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王辛德(1911～1934)又名新德、建英、益之、一心。陝西洋縣人。
人物經歷
1929年考入漢中省立第五師範學校，次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校曾主編《前驅》《追求》《曙光》等宣傳新文化、新思潮的進步刊物；還在家鄉謝村鎮與中共黨員李含秀等人培養、發展共產黨員與共青團員，建立中共洋縣謝村支部。
11月調中共陝南特委工作，1931年秋又回洋縣，創辦並主編中共洋縣縣委機關刊物《春雷》。不久，任新成立的中共洋縣西區區委宣傳委員。
1932年秋，轉學入漢中省立第五中學，創辦學生進步刊物《第一線》。在中共陝西省委特派員、陝南特委書記賈拓夫領導下，參與發動和組織漢中13所中國小的學生抵制日貨、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和驅逐南鄭縣警察局局長淡棲山等鬥爭。
1933年3月，中共陝西省委決定任命楊珊為中共陝南特委書記並負責組建新的特委，王為新特委委員兼東路巡視員。同年5月，奉調到安康搞兵運，任中共安康軍特支組織幹事，9月任軍特支書記。他通過與中共有聯繫的安綏軍營長保薦，在安康綏靖司令部所辦的《民知時報》謀了個編輯差事，以此為掩護，深入安綏軍各部隊，發展了30多名中共黨員，還在軍營中結交了一批同情革命的朋友。
1934年3月，安康綏靖司令張飛生赴漢陰、石泉等地解決部屬內訌，安康城防鬆懈。軍特支經過充分準備，4月5日召開黨員骨幹會議，決定當晚9時起義。後發現有人告密，又將起義時間提前到下午6時。太陽落山後，王辛德與王泰誠率起義主力特務三連撤出城外，與袁作舟率領的迫擊炮營起義人員在城西藥王殿山下會合，成立紅三十軍第一縱隊，王辛德任政治委員。一縱隊溯漢江而上，準備經紫陽進入川北。4月11日，部隊進至紫陽毛壩附近的營盤大梁，陷入國民黨軍的重重包圍，激戰竟日，終因彈盡無援而失敗。王被俘，同月下旬在安康城內英勇就義。
人物事跡
1931年8月，為了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王辛德擔任了洋縣西區區委組織委員，先後在智果寺、東韓村、小池等地建立了黨的支部，擴大黨的組織，發展黨員吳建華等，並領導民眾切斷敵人的電線，發動謝村民眾清算大豪紳李振德貪污廟會公產，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勾結地主惡霸欺壓百姓的罪惡行徑。九一八事變後，在陝南特委領導下，漢中各地開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王辛德奉黨的指示，積極幫助洋縣中學主編刊物《春雷》，揭露反動派禍國殃民的罪行，大講抗日與革命的道理，並指出青年學生的革命鬥爭方向，旨在喚起民眾。他和王燮在洋縣一中成立了學生“抗日救國會”，派王建伯擔任讀書會主席。從此，各校學生自治會掀起了抗日救國的高潮。1932年春，王辛德任共青團陝南特委書記。春荒期間，他領導洋縣西區農民進行抗捐抗稅、殺班頭、打差人的鬥爭，幫助農民度過了春荒。是年5月，當發現國民黨洋縣縣黨部後院種有鴉片煙後，他同趙定太等在洋縣城關組織縣中、女高、西高等校學生及市民1000多人，搗毀國民黨縣黨部，痛打書記長王勉生，並迫使反動當局撤去王的縣黨部書記長職務。國民黨漢中專署派一姓雷的委員到洋縣催收契稅，搜刮民財。王辛德聞知雷系特務，作惡多端，便和王燮趕到洋縣召開黨的會議，發動城內學生200多人，衝進縣政府將雷拉到官寺痛打一頓，並以學生聯合會名義發出《宣言》百餘份，揭露雷危害人民的罪行，迫使其狼狽逃跑，洋縣契稅得以緩徵。同年，王辛德還參加了紅二十九軍第三游擊大隊的武裝鬥爭，使漢中反動當局震驚和惱火，綏靖司令部調動了軍警，到處追捕進步學生和革命領導者。王辛德在民眾的保護下，由黨組織安排，從漢中五師轉學到漢中五中高中部，負責發展五中黨的組織，做爭取學生的工作。不久，在五中高中部成立了黨支部，王辛德擔任軍事委員。他以學生抗日同盟會為基礎，推動各界人民大眾，進行抗日反蔣工作。洋縣教育局長陳杰三公然宣布，縣中的教育經費由學校下鄉催收，並剋扣在外學生的津貼。王辛德奉特委指示，同陶禾人、王建伯等黨員教師，率領五六十名學生砸了教育局，打了陳杰三，要求清算教育局的賬目，迫使陳收回成命。7月，漢中綏靖司令部設洋縣民團指揮所。該所指揮楊某赴洋縣坐堂逼款，將學校經費移作民團經費，令學生下鄉收款，引起公憤。王辛德、趙定太等按照黨組織的指示，發動學生市民四五百人，衝進洋縣縣政府西院，將楊痛揍一頓，趕出本縣。這年下半年，王辛德在漢中同趙定太等組織並參加了特委領導的抗日宣傳大遊行，1600多名學生市民上街示威，宣傳抗日救國，揭露蔣介石賣國陰謀，並搗毀警察局，趕跑了局長談棲山。這一鬥爭剛結束，接著他同王燮又領導漢師、女師、五中、聯中等學校學生千餘人罷課、遊行，開展反對反動校長白浩如的鬥爭。這時，王辛德已名聲很大，與王燮、牟心釗被譽為洋縣“三傑”。
1933年初的一天下午，國民黨漢中警備司令部突然派軍隊衝進學校，逮捕進步學生。王辛德等正在教室上課，發現情況緊急，立即通知王燮、吳建昌等，急奔學校後院。敵人追了上來，王辛德和王燮迅速越牆逃跑。吳建昌未及逃出，只好潛回教室。由於敵人認不出吳建昌，便抓住校長易厚庵糾纏。在易的保護下，王辛德等三人幸免於難。專署強迫學校開除了他們三人的學籍，並下令通緝。
中共陝南特委為了配合紅二十九軍的鬥爭，建立城固、洋縣、佛坪邊區，決定在洋縣西區成立黨的區委。王辛德因在漢中不能公開立足，被派回洋縣工作，參加了胡哲領導的紅二十九軍第二游擊隊，對敵展開了積極的武裝鬥爭。1933年4月，特委派王辛德為特派員到安康工作。成立了中共安康軍特支，直屬中共陝南特委領導，王辛德任特支組織委員。
王辛德通過社會關係到安康“綏靖軍”迫擊炮營當幫辦司書，後來又到“安綏軍”司令部主辦的《民知時報》社當記者，利用合法身份作掩護，廣泛接觸學生、市民及“安綏軍”中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他利用《民知時報》副刊《山雨》發表文章，揭露反動政府貪贓枉法、橫徵暴斂的罪惡行徑，博得讀者好評，外報常有轉載。他在報社辦了一所夜校，招收貧困兒童，親自上課，講時事常識，宣傳革命道理。他有時還替報童送報，藉機和讀者接觸，徵求對報紙的意見，了解民情，發動民眾。中共安康軍特支書記梁步魯調往漢中工作後，王辛德接任安康軍特支書記。根據中共陝西省委和陝南特委對兵運工作的指導思想，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安綏軍”士兵的武裝起義上。軍特支在“安綏軍”的士兵和下級軍官中發展了一批黨員，並在“安綏軍”、興安師範和社會上聯繫了不少黨的同情者，進行武裝起義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至1934年，特支在“安綏軍”中發展有20多名黨員，王辛德親自發展的有機槍連連長李顏公、勤務兵趙恩普等人。與此同時，特支還注意在城內居民、小手工業者中發展黨員，如當時的小販萬元兆、鞋匠惠兆海等。1934年1、2月間，中共安康軍特支兩次向陝南特委寫報告，要求批准軍特支在“安綏軍”中組織武裝起義。2月9日，“安綏軍”司令張飛生率部赴漢陰、石泉進剿其叛屬沈壽柏部及收編吳子貞股匪，“安綏軍”除受黨影響下的追擊炮營和特務三連外，僅有孫鶴年補充團(實力一個營)留守，安康城防空虛。恰逢安康城西門外舉辦廟會，唱戲放花，軍民等逛會者眾多。安康軍特支認為，此時正是舉行武裝起義的大好時機。王辛德便於2月22日上午，在安康城西郊西藥王殿召開黨員和骨幹分子會議，宣布當日夜9時發動武裝起義，起義後在西藥王殿山下會合，沿漢江西進，經紫陽縣投奔川陝革命根據地與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匯合。會上配發紅布條為起義時的標識，約定天黑看不見就以拍槍托為聯絡信號。
決定起義後，追擊炮營三連的黨員詹屏藩去動員本連的班長段遠和及連部司書張書德參加起義。段、張當面表示願意參加起義，但當詹離去後他倆即向該連連長張文彬告了密。情況緊急，王辛德和王泰誠被迫提前於是日下午6時率領特務三連起義。他倆首先率部攻打安康綏靖司令部、軍械科、手槍連。團敵已有防備，敵我眾寡懸殊，王辛德、王泰誠便率特務三連和手槍連的起義人員從小北門撤出安康城，沿漢江西去。
由於叛徒告密，特務三連提前三個小時發動起義，迫使迫擊炮營倉促應變起義。撤出的特務三連、手槍連及迫擊炮營起義人員會合於西藥王殿山下，總計69人，王辛德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第一縱隊，王泰誠任縱隊指揮，袁作舟任縱隊長，王辛德任縱隊政治委員。當晚10時左右，率紅一縱隊從西藥王殿山下沿漢江西進，奔向川陝革命根據地。經過數日艱難行軍，28日清晨，部隊抵達距營盤大梁十華里的任河邊亂石子溝。營盤大梁的東、北、西三面為任河、盤廂河環繞，南臨石板河，山勢險峻，少見人跡。紅一縱隊打算過任河，繞過紫陽縣南部的大鎮毛壩關，經黃草梁，進入川陝革命根據地。但當部隊到達營盤大梁時，敵毛壩區區長、民團團長李靖山率區隊、民團在此把卡圍截。這時紅一縱隊已連續行軍五天六夜，翻越大山十五六座，行程600餘華里，部隊極為疲憊。為了跳出敵人的圍截圈，部隊不顧疲憊，又越過營盤大梁主峰大堡，下到亂石子溝，準備強渡任河。但快到渡口時發現渡口已被敵封鎖，不得不再轉回營盤大梁。此時的東西兩邊的高地已被余貢三、王懷都民團占領，紅一縱隊被夾在了東西高地中間的冉家埡。冉家埡北是亂石子溝，溝口的渡口已被李靖山控制；西南邊是十餘里深的枇杷溝，懸崖絕壁，僅有條羊腸小道，且出溝則正是李靖山的老窩魯家坊。紅一縱隊便占領冉家埡東南靠主峰大堡的一個小山堡，阻擊敵人，欲拖到天黑以後突圍，戰鬥從上午持續到黃昏，起義部隊總共有50多支漢陽造的步槍和幾支短槍，子彈本來就不多，經過全天戰鬥，這時彈藥已盡，情勢十分危急。紅一縱隊決定分散突圍。突圍中，王辛德、趙恩普等50多人被俘，王泰誠被民團隊長余貢三、團丁覃景品打死，袁作舟下落不明。
王辛德等被俘後，被關進國民黨安康縣政府監獄。面對敵人酷刑審訊，王辛德堅貞不屈，大義凜然。敵人嗜殺成性，決定對王辛德和他的戰友們分批進行屠殺。第一次槍殺25人，第二次槍殺三人。連同前已殉難的王泰誠、詹屏藩和起義時被俘後槍殺的十人等，紅一縱隊就義殉難的烈士竟達40多人。
王辛德犧牲後，中共陝南特委書記張德生在《漢中工作報告提綱的補充》中寫道：“王建英同志在安康兵變時被捕，犧牲時沿途高喊口號，在刑場上作了幾分鐘的講話，給漢中一般同志非常好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