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28年在遵化縣南崗高小讀書； 1934年考入遵化河北省立第五中學；1939年國中畢業後，受聘為遵化縣岳各莊國小教師，利用教師的身份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工作；1939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9月，正式參加革命工作，並進入晉察冀聯合大學學習兩年，在晉察冀聯合大學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中，被譽為“知識分子工農化”的先進典型；1942年秋，完成大學學習任務後回到冀熱遼抗日戰場；1943年，擔任薊遵興聯合縣政府區長，負責開闢鞏固五指山區抗日游擊根據地；1945年8月，奉冀熱遼行署命接收興隆縣城，並擔任熱河省興隆縣人民政府縣長；1947年12月，被調到晉察冀十四專署大眾合作社（十四總店）任副經理；1948年5月，繼續回到熱河省興隆縣擔任縣長；1948年12月，被冀東行署樹為“模範縣長”先進典型；1949年11月，擔任熱河省供銷合作總社主任； 1955年末，調任原熱河省委任財貿部部長；1957年4月，擔任中共河北省興隆縣委第一書記；1957年8月，調任河北省承德地區行政專員公署專員（正地廳級）；1967年11月，經北京軍區黨委批准，擔任河北省承德地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0年下半年，遭到極左性質的錯誤批判，因病含冤逝世；1980年3月8日，中共河北省承德地委為王佐民做出徹底平反的決定。
王佐民伯父劉景和曾給富戶扛活做月，幾年下來終於有了幾畝薄地。到王佐民出生時，已是當地的富裕之家了。王佐民十幾歲時就下地勞動，16歲上了國小。當時，他就讀的西下營國小是我黨地下工作很活躍的學校。經過4年的苦讀和愛國主義思想的薰陶，王佐民已由一個純樸的農民孩子逐漸成長為學生中的進步分子。
1933年3月，王佐民在家鄉南崗高小讀書時，正值長城抗戰取得自開戰以來的唯一一次勝利，王佐民參加了聯校學生慰勞隊，深入軍中慰問。1935年即王佐民考入河北省立第五中學的第二年，民族英雄孫永勤率抗日救國軍挺進冀東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反響。就在王佐民所在的第五中學，圍繞著擁護還是反對抗日救國軍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王佐民在學校中的地下黨組織的抗日宣傳教育下，毅然帶領同學們同校方展開論爭，終於取得了為抗日鬧學潮的勝利。
1939年，國中畢業已三年的王佐民被受聘為本縣岳各莊國小教師。在國小教員、當時又是我地下抗日政府區長張玉農的引導和鼓勵下，王佐民利用教師的公開身份，秘密而又熱忱地做抗日工作。他經常教學生們唱抗日歌曲，印發抗日傳單，監視敵人動向，轉送來往信件。由於他積極參加抗日活動，立場堅定，工作出色，這年秋天，王佐民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9月，經組織批准，正式參加革命工作，並被批准進入晉察冀聯大學習。兩年的聯大學習，使他的思想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別是晉察冀老區軍民的抗日鬥爭經驗，為他爾後堅持“無人區”鬥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學院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中，他被譽為“知識分子工農化”的典型。1942年秋，王佐民圓滿完成了學習任務後，開始踏上了硝煙瀰漫的冀熱遼戰場。
創建紅色堡壘
王佐民回到冀東，正是發動第三次熱南戰役，開展反集家鬥爭的關鍵時刻。組織上分配他到遷（安）遵（化）興（隆）聯合縣委工作。並決定由他率領100多名幹部戰士，到長城外的興隆、承德之間的五指山，恢復和開闢抗日根據地。9月下旬，王佐民帶隊穿越長城、灑河兩道封鎖線，經過敵人把守的“人圈”，一路急行軍到達五指山南麓的驢兒叫村。根據縣委的安排，進行了一個月的整訓。整訓結束後，縣政府任命王佐民為遷遵興聯合縣八區副區長。
初到五指山區，人地兩生，鬥爭又特別殘酷，王佐民感到身上的擔子很重。他找到縣長李春光和組織部長張煥然共同研究了堅持長期抗戰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會後，王佐民帶領大家經過短時間奮戰，吃、住、軍工等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受到第十三軍分區首長的表揚和獎勵。1943年，區長張友德調到縣支隊工作，王佐民繼任區長。從此，在艱難複雜的游擊戰爭中，開闢鞏固五指山游擊根據地，進一步顯現了王佐民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的優良品質和領導人民渡過難關，取得抗戰勝利的卓越才能。
開闢和堅持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根本一環是發動民眾進行武裝鬥爭。王佐民正是依靠和發動人民民眾，才堅持並擴大五指山抗日根據地的。
五指山屬燕山山系，是京北第一高峰霧靈山的余脈。境內山高林密，物產豐富，人民勤勞勇敢，是開展游擊戰爭的好地方。早在1938年冀東大暴動以後，就開闢成游擊區。到1941年8月，已成為游擊根據地。在偽滿洲國“西南國境”建起一個紅色堡壘，豎起一面抗日紅旗，它像一把尖刀，直插向敵人的心臟。五指山根據地的存在，使日偽軍驚恐不安，他們制訂了一套罪惡的“集家並村”計畫，通過“大清鄉”、“大檢舉”、“大掃蕩”，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妄圖達到孤立抗日武裝的罪惡目的。1943年在五指山周圍，就駐有日軍小隊、混合討伐大隊、警察署等總計1萬多人。並建有77個“人圈”，把大片山區、深山區劃成了“無住地帶”和“無住禁作地帶。原遷（安）遵（化）興（隆）聯合縣第九、十和十一區政權相繼被敵人摧垮，鬥爭環境異常殘酷。王佐民正是在這種殘酷環境中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的。他首先在自然村建起民兵班，行政村建立民兵中隊。沒有槍，就從敵人手裡奪；沒有手榴彈，就自己造。武器從無到有，由少到多。對敵鬥爭的規模也從小到大，廣泛發展起來。1943年春，王佐民派成功村民兵白喜山、趙有去軍分區參加地雷戰術訓練班。他們回村後，立即建起4個地雷爆炸組，分別把守本村進出通道，並一舉炸死了前來“討伐”的日軍隊長和特務胡煥章。接著，王佐民推廣成功村地雷戰經驗，各村都成立了地雷爆破組，搞起了地雷戰。其中，“五虎”地雷組威名遠傳，曾先後炸死日偽軍50多名。王佐民不僅是五指山區人民戰爭的主要組織者和指揮者，而且還親自參戰，出生入死。1943年夏，他帶領20多民兵，到灑河沿部落征糧，因事先走漏了訊息，闖進了敵人的包圍圈。王佐民沉著應戰，帶領民兵突出重圍，最終無一傷亡。
在敵我相互包圍，互相滲透，長期膠著的態勢下，誰能準確、迅速地進行通信聯絡，誰就占有鬥爭的主動權。王佐民在經常組織游擊隊、民兵，對敵採取斷交通、割電線、拆橋樑的同時，還不斷地加強我方村、區、縣之間的情報網建設，使我地下交通四通八達。
王佐民在注重發動民眾抗戰的同時，還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在總結遷遵興聯合縣第九、十、十一區先後遭受挫折教訓的基礎上，更加注重根據地的統一戰線工作。1943年春夏之交，他在堅持鞏固根據地紅色政權的同時，還通過滲透、派遣、培養的辦法，在敵偽統治的“人圈”里發展真心向我、假心向敵，為兩面辦事的“辦事員”，建起“兩面”政權。
1943年這一年，由於敵人不斷“掃蕩”，到處封鎖，五指山根據地的口糧極為缺乏。為了救濟災荒，王佐民就動員並組織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他經常強調，開展自我生產，是根據地堅持到底的關鍵。每當春耕和秋收時，根據地的各級幹部和來這裡休整的部隊指戰員都參加生產勞動。王佐民既是好區長、好主任，乾起活來又是個好農民。他經常戴著草帽，挽著褲腿，同民眾一起勞作在田間。他還在驢兒叫村、中田、臭水湖等地建立了勞武結合的互助組，發揮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為了解決生產工具和打仗的武器問題，1943年春，老八區在上莊組建了一個鐵工合作社，鋤鐮鎬頭和地雷、手雷彈鐵殼，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為開展地雷戰和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發揮了巨大作用。冀東軍分區所屬炸彈廠，也設在老八區，僅中原、中田村民眾就曾獻鐵5000多斤。王佐民領導的老八區因支援軍工成績卓著，受到軍分區和十一團首長的表揚。
在日偽統治下，根據地民眾的負擔是很重的。1943年以前，當地的民眾既要向偽滿繳“組合糧”，又得向我政府繳公糧。同時還得向富戶交地租、還債務。日偽大“集家”後，實行“三光”政策，根據地人民與偽滿政權完全脫離關係。但根據地的負擔仍未減輕。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減租減息推行合理負擔，就成為堅持抗戰必不可少的經濟政策。王佐民深深懂得保護根據地貧苦農民經濟利益的重要性，他根據冀東行署發布的《合理負擔暫行辦法》，先在遷遵興老八區，後來又在整個無指山區，利用戰事活動間隙時間，大力推行戰時經濟政策。1943年11月初，他在成功村進行建農會、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和實行合理負擔試點，進一步激發了廣大民眾堅持“無人區”鬥爭的積極性。
為堅持抗戰到底，減輕根據地人民和“部落”民眾的經濟負擔，並彌補抗日軍民衣、食、醫藥、通訊、照明和辦公用品的不足，王佐民還從長計議，依靠民眾和幹部，廣泛組織戰時貿易。因為是在戰時，敵人村村封鎖，到處設卡，物資運輸困難。同時，貿易夥伴難以選擇，做起買賣來風險較大。儘管如此，王佐民還是堅持把戰時貿易搞下去。當時的貿易，主要是通過同傾向我方的“人圈”里的“兩面政權”中的頭面人物進行。那時，許多日偽軍中下層小頭目，都有吸食鴉片的嗜好，王佐民就常帶領武裝，襲擊敵人專門管理鴉片的機構“鴉片組合”，把繳獲來的鴉片，通過個別關係再賣給敵人。王佐民就是通過這種貿易，換回許多小米、大布，解決了軍民的急需。其實，主要貿易還是在長城內外和根據地與“人圈”之間進行。當時，關內缺錢，關外缺糧，“人圈”缺布。王佐民就組織人到關里用錢買回布，賣給“人圈”，又從“人圈”換回糧食。這樣，既有利於“人圈”民眾穿衣，又緩和了根據地缺糧的問題。
一面不倒的紅旗
1943年，日偽在完成“集家並村”後，就反覆派兵到五指山“無住禁作地帶”進行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這一年，敵人對五指山老八區“掃蕩”27次，僅12月下旬那一次，就犧牲幹部、戰士34人，民眾500餘人。與此同時，敵人還在“人圈”區實行“檢舉”，把懷疑同根據地有聯繫的人全部抓了起來。從1944年1月開始，一連半個月，敵人以1萬兵力“掃蕩”五指山根據地。他們四面包圍， 封鎖山口，占領山峰，還揚言要“把山上的每一塊石頭都翻過來”。王佐民帶領5名幹部，隱藏在中田村的一個山洞裡，三天三夜沒吃上一口飯。中田村被圍困11個晝夜，247人慘遭屠殺。
在五指山根據地進入最艱難的時期里，怎樣反擊敵人的大“掃蕩”？王佐民反對死打硬拼，堅持在敵強我弱之時，主要任務是保存實力，避免正面衝突。並提倡村自為戰，人自為戰，以靈活、分散多樣的形式，對敵人進行襲擾和有選擇地重點打擊。在反“掃蕩”中，王佐民帶領和指揮幹部、民眾，餓了吃炒米，渴了吃冰雪，晝夜迴旋在高山密林之中。從1942年夏到1945年日本投降，王佐民在敵人無數次的“掃蕩”中，為堅持“無人區”鬥爭歷盡艱辛，九死一生，每次都是在沒有再生的希望時，由民眾和同志們的巧妙掩護才化險為夷。在反擊敵人“掃蕩”時，王佐民除帶領民眾隱蔽、保存實力外，也從不放棄有利時機重點打擊敵人。1944年6月，半壁山300多偽軍襲擾溝門子一帶，王佐民帶領區小隊奮力還擊，斃傷敵40多人。接著，日偽即派300多討伐隊員前來報復，正好十一團一營趕到，區小隊和民兵同部隊配合，與敵人展開白刃戰，致敵傷亡百餘人，其餘狼狽逃回半壁山據點。
1944年這一年，在五指山區，沒進“人圈”的民眾有2000多戶，1萬多口人。冀東黨政軍領導人李運昌、李楚離等不斷帶部隊來這裡休整。一般是幾十戶人、幾百人，最多時上千人，常常是幾十戶的小山村住著行署、專署、縣政府、區政府、村政府等各級機關。此外，還有一些部門如炸彈廠、主力部隊的供給部、衛生所等。這些領導機關、部隊、民眾的首要問題是吃飯，只靠生產和民眾繳納的公糧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而“人圈”中“兩面政權”交的糧食，又常常因敵人的封鎖而不能及時送出；也有個別“人圈”乾脆不向我交公糧。在這種情況下，王佐民不得不採取特殊辦法武裝征糧。武裝征糧，就是由幹部帶著部隊或民兵，突然進到敵人守備森嚴的不向我們交糧的“人圈”里，找村、甲長等首腦人物征糧。在艱苦的日子裡，王佐民不斷地親自帶隊到“部落”里征糧。其中1942年12月30日那次，涉及灑河南、東閻杖子等6個“部落”，共征糧數千斤，保證了住在這裡的十三地委、專署、軍分區和縣、區人員的糧食供應。
在“無人區”里，敵人屢屢進行“掃蕩”，堅持“無人區”鬥爭的民眾的衣物被反覆強劫、焚燒。他們除了身上穿的，幾乎一無所有。開始時還能棉改單，單改棉，縫縫補補勉強湊合著穿，到1944年和1945年，就更艱難了。1944年的農曆十一月，很多民眾還穿著破爛不堪的單衣在風雪中堅持山地鬥爭。王佐民看在眼裡，急在心上，他跋山涉水，穿過敵人三道封鎖線，急行100多里來到冀遵興聯合縣駐地，向田塞縣長作了匯報。上級立即撥給八區5000多套棉軍裝。運回根據地後，王佐民和同志們一起不分晝夜地把棉衣逐件送到散居在深山的民眾手裡。1944年，五指山成了整個熱南能夠堅持下來的少數小塊根據地之一。那裡人民的抗戰事跡廣為流傳，各地都在關懷著五指山區的人民。冀熱邊各縣支援大批衣物，集中到遵化縣九區。8月下旬，王佐民帶人詳細偵察了龍井關一帶的敵情後，決定冒險組織民眾百里搶運寒衣。他在二堂村找到辦事員高雲甫，動員120多人利用夜幕掩護，巧妙地繞過敵人哨卡，安全地把這批衣物運回根據地。山里人穿上了棉軍衣，溫暖在身上，感激在心裡，堅持抗戰到底的熱情更加高漲。
在敵人反覆“掃蕩”中，根據地的房子燒了一次又一次，但“無人區”人民並不屈服，敵人燒了就再蓋，反覆燒，反覆蓋。開始時重蓋的房子還像個樣，後來幾乎都是馬架子窩棚。還有許多人住進了土窯、山洞、砬棚。不僅民眾是這樣，機關和部隊也是這樣。王佐民同山里人民同生死，共患難。他常說：“常年貓山洞雖然人間罕見，但是還要貓下去。在敵我力量懸殊時，只有貓下去，才能保存實力，才能贏得最後勝利。”
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八路軍與根據地人民之間形成了真摯的革命情誼。原住小河西村的霍大娘，大“集家”後不僅不進“人圈”，還搬到石煙筒山頂住下。老兩口一個給抗戰工作人員當義務炊事員，一個當義務背水員，背一趟水往返10多里路。王佐民在霍大娘那裡養病期間，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在敵情緊急時，霍大娘的丈夫幾次把他背到較為安全的地方。而王佐民為了解救被敵人扣作“人質”的民眾，日夜奔波，他通過“人圈”中“兩面政權”的甲長，買通了敵營中一個關鍵人物，使“人質”安全獲釋。事後，被救民眾激動地說，“只要相信黨，相信政府，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1944年春，敵人計畫調集遷西、遵化、興隆日偽軍在春夏之交，對五指山區進行一次空前的大“掃蕩”。為了迷惑敵人，保存實力，中共冀熱遼分局十五地委決定承興辦事處所屬五指山根據地軍民，在4月末敵人“掃蕩”之前，進行軍民大轉移，除留少數人員在根據地堅持鬥爭外，還把縣、區、村幹部、游擊隊、民兵和能跟上隊伍的“無人區”人民轉移到長城以南地區，以避敵鋒。王佐民像往常一樣，嚴格執行上級命令，在馬架溝召開幹部會議，要求做好動員工作。會後，他來往於五指山根據地各村之間，晝夜同縣、區、村幹部一起，逐戶、逐人做思想發動工作。經過細緻的工作，動員2000多老弱病人進了“人圈”，保存了自己；又動員1000多青壯年組成南下大軍分頭出發。一路上，經過千難萬險，終於按預定計畫到達目的地遵化縣茅山西北面的侯家寨、黃花峪、大屯南山、四十里舖、小劉莊一帶。轉移即畢，敵人就從四面八方開進五指山“掃蕩”。當他們撲了空後，卻向上司報告說：五指山的“土八路”全被消滅乾淨了。正當敵人慶賀勝利的時候，王佐民率大隊人馬一夜之間全部返回五指山區，又重新開始了新的鬥爭。到日本投降前，承興辦事處轄有450個行政村。僅老八區就有2000多戶，13000多口人仍然堅持“無人區”鬥爭，成為一面不倒的抗日紅旗。
王佐民帶領五指山區人民，堅持“無人區”鬥爭，受到人民民眾的擁護和愛戴，同時也經常受到上級的表揚和稱讚。1944年底，冀熱遼軍區和行署頒發《戰鬥英雄、模範工作者條例》，王佐民被授予“堅持口外山區模範工作者”稱號，並於1945年3月出席了在遷安三屯營舉行的冀熱遼首屆群英大會，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和行署主任張明遠等領導，在大會上講話和報告中表揚了他，並被授予為全解放區不怕困難，堅持根據地鬥爭的榜樣。
奪取抗戰勝利
1944年秋，根據冀熱邊特委〈1944年工作方針與任務〉確立的“團結冀熱邊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難，堅持抗戰，堅持根據地，積蓄力量，準備反攻，迎接最後勝利”的方針，王佐民經與四區委（原遷遵興八區）研究，派得力的村幹部去柳河恢復被敵人摧垮的地區。工作中，他身體力行，親自為不願進“人圈”堅持山地鬥爭的民眾送去棉衣、食鹽等日用品。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打開了局面。與此同時，王佐民還指示三區區長衛民，除抓緊恢復被敵蠶食地區外，還要向承德方向敵戰區開闢工作，利用一切關係，向社會各階層進步人士宣傳解釋黨的抗戰政策，鼓勵他們為抗戰大業效力，規勸乾偽事的親友為自己留條後路。
1945年5月德國戰敗，日軍已成驚弓之鳥。8月，王佐民在行署開會時，從電台廣播裡得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訊息後，立即給辦事處和 各區寫了信，傳達抗戰勝利的喜訊，傳達朱總司令的進軍命令，並部署立即發動向日偽軍大舉進攻，接收日偽軍政機關和倉庫物資。到8月下旬，承興辦事處所屬7個區，除半壁山這個較大的敵人中心據點外，其餘都已解放。當時，在這個據點裡，除討伐隊、警察、特務、偽村、甲人員外，還有偽國兵十二團的一個營共千餘人。他們接受了國民黨授予的“先遣軍”番號，拒不投降。縣大隊在區小隊、民兵和民眾千餘人的配合下，強渡橫河，占領制高點，在強大攻勢下，敵人很快發生了動搖，扔下槍炮彈藥、物資，一窩蜂似的向興隆方向逃跑。我縣大隊、區小隊、民兵等邊追邊打，灑河“人圈”中的民眾，也拿起鐮刀、鋤頭和棍棒趕殺，使這伙敵人大部被殲。
8月下旬，王佐民在冀熱遼行署開完會，日夜兼程趕回半壁山，傳達了行署關於承興辦事處負責接管興隆縣城的指示，決定派王佐民、王郝等向西追擊敵人，接收興隆縣城。王佐民率隊一路追擊殘敵，收繳槍枝；一路擴大隊伍，到興隆縣城附近時，總兵力已達2000多人，部署在縣城的東面和南面的山頭上。在這之前，冀熱遼軍區第十四軍分區司令員舒行率軍分區主力部隊，已占據西面和北面山峰，對敵人形成四面包圍之勢。經過談判，偽滿西南防衛司令兼“國兵”第四旅旅長、二十四團團長黃方剛和偽興隆縣長兼警務科長於佩珊於8月31日毅然宣布起義,共有2．1萬多人接受和平改編。王佐民率地方幹部進城接收了興隆縣政權,並被任命為興隆縣縣長，從此結束了戰爭年代幾個聯合縣共管的局面,成立了統一的興隆縣政府。
在接收縣城工作中，王佐民首先召開縣城各界民眾參加的大會，講解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宣傳取締一切敵偽組織，清查隱藏的漢奸和敵偽人員，鎮壓擾亂社會治安的壞人，取締鴉片館、妓女院，取締一切反動會道門。對拒不登記或登記後仍繼續進行破壞活動的嚴懲不貸。他還號召各界人民動員起來，醫治戰爭創傷，發展生產，富國強民。接管政權後，王佐民採取措施，迅速恢復城鄉中國小校教育，他親自兼任改造後的“興隆縣革命中學”校長，還從關里請來聞成等大批知識分子補充教師隊伍。只一個月的時間，興隆城鄉中國小又重新開始上課了。
人民的好縣長
由於連年戰爭，再加上水旱災害，興隆解放初期土地荒蕪，饑荒遍地，野外的山菜、樹葉幾乎都吃光了。據當時統計，興隆全縣有2000多戶，一萬多口人生活難以維持。對此，王佐民看在眼裡，痛在心上。他倡議全縣幹部每人每天節約一兩米，支援農民渡荒；他還要求各部門搞好機關生產，實行柴菜金自給，把節約下來的糧食救濟缺衣少食的民眾。王佐民認識到，組織民眾，充分利用當地資源進行生產自救，是渡過災荒的最好辦法。於是，他親自帶隊到基層搞生產自救試點，發動民眾開辦煤窯、石灰窯、木炭窯和染坊等250多處，當年就賺回玉米180萬斤。1948年6月，正是熱南戰役的關鍵時期，民眾缺衣少食，還要支援戰爭。王佐民親自簽發通知，以優惠價格收購民眾手中的土特產品，為民眾增加了100多萬斤糧食的收入。
在社會逐漸走向安定後，王佐民開始為興隆將來的發展奠基。他遵循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組織互助合作，在農村發展生產互助組、幫工隊、供銷社和信用合作社、醫療合作社。到1948年底，全縣有8580戶成立了635 個互助組。這一年，糧食畝產由解放初的50市斤提高到120斤。還是這一年，王佐民開始組織辦工業到1949年11月他調走前，興建了剿絲廠、鐵工廠、織布廠、籮圈廠等一批企業。在恢復發展生產的過程中，王佐民很重視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在全縣建起了18個醫藥合作社，使天花和性病等影響興隆老區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很快得到根除。由於王佐民在領導興隆人民醫治戰爭創傷，開展生產自救中做出卓越貢獻，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熱河省生產自救工作會議上，主持會議的省委負責人李子光在講話中肯定了興隆縣生產救災工作的經驗。他說，興隆縣從恢復發展入手，充分發揮供銷社的作用，組織發展生產自救的辦法是卓有成效的。他要求各地學習和推廣興隆的經驗。
1946年7月，國民黨撕毀國共兩黨停止協定，發動全面內戰。同年8月即派兵從平泉向承德進攻。熱河省黨政機關從8月25日開始進行有計畫的轉移。熱河省政府副主席李子光、省委組織部長馬載等率100多名省委、省政府幹部，另有冀東區黨委、十四旅供給處2000多人以及興隆縣政治處、縣政府60多人，在王佐民引導下安全轉移到興隆五指山老根據地的寶地、大窪、驢兒叫、中原、中田村一帶。9月10日，敵五十三軍占領興隆縣城。在大軍壓境，四面包圍的態勢下，王佐民深知自己責任的重大，他同縣委副書記李鑒銘、宣傳部長國林之一起，組織縣大隊、區小隊和廣大民兵，積極配合軍區、分區部隊作戰。並先後在茅山青灰嶺消滅敵人200多人，在縣街打死、打傷敵人300多人。由於王佐民領導興隆縣軍民齊心奮戰，抗擊入侵之敵，使敵人到處挨打，不到20天就死傷敵人1000多人，占領興隆街之敵，僅占8天就被迫撤往密雲，其他各路敵人，也分別撤往遵化和承德，從而保證了熱河省黨政機關的安全。
1947年，為了貫徹中央《土地法大綱》和《告農民書》兩個檔案，實行土地改革，興隆縣委於11月中旬分別在縣城、南木溝和半壁山流動召開有全縣區以上308名幹部參加的土地會議。在當時“左”的錯誤思潮指導下，縣委書記張克盲目地執行了“搬大石頭”的錯誤做法，會頭一天就處理了140名幹部。其中關押15名，開除回家46名，作為障礙土改的“絆腳石”搬走的79名，王佐民就屬於這些“絆腳石”中最大的一塊，被收槍、撤職，並勒令立即離開縣境。經過多年出生入死考驗的王佐民遭受這樣突然沉重的打擊，心裡十分難過。但他不埋怨，也不悔恨，而是相信黨、相信民眾，認為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
王佐民被搬“石頭”後，來到十四地委所在地平谷縣小碑宮，地委安排他任平谷縣東部土改工作隊隊委，分管平谷縣東部10個土改工作組的領導工作。他認真學習中央和上級關於土改工作的指示精神，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精心指導。最終他負責的平谷縣東部上作、上營等10個工作組土改初步階段的工作基本上是健康進行的。1947年12月末，王佐民又被調到十四專署大眾合作社（十四總店）任副經理。雖然只有幾個月時間，但他和職工們打成一片，使合作社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48年3月，根據任弼石同志“關於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精神，冀東區黨委書記李楚離和十四地委副書記李越之等率工作團來到興隆檢查工作，首先糾正了撤銷王佐民縣長職務的錯誤決定，並調王佐民回來重新就任興隆縣縣長。在批評縣委書記張克所犯錯誤的會議上，王佐民以大局為重，不計較個人恩怨和遭遇，他說：“我們黨搞土改，這是第一次，誰也沒有經驗，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是難免的，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汲取教訓，使我們更加成熟起來，今後不再犯類似的錯誤”。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到，王佐民對黨、對同志有著一顆金子般的心。
王佐民回到興隆縣工作後，在地委工作團的指導下，和其他縣委領導一道，不辭辛苦，日夜工作，迅速糾正了土改中“左”的錯誤造成的影響。首先是經審查，將錯誤關押的幹部放出來，對錯誤處理回家的幹部請回來，並為他們重新安排了工作。同時，還把解散了的黨支部重新恢復起來。而後，他又依靠基層黨員幹部糾正了土改中普遍存在的錯劃階級成分、侵害中農利益和分地中的“打亂平分”等錯誤做法。王佐民正是在同“左”的和右的兩種傾向鬥爭中，正確執行黨的政策，樹立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的。
在戰爭年代，冀東既是連線東北和華北的咽喉，又是國共兩黨爭奪最為激烈的地域。興隆縣是冀東比較鞏固的解放區，作為縣委書記兼縣長的王佐民，十分重視備戰和支前工作。在擴充兵員方面，從1945年10月到1948年末，興隆縣就有4次大的擴充兵員活動。而每次活動中，他都親臨第一線，搞徵兵試點，保證兵員質量。據1948年底統計，全縣約有631人參軍，占總人口的5．2%，軍乾屬6411戶，占總戶數的29．4%。
1948年5月，熱南戰役打響，冀察熱遼15萬大軍向盤踞在唐山、古北口一線的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興隆縣是戰役後方，儘管戰勤任務異常繁重，但工作做得卻十分出色。早在戰前，就已修好380多華里的公里。還在清河 、灑河、柳河三條大川的18個村鎮設立兵戰。全縣自行籌措粗細糧680萬斤，料糧60萬斤，乾草139萬斤，支援戰役。最高峰時期，興隆縣駐部隊近10萬人，平均每天有4萬多人擔任運輸、擔架、接送照顧傷病員以及帶路任務。從1948年5月熱南戰役開始，到1949年1月平津戰役結束，王佐民日夜為戰勤操勞，從沒睡過一個安生覺。在這期間，王佐民還曾兩度遇上國民黨飛機轟炸擔架隊的緊急情況，而每次他都冒著生命危險，跑到現場指揮疏散，並親自抬傷員。當傷員獲悉幫自己脫離險境的就是興隆縣長時，感動得淚流不止。由於發展生產，支援前線有功，1948年12月，王佐民被冀東行署樹為“模範縣長”。
重回五指山
1949年3月15日，興隆縣重新劃歸熱河省轄屬。11月，熱河省委組織部調王佐民到熱河省合作總社任主任一職。那時，正是熱河省經濟最困難的時期。戰爭剛剛結束，創傷沒有恢復，“三害”（鴉片、土匪、鼠疫）未除，百業待興。為此，熱河省委、省政府發出了“發展生產，重建家園，三年有吃有穿，五年豐衣足食”的號召。王佐民又擔起了發展全省供銷社經濟這個重擔。
王佐民雖然做過一個短時期的經濟工作，但要真正把當時全省流通領域的主要渠道供銷社經濟搞起來，就不得不從頭學起。他到任伊始，就下基層調查研究，走遍了東西南北各千餘里的山地、草原和農村牧區。從南部長城沿線到北部沙漠草原，都印下了他辛勤的足跡。他與農民、供銷社職工、基層幹部親切交談，了解他們的需求；他深入山區、草原，開闢新的經濟資源；他親自總結不同類型的先進經驗，然後在全省推廣。當時，熱河南部幾個縣不通過商業批發，直接從北京、天津、唐山進貨是否妥當，這一直是個爭論的問題。為此，王佐民專門到興隆縣做調查，在掌握了全盤情況後，便把情況向省領導做了匯報。省里專門召開會議研究，經過討論協商，統一了意見，最後決定按興隆的辦法執行，完滿地解決了在經濟區就近進貨的問題，得到了有關各縣和廣大消費者的擁護。經過1950年到1951年的生產自救運動，熱河省的工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開始安居樂業，互助合作組織進入大發展時期。王佐民根據“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發展供銷合作經濟的總方針，動員供銷社的力量，大力支援工農業，特別是農業生產的發展。他積極推廣農藥、新式農機具，發展蘋果生產，均收到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在動員供銷社力量大力支持工農業發展的同時，王佐民還十分注視勤儉辦社工作。在他的倡導下，從省社到基層，都很注重勤勞節儉，反對鋪張浪費，並把勤儉辦社當做供銷社幹部的美德。到50年代中期，許多基層社都是“外屋賣貨，裡屋辦公。白天工作，夜間打更”，從來不休節假日和星期天。王佐民提倡勤儉辦社，表彰先進人物的同時，還狠抓大手大腳、擺闊氣等揮霍浪費問題。平泉縣和尚房子供銷社幾個舊商人掌握領導權後，除吃喝穿戴，每人每月還要開支7萬元（東北幣）零花錢。王佐民知道這件事後，在承德《民眾日報》上發表《整頓合作社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專門批評了這件事，引起了全省供銷社職工的警醒。從此，再沒有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的現象發生，勤儉辦社蔚然成風。
王佐民在從事供銷工作的6年間，由於堅持貫徹執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辦社方針，全省供銷社經濟出現了購銷兩旺，經濟繁榮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據1955年底統計，當時全省有1118個基層社和1576個供銷點，全省平均兩個半行政村，就有一個供銷組織，方便了民眾的生產和生活。入社社員283萬多人，社員股金370萬元，省、縣、基層三級供銷社共有資金3288萬元，職工幹部達到14379人。全系統還出現了大區一級的模範11人，省級先進工作者28人，模範社員50人。
在當專員的日子裡
1955年末熱河省建制撤銷後，王佐民調到熱河省委任財貿部部長。上任剛半年，1956年7月，中央號召各級幹部下基層，發展和鞏固農業合作社。中共河北省委召開省直機關幹部大會，動員幹部自願報名，並由組織安排去處，也可以自行選擇去熟悉的地方。王佐民聽完報告後非常興奮，決心重返五指山區。他找到曾在五指山一起抗戰的老同事李建民（李鑒銘）說：“抗戰時咱們常向民眾說‘燒了草房蓋瓦房，別看現在住土窯、窩棚、破馬架，將來要住樓上樓下，還要安上電燈、電話’。現在解放十多年了，五指山人民還不富裕，我得回去乾一場。”開完會後，王佐民向省委遞交了申請。可回家跟老伴兒管素珍一說，她就火了，說：“我不是捨不得大城市，也不是不支持你下基層，你的肝病還沒好，怎么能這樣急著去呢？”王佐民笑著說“就因為有這點小病，才需要到山區風景好、空氣新鮮、人也熟的地方去，在那裡準比大城市好得快”。老伴明知他是強詞奪理，可也沒有辦法，只好跟他下去了。1957年1月11日，他來到興隆縣城。縣委已提前給他騰出辦公室，他說：“這次下來不是住機關，要一竿子扎到底，直接到生產隊”。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下來後，就一頭扎進了馬架溝。這裡曾是遷遵興聯合縣老八區的區政府和承（德）興（隆）辦事處所在地，打游擊具有優越的地理優勢，但搞生產建設卻因山高、坡陡、溝窄、地少、土薄，收益低而成劣勢。王佐民於是找來了支部書記、隊長邊勘察、邊議論，最後決定利用山多的立體優勢栽植果樹。連續兩年，這個村共栽核桃、栗子、蘋果、山楂數萬棵，成了五指山果樹最多的隊。馬架溝人也因此結束了多年落後的歷史，一躍成為比較富裕的新山村。在這期間，興隆縣委召開會議，貫徹中央、省委指示精神，動員一部分幹部充實基層，到鄉社任職。王佐民應邀返回縣城。在會議上，他現身說法，講了回響中央、省委號召，幹部到基層任職的重大意義和自己的體會。縣委原來以為這項工作要費很大力氣，聽了王佐民的講話，100多名縣直幹部紛紛報名，最後縣委批准58名幹部到基層任職，使全縣後進鄉社的力量得到了充實。
1957年4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任命王佐民為中共興隆縣委第一書記。同年8月6日，王佐民調任承德專員公署專員。
承德地區自1957年反右派以後，從城市到農村，一系列“左”的思想和浮誇很盛行，搞得人們談“右”色變，人人自危，嚴重阻礙了生產的發展。在已經很“左”的形勢下，1959年又搞起反右整風。從上到下，把一大批敢於實事求是，說實話、辦實事的好同志，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戴上“右傾錯誤”和“老右傾”的帽子，一面艱難地支持當時的地委第一書記王克東的正確主張，一面經常深入到基層調查研究，以大量有說服力的事實為依據，不斷說服那些好說大話、搞浮誇風的幹部，儘量使“左”的危害縮減到較小的範圍和較低的程度。
1959年春，毛澤東主席覺察到從1958年開始，農村的高估產、高徵購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發出了給全國省、地、縣、社、大隊、小隊六級幹部的一封信，要求各級領導實事求是，不要相信什麼畝產幾千斤、幾萬斤的所謂“衛星”產量那一套。要抵制浮誇風，把糧食產量核實，做到對國家和人民全面負責。可是，有些人對毛澤東的話就是聽不進，不僅不降溫，反而還加溫，年年在核實和徵購糧過程中，開展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壓得基層幹部和民眾喘不過氣來。1962年的徵購糧問題就是承德地區爭議最大的問題，也是1959年以後，原承德地委第一書記王克東平反後，回承德工作的第一個徵購年。這年的產量是地委各負責人幾次下去核產，又由各縣上報，經糧食部門綜合統計的。總產是8．5億斤，征糧任務定為1．9億斤。但地委會議討論時，有人卻主張總產量定為9．2億斤，徵購定為2．1億斤。王佐民不同意這種估計，他說“糧食問題非同小可，既要有全局觀念，又要對當地人民負責，用個別例子推算全區產量，危險性很大”。並詳細述說了自己下鄉圍場的情況和基層幹部、民眾對高估產的意見。其他人也堅持以地委集體核定的數字為準。後來，有人向省委匯報承德地委少報產量、擴大災情。因此，省委先後派兩個工作組來承德核產，全區糧食產量仍為8．5億斤，購了“過頭糧”。第二年春天，部分民眾沒飯吃，只好又返銷0．96億斤。王佐民等同志堅持說實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高估產、高徵購之風。在那浮誇盛行的年代，形勢所迫，無可奈何，全區徵購“過頭糧”的情況還是不斷出現，最多的年份達1億多斤，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有了根本轉變。
1958年以後，經過鬧浮誇、高徵購，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加上自然災害和外國逼債的困擾，出現了1960年的“低指標，瓜菜代”。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1962年5月，省委傳達中央農村工作十項具體政策。在地委討論貫徹具體執行意見時，大家主張立即試點，認真貫徹執行。最後形成會議決議。這時王佐民說：“各項試點可否多搞幾處，以體現代表性，避免片面性”。他還自告奮勇，表示願意下去抓點。會後，他抓緊時間帶領行署辦公室副主任寧雲海等人，搞紅薯地分到戶經營試點，並很快寫出了報告，向各縣介紹推廣。但1963年以後，把按中央和省委明文指示落實的農村經濟政策，當做資本主義泛濫來批。有的人也改變了態度，說自己原來就反對。王佐民對此很反感，他批評了這種做法。
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作為商品流通的補充渠道即民眾之間串換有無的自由市場，在承德有時開，有時關，關多於開，基本上處於關閉狀態。並且還經常把這當成“小自由”、“資本主義尾巴”來批判。1963年，王佐民在一次下鄉到青龍縣時，聽說關里遷安縣建昌營鎮自由市場十分活躍，農民缺什麼東西都能在市場買到。他隨即帶領地直有關部門領導去參觀考察。考察回來後，即在青龍和平泉兩縣做了宣傳，並徵得了地委第一書記王克東的支持。接著，又抽調幾名幹部，由他親自帶領，去豐寧選將營搞開放自由市場試點。以後又在承德縣的三溝、六溝等大集鎮推廣，使承德地區經濟開始活躍起來。
1964年以後，承德地區機械地實行“以糧為綱”的方針，儘管承德山高林密，有廣闊的山場和草原，適合多種經營，但卻忽視了“全面發展”，把林、牧、副、漁業幾乎都擠掉了。加上糧價低，以至形成農村高產量、低收入的局面。農民手裡沒有錢，吃鹽、穿衣都成了問題。一次，他去承德縣頭溝下鄉，看到公社男勞力都用來挖埯田和修水渠，而山上小秋收沒人搞，榛子、橡子、樹籽都散落在地上，滿山荊條沒人割。他當即對區社領導說：“要抽出一定比例的勞力抓副業，收入點兒現金，讓農民湊點錢買過冬物品”。回到機關後，他又立即把這個情況通報了全區。
留下一身正氣
王佐民同承德人民一起，好不容易熬過了三年困難時期。經過調整，各項工作活躍起來，承德的一切工農業生產有了大的發展，政治生活、經濟建設都有了新的生機。但是，好景不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降臨到王佐民和全區人民的頭上。
最後的艱難歲月
1966年8月下旬，承德地委召開工作會議，學習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華北局會議精神。會議一開始，王佐民就同其他五位地委領導一起失去了發言權，並遭到無端的批判。9月2日，幾百名造反派在地委機關辦公樓前召開“揪斗”大會，王佐民同其他五位領導同時被掛上“走資派”、“三反分子”的牌子，揪出來示眾。從此，他再也不能履行專員的指責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要按規定寫思想匯報和檢查交代材料；生活上也失去了自由，吃、住、行都必須遵守造反派的規定，並由專人輪番監視。1967年1月31日，造反派強行奪了承德地、市黨政機關的領導權，王佐民被送進“黑幫隊”，由特偵組進行專案審查。從1966年8月下旬到1967年11月，在這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裡，王佐民受盡了折磨。無數次的揭發會、訓話會，不管是冰天雪地的冬季，還是烈日炎炎的伏天，他都得做為“專政對象”接受批判，一批就是兩三個小時，甚至半天。精神上的壓力和肉體上的折磨，使王佐民的神經衰弱，肝炎、胃病復發。他吃不好飯，睡不好覺，大口吐酸水，陷入了重重困境。即使這樣，他還是時刻惦記著缺糧少衣的民眾。
1967年11月29日，承德地區革命委員會成立，經北京軍區黨委批准，王佐民被任命為革委會副主任，在幹部和民眾的支持下，他又回到了工作崗位。王佐民在多年對敵鬥爭和建設實踐中，深感有了黨的路線和政策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他經常說，培養一個幹部是不容易的，處理幹部要慎之又慎，錯處理一個，就會波及一片；錯用一個，也會後患無窮。他很注重歷史地全面地看待幹部，在關鍵時刻，多次不惜一切地保護幹部。王佐民重新出來工作後，對各地許多老同志仍被圈在“牛棚”里很是不安。他強忍著胃病和肝區疼痛，拖著瘦弱的身體到各縣和地直機關，同造反派和革委會的人打招呼，看望那些老同志。這對一些同志的提早“解放”和重新出來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同時也給一些正在磨難中持悲觀態度而找不到出路的幹部以勇氣和希望。1968年春節前夕，他聽說興隆縣老區一些村幹部被打成叛徒、特務還沒有“解放”，竟不顧醫生要求住院治療的囑咐，帶上藥物直奔興隆。當他來到五指山南面的藍旗營，發現抗戰時經他親自派進警察署從事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務時，王佐民心裡十分難過。他當即找到工作隊進行研究，並頂住壓力，排除干擾，給這位同志落實了政策，從而解放了一大批幹部。
1970年下半年，王佐民的胃病和肝病進一步惡化，常吃些“頂藥”堅持上班、下鄉。到12月上旬，他的病情更加嚴重，嘔吐不止，進食困難，醫生要求他必須休息治療。可他接到了去省里開會的通知。經請示省革委，回答說：“只要能動就得來”。因此，他不得不連夜帶隊赴省城參加知青代表會議。他是承德分團團長，還有兩位副團長。會議期間，有些知青對安置工作不滿意，一夜之間竟寫了幾百張大字報。王佐民被懷疑是幕後支持者，在大會上受到點名批判。當時的省委領導人在大會上厲聲斥責說：“王佐民，你是什麼派？是黃花魚溜邊溜出來的右派”！省委主要領導要求他寫出交代材料。
莫須有的罪名，無端的打擊，猶如晴天霹靂，在王佐民的腦海中一下子炸開了。他委屈，卻無處訴說；他憤怒，又哪裡傾吐？於是，他那肝癌細胞早已擴散，本來已經十分虛弱的身體再也支持不住了，一頭病倒在會議上，住進了醫院。後由家人把他接到北京治療。幾經輾轉，最終在王佐民的老戰友、河北省軍區副政委國林之的幫助下，承德才派人來到北京，把王佐民送進北京軍區陸軍總醫院。儘管醫護人員幾盡努力，但已是太晚了，王佐民不幸於1971年1月26日含冤逝世。
在王佐民被“解放”和重新出來工作時，承德專署機關和地區革委會曾給他平過反，但都留下了長長的“尾巴”。“文革”後，恢復了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機構，1980年3月8日，中共承德地委為王佐民作出徹底平反的決定，決定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為‘左’的路線的影響，污衊王佐民同志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反對‘三面紅旗’、‘陰謀恢復熱河省’等，給他扣上‘三反分子’、‘黑幫’等帽子被揪斗，致使王佐民身心受到摧殘。地委決定，給王佐民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推倒一切污衊不實之詞。”
王佐民在30多年來的革命鬥爭和建設工作中，雖然歷經坎坷，但對黨和革命事業忠貞不渝。他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尤其是堅持“無人區”人民的抗日鬥爭以及建國後發展熱河省的供銷合作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那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優秀品質和不求名利的奉獻精神將永垂青史，為人民深切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