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成長求學
王大閎王大閎，廣東東莞人，1918年生於北京，於上海與蘇州長大，為中華民國首任外交總長、司法院長及駐荷蘭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1881-1958)之獨子。
蘇州景海國小畢業後，先後就讀於南京金陵中學與蘇州東吳國中。1930年，隨父親前往海牙工作，進入瑞士栗子林中學（或稱夏德乃中學、夏德美中學）就讀。1936年考上英國劍橋大學的機械工程系，來年轉建築系。1941年受教於德國現代建築大師沃爾特·格羅佩斯（後來擔任包浩斯校長）與密斯·凡·德羅，也與另兩位知名建築師貝聿銘與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是同班同學，並於1942年10月取得建築設計碩士學位。在哈佛期間曾熟讀盧梭的著作，對其影響最深是《社會公約》。
學後事業
哈佛畢業後，拒絕普林斯頓大學彈道(Ballistics)研究計畫與布魯爾(M. Breuer)事務所的邀約，接受當時的駐美大使魏道明邀請，在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任隨員。回到上海後，與四位友人共同成立五聯建築師事務所(1947)，同時在上海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負責《大上海都市計畫》。
王大閎是少數第一代華人經歷過“完整”養成的建築師，先是出身於中國上層社會的書香世家，體驗過北京、上海與蘇州的傳統建築空間，之後在人文歐洲浸淫多年，最後在美國又“親炙”第一代前衛現代建築師葛羅培斯、密斯等人，這讓他自信、輕易地遊走在兩種文化之間，這也是日後台灣更年輕一輩建築師無從項背的經歷。
至於對中國傳統，他認為，中國配置上的一進又一進，一間穿一間，很能滿足人們對神秘感的需要。中國的牆也充分發揮了它的作用，隔絕住宅與外界，增加了住宅里的含蓄感，這些看似簡單易懂的道理，卻要完整的養成與生活經驗來完成，
1947年王大閎離開美國回到上海執業。1949年以來，台灣的國家主義建築倉促應對，復古主義於大陸有過之而無不及，且極端粗俗，然至王大閎設計的國父紀念館為之一變，探討以現代建築理念、營造模式與中國傳統建築精神的有機結合，擺脫了近代以來大型公共建築摹古、復古的定勢，遂由古典主義向現代主義堅實轉向。
而其故宮博物院方案、建國南路自宅等，更是持守以現代主義理念，對推動台灣現代建築發展有重要的啟蒙與示範貢獻，是中國現代建築史中承前啟後、並引領一個時代的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就像馮紀忠先生一樣，現代建築理念實踐一脈在兩岸現代建築史均處於邊緣位置。
主要成就
建築作品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鑄秋大樓（1981年）
東吳大學雙溪校區校門（1989年）
建國南路自宅（1953年，已拆），重建基地位台北市立美術館南側，預計2015年4月完工。
仰德大道日本駐華大使官邸 （1953年）
國立台灣大學漁類標本館（1954年）
國立台灣大學考種館（1959年）
馬公中油辦公大樓 （1960年）
國立台灣大學第一學生活動中心（1961年）
台北監獄（龜山監獄）總辦公室、工廠、禮堂（1961年）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館（1961年，1971年擴建東西兩側）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館（1962年）
淡水高爾夫球俱樂部（1963年）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圖書館（1963年）
林語堂宅（1963年，現為林語堂故居[1]）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館（1957年建前棟，原名理化大樓，1965年建後棟，原名化學中心，後棟原供化學研究推動中心使用，兩棟皆已拆）
亞洲水泥大樓（1966年）
國立台灣大學女生第九宿舍（1966年）
登月紀念碑計畫案（1968年）
國立台灣大學歸國學人宿舍（1970年）
良士大樓（1970年）
中華民國教育部辦公樓（1971年）
松山機場擴建案（1971年，合作設計）
中華民國外交部辦公樓（1972年建前棟，1985年建後棟）
國立國父紀念館（1972年）
鴻霖大廈（1972年）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大樓（1974年第一期完工，1977年第二期完工，設於台灣大學）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李先聞紀念館（1975年）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大樓（1976年）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館（1976年）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大樓（1977年）
慶齡工業研究中心大樓（1977年，設於台灣大學）
天母公寓（1979年）
仁愛路東門基督教會長老教堂（1980年）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大樓（1980年）
中央研究院歐美聯合大樓（1982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1984年）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大樓（1985年）
中央研究院學人宿舍（1987年）
國立台灣大學衛生保健及醫療中心（1987年）
陳夏雨宅 (1995年)
台北“國父紀念館”、林語堂宅、台灣大學第一學生活動中心是這位“台灣現代建築運動先驅”的重要作品。
學術著作
1953年出版《建國南路自宅》、1955年出版《羅宅》、1964年《虹廬》。 除了建築，王大閎先生還翻譯波德萊爾的詩歌。曾花費十年時間譯寫了王爾德的小說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杜連魁》。 將其場景移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