洋艦隊只有一個提督，沒有所謂的“副職”。6月25日，北洋艦隊抵達天津後，丁汝昌和琅威理面見李鴻章，談及撤旗事件時，李鴻章支持劉步蟾的行動。琅威理對此非常憤慨，當場提出辭職。李鴻章接受了他的辭呈。琅威理返回英國後，宣傳他在華受辱的經歷，引起軒然大波。英國外交部甚至為此曾考慮撤回在華的所有英籍顧問。11月4日，英國政府拒絕李鴻章另聘英國人擔任海軍順問的請求並撤回部分在華雇員，同時宣布不再接納中國海軍學生。
琅威理離開北洋艦隊後，艦隊訓練日益鬆弛，軍紀每況愈下。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同年11月13日，清政府命赫德傳諭琅威理迅即來華，以備任使，並選募洋員，酌帶前去中國。但英國外交部認為在未得到中國的明確允諾之前，琅威理不能動身來華。此後，琅威理終未再得到來中國的機會。
1904年2月，琅威理獲皇家海軍授予海軍中將軍階；1906年12月15日，琅威理在英國逝世。
訓練水師
建造中定遠艦大口徑巨炮
北洋水師旗艦 定遠號鐵甲艦北洋水師規模略具後，赫德重新推薦琅威理，李鴻章請駐英公使曾紀澤與之接洽。由於丁汝昌是陸營出身不熟悉海軍事務，艦隊日常訓練任務多由琅威理主持。光緒八年（1882年）十月，琅威理受聘為北洋水師總教習，負責艦隊訓練，“頗勤事，為海軍官佐所敬憚，中外稱之”。他在軍中日夜操練，“刻不自暇自逸，嘗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因治軍嚴謹，在他的督帶下，北洋水師操演認真，平時沒人敢請假，亦無人敢出差錯，北洋水師中流傳了“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的說法。在琅威理的嚴格要求和訓練下，北洋水師軍容頓為整肅，一時令各國刮目相看。
海軍提督
中法戰爭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因英國政府保持中立，琅威理為避嫌而去職，改由德國人式百齡擔任總教習。中法戰爭後，清政府接受海戰失利的教訓，痛定思痛，決定大辦海軍，於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五日，成立中央海軍機構海軍衙門，所有水師系歸其節制調遣。李鴻章遂電請琅威理回華復職，赫德等也極力懇勸，並請英國外交部代為敦促。琅威理要求在訓練中採用英制，僱傭英人，並授予其訓練全權，在得到李鴻章同意後，十二年（1886年）再度來華擔任北洋水師總教習一職。同年四月，醇親王大閱海軍，因海軍建設卓有成效，琅威理被授予海軍提督銜，六、七月間，北洋水師巡遊朝鮮洋面，轉赴日本長崎，中國水兵與日人發生衝突，致使北洋水師官兵死五人，重傷六人。時琅威理力請對日開戰，為丁汝昌勸阻。
遠洋歷練
“靖遠”艦，懸掛提督旗光緒十三年（1887年），琅威理奉命前往英國驗收“致遠艦”、“靖遠艦”、“經遠艦”、“來遠艦”等艦，隨同前往接艦的管帶有鄧世昌、邱寶仁等。琅威理以"靖遠"為旗艦，升提督旗指揮一切，直至廈門與丁汝昌會合前仍高懸提督旗。此次接艦回華，不另設保險，節省了數十萬兩銀，同時在琅威理的帶領、訓導下，中國年青的海軍官兵們也在遠洋航行中得到歷練。十四年（1888年）北洋成軍前後，琅威理還向李鴻章建議續購戰艦、修建膠州灣軍港等。
撤旗事件
北洋水師提督旗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初，北洋艦隊南下避凍。2月24日，丁汝昌率"致遠"、"濟遠"、"經遠"、"來遠"四艦至南海一帶操巡，預定3月10日左右返回。琅威理、林泰曾、劉步蟾督帶"定遠"、"鎮遠"、"超勇"、"揚威"在香港維修。3月6日，右翼總兵兼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命令降提督旗升總兵旗，表明自己是艦上的最高長官琅威理以“丁去我固在也，何得蘧升鎮旗？”因此與劉步蟾發生爭執，劉步蟾答："按海軍慣例應當如此。"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北洋海軍提督旗圖形為黃灰黑藍紅五色，角上飾以團龍形，用於提督座船懸掛，而總兵旗為黑、綠、紅三色。
事件發生後，3月7日，李鴻章致電北洋海軍第二號人物，左翼總兵林泰曾："琅威理昨電請示應升何旗，《章程》內未載，似可酌制四色長方旗，與海軍提督有別。"制四色旗自然是調和折衷之語。但李鴻章的電報，明確表明了北洋海軍只有一個提督。6月初，丁汝昌、琅威理率艦隊遠航西貢、新加坡、馬尼拉，25日返回威海。丁、琅一同赴津，與李鴻章面談撤旗事件。李鴻章認為“北洋海軍官制只一提督、二總兵，提督去，自應總兵帶”，琅威理於是憤然去職。這一事件也充分表明，外籍雇員同清政府僅僅是僱傭關係，他們沒有獲得更多的權利。
中國作為一個落後國家，在向近代化轉化的艱難征途上，如何一面進行反控制的鬥爭，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始終是一個更為重要又長期沒有很好解決的課題。劉步蟾與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揮權之爭外，從某種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軍內部對於嚴格管理的厭煩情緒。
事實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進口炮艇來華後，北洋水師官兵已與外國雇員發生過類似衝突。李鴻章在給朋友的信中提到，聘請的外國軍官不願前來，“問其何以不願，據云僅令教練而不假以節制擢陟之權，弁兵必不聽令，斷難進益。即以‘龍’、‘虎’兩船原募各教習，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虛心受教，炮船機器久恐廢壞云云”。
琅威理是個性強脾氣躁的人，赫德說他"具備了海軍軍官的坦率，但缺少一個'組織者'需要具備的寬宏大量。"他的管理風格使得一些中國軍官難以接受。劉步蟾、林泰曾等在英國多年，深悉交際和交涉的重要，看琅威理不過是客卿，並不是上級領導。所有閩籍管駕，皆擁護劉、林，是以琅威理上書李鴻章，提出“兵船管駕，不應專用閩人”，由此引發撤旗事件。事實上，確實有理由作此懷疑。自從《北洋海軍章程》頒布後，琅威理豈會不知道艦隊只有一個提督，而他自己不過是一個榮譽銜的顧問？如果在1890年2月24日丁汝昌離港到3月5日間，“定遠”上依然飄揚著提督旗的話，6日劉步蟾的撤旗舉動顯然就是故意尋釁發難了。
尤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後，北洋海軍的訓練和軍紀日益鬆懈，操練盡弛。軍官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當北洋封凍，海軍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更顯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場悲劇的開端。赫德後來幸災樂禍地對金登乾說：“琅威理走後，中國人自己把海軍搞得一團糟。琅威理在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能好好利用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海軍發展史上的一個慘痛教訓。隨之而來的中日甲午戰爭，也進一步了證明中國海軍訓練長期廢弛的教訓。
北洋海軍軍旗作為對比，日本海軍也是英國人一手訓練起來的。皇家海軍的英格斯上校為日本海軍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英格斯本人回憶說，他在日本服役時，日本政府曾封贈他以貴族，使他能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以與日本的高級將領接觸。日本海軍從英國人的教育中得到極大的好處。當他們認為有理由獨立行走時，歐洲軍官便體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堅持走著他們在英國的指導下踏上的道路，他們不僅使艦隊保持著英格斯離開時的面貌，而且更趨完善了。”
琅威理回國後，逢人訴說其在華受辱。光緒十六年8月18日，中國駐英公使薛福成電告李鴻章，英國外交部已電駐華公使複查此事，並考慮撤退全體在華英籍人員。薛問"能否轉圜？邦交有益"。20日，英國公使華而身向李鴻章詢問琅威理辭職緣由。李鴻章否認與英國首相約定琅威理與丁汝昌平行。指出"中國海軍稱琅為提督，乃客氣用語"。22日，他又致電薛福成，指出"琅威理要請放實缺提督未允，即自辭退。向不能受此要挾。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轉達。似與邦交無涉"。 11月4日，英國拒絕了李鴻章另聘英人為北洋海軍顧問，以代替琅威理的請求，並召回在旅順港服務的英國人諾加，宣布不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中英之間的海軍合作關係進入低潮。
出謀劃策
二十年（1894年）年底，甲午戰爭形勢對中國極為不利，清政府邀請琅威理選募洋員回華助戰。琅威理此時在英國得封港擔任後備艦隊指揮官兼“毀滅”號軍艦艦長，統率著皇家海軍後備隊的38艘軍艦。他對於邀請他重返中國大擺架子，公開的理由是英國宣布中立，他不能以現役軍人身份前往中國，又不願辭去現任的海軍職務。只有在戰後當英國政府許可時才可能前往。但私下卻提出了中國政府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如必須由皇帝以璽書形式頒給他海軍最高職銜等等。他始終不忘撤旗事件之辱，清政府當然拒絕。
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為李鴻章推薦了英國人馬格祿為幫辦北洋海軍提督。通過丁汝昌傳諭各管駕以下員弁，謹受指揮。馬格祿是天津的一艘拖船“金龍”號的船主，並無海軍背景。北洋海軍的一位洋員評價他說：“彼已過中年，且以沉湎於酒著名。此老邁之耍手殆視此役為莫大之機會而躍赴之無疑，然以斯人當斯任，實為至殘酷、至愚蠢之事；對於丁提督，此事尤為殘酷。”自他上任後，並未為海軍做出什麼積極貢獻。聘他任職，實是多此一舉。
清末重建海軍時，清政府再度邀請琅威理擔任總教習，琅威理也為中國重建海軍出謀劃策，但終未再來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