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中國帝王學說]

內容

基本信息

【詞目】王道
【拼音】wángdào

基本解釋

1.[kinglyway;benevolentgovernment]∶古時指以仁義統治天下的政策
2.[terrible]∶利害；嚴厲[1]

詳細解釋

王道，漢家祖先之王治天下之道，包含以下三個方面：保合諸夏，諧和萬邦，驅除韃虜。

其他各家提出的所謂儒的仁義治天下，道的無為治天下等都是站在民間角度，為王創造的一種政治主張，即實現王道的不同方法。目的都是：保合諸夏，諧和萬邦，驅除韃虜。
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與霸道相對。
《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乾七十餘君，莫能用。”魯迅《且介亭雜文集·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
2.大路。喻仁政。
清蘭陵憂患生《京華百二竹枝詞》之二十：“大街擁擠記當年，高在中間低西邊。一自維新修馬路，眼前王道始平平。”
3.謂劇烈，利害。為北京土語，如：這種辣椒別看小，辣味兒可真王道。但說“橫行霸道”時，絕不會說“橫行王道”。

基本學說

孔子思想體系中的兩大內容是仁與禮孟子更多的繼承了孔子學說中“仁”的學說。
那么何謂“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與人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他們互為表里，而二者合起來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體系的靈魂，他從各個方面反覆對仁進行闡釋與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是與生俱來的，稱之為“四端”。它們是“仁、義、禮、智”四德的基礎，這就是孟子的“性善論”。其作為孟子社會理想的支撐點，在兩個方面同時顯示意義。
人人都有“惻隱之心”，作為統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是件輕鬆易舉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統治者要施行“仁政”。為政必須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滅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學說和他的社會理想的最基本內容，而性善論則作為其內在的依據做著最好的闡釋。通俗一點的說，在孟子看來，正是由於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統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實現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終指向了“王道”，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闢地闡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減輕人民負擔，遵循自然規律，人們豐衣足食，雖死無憾，這就是“王道”。它是一個很大的範疇，大體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會政治；二是比較完善的倫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覆地進行論述。
齊宣王曾向孟子請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擇梁無禁，罪人不老而無妻為鰥，老而無夫為寡，老而無子為獨，幼而無父為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謂的王政，除了輕徭薄役，減少刑罰之外，還把對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者的深切憐憫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仁政”首先得把這些考慮進去。
孟子清醒地認識到若要使一個國家的百姓有“恆心”則國家必須有“恆產”否則則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人們首先能活下來，然後才能言及仁義，這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處。因此孟子特別提醒國君們要注意本國的經濟生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八口之家，耕織並重，不奪農時，減輕剝削，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樂土。
仁政是王道學說的中心思想與先決條件，孟子不斷地從各個角度，不同層面上進行探討。孟子發揮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為“仁政”的根本。“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守身與孝順父母是根本，一切都應該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愛主張在孟子這裡得到了全面的發揚光大，從而進入了“王道”的階段。與孔子的仁愛比較，基本精神雖然一致，內容卻更加豐富全面。孟子的許多構想要比孔子細緻精確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傑在位，賞罰分明，賦稅徭役適度，人民豐衣足食，於是對國家也就出於內心的擁護：“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為了這一理想的實現，孟子勸導人民依禮而行，請求統治者愛民親民，扶植小農經濟，減輕農民負擔，這就是王道學說的基本內容。
“王道”亦可解為王走的道路，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法。

相關歷史

讀古代歷史，處處可以發現有王道和霸道這兩派人物，兩派做法。過去的歷史家，對於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評論。用我們的觀點，對於王道和霸道，究竟應該怎樣看法呢？
漢代有一位大學者，名叫劉向，博通經術，評論歷朝政治得失，有獨到見解，兼曉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學。漢元帝叫他負責校閱天祿閣藏書，他一邊讀書，一邊著書。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謀篇》中寫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他在同卷的另一處又寫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來劉向是稱讚王道，而不贊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於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結合的結果。這也有道理。因為《禮記》老早就寫道：“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悸，則王道備矣。”
這樣說來，所謂王道，實際上就是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按照當時通行的人情和社會道德標準，在不違背當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採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反之，如果不顧一切，依靠權勢，蠻橫逞強，頤指氣使，巧取豪奪，就是所謂霸道了。
但是，這種解釋仍然是很不夠的，尤其不是我們現在的看法。霸道，從本質上說是沒有多大區別的。在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實行王道和實行霸道，結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贊成王道的人和贊成霸道的人，雖然有時分為兩派，甚至互相攻擊，各不相讓，然而，有時是同一種人，甚至是同一個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所謂“縱橫家”之流，往往隨機應變，朝秦暮楚。他們既能宣揚王道，又能宣揚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機為目的。
在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據司馬遷寫的《史記》《商君列傳》所載：“（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語公以王道而未人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同是一個商鞅，他前後四次見到秦孝公，說的話卻變化了幾個樣子。頭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說了一通所謂“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試探，覺得不對頭；在第二次談話的時候，他就改變了腔調，說出了關於所謂“王道”的一些議論，結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談話中，他就又改變了腔調，說了一套所謂“霸道”，結果顯然比以前兩次談話要好得多，卻還不夠滿意；因此，在第四次見面的時候，商鞅就索性充分發揮他關於實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見，結果就完全達到目的了。這個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時不管談論王道和霸道，或者隨便談論其他什麼道，都只是當作進行政治投機的一種方法，簡直象闖江湖的騙子一樣，信口胡說而已。
但是，古來關於王道和霸道的兩派做法，在實際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別。只是古人對於王道和霸道的解釋，在我們今天看來，未免太不確切了。
那么，照我們的觀點，用我們的語言來說，究竟什麼是王道，什麼是霸道呢？所謂王道，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老老實實的從實際出發的民眾路線的思想作風；而所謂霸道，也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不過，這種解釋是不能強加於古人的，用這種觀點去評論古人也是不合實際的。
但是，無論如何，從古代的歷史中，人們卻也不難找出經驗教訓，說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畢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漢書》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漢以前諸侯爭霸的局勢時，在好幾個地方都對霸道有所譏刺。例如，他說：“晉文公將行霸道，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這使人一看就會感覺到當時要想做霸主的，到處樹敵，多么不得人心！
至於歷來也有一部分人，對於王道和霸道兩派之間的鬥爭，採取所謂不偏不倚的態度，企圖找到一條折衷的道路。如漢代韓嬰的《韓詩外傳》寫道：“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間，尋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權宜變通的方法，並且自誇為“賢”人政治。其實，這種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因為它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