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碑銘刻證史篇,一代學人苦專研。
金碑建立的緣起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春,金代第五個皇帝金世宗完顏雍令皇太子“守國”,他自己帶領一部分大臣僕從,由都城中都(今北京)出發,沿著大體上近似今北京——哈爾濱的路線,開始了以回訪完顏部故鄉、金代第一個都城上京(今黑龍江省阿城縣白城)的旅程。金世宗一行,來到了後來立碑處的得勝陀(今吉林省松原市徐家店鄉石碑崴子村)。睹景思人,一種念鄉懷祖之情油然而生。70年前,即遼天慶四年(1114)九月,金世宗的祖父、金代開創者完顏阿骨打,就在眼前這個依山傍水的隱蔽處聚集了2500名女真族健兒,舉行了隆重的反遼誓師。阿骨打頂盔貫甲,騎著他心愛的赭白馬登上“高阜”,當眾宣布:“今將問罪於遼”,“若大事克成,復會於此,當酹而名之。”又說:“異日成功,當識此地。”誓師後,首戰寧江州(今松原市伯都)即大獲全勝。第二年就創立了金國,阿骨打被擁為金太祖。金代建立後,把最初起義誓師處命名為“得勝陀”,意為金代在這個地方得到勝利。《金史·地理志》上鄭重記載:“會寧有得勝陀,國言忽土皚葛蠻,太祖武元皇帝誓師之地也。”但由於戎馬倥傯,阿骨打在建金之初逝去,立碑紀念的壯志始終未得實現。為了紀念阿骨打的創業之功,發揚女真族的勇武精神,翌年四月,金世宗下詔在阿骨打最初反遼誓師地“刻頌建宇,以彰聖跡”。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這座女真名碑就矗立在祖國北方的荒原沃野之中,至今已八百餘年。
國家級文物 – 大金得勝陀頌碑石碑所立處相傳即當年完顏阿骨打立馬號眾的“高阜”,立碑處的地形十分險峻。西面由橫貫南北蜿蜒曲折的弓形斷崖所環抱,形成天然屏障。東臨拉林河,交通便利,水草豐茂,既可隱蔽,又利於出擊。完顏阿骨打選擇這裡聚集兵馬,誓師反遼,出擊寧江州絕非偶然,是有其長久的歷史背景和深思熟慮的戰略眼光。至今登臨縱目,猶可想見當年金戈鐵馬、刀槍林立的雄偉陣容和一呼群應、聲震山河的誓師場面。石碑通高320厘米,由首、身、座三部分組成,龍首龜趺。碑首及側面雕有四條對稱盤龍,張吻怒目,雙爪奪珠。正面兩龍盤曲之間留有碑額,篆刻“大金得勝陀頌”六字,二行右起、豎書、楷體,是金代大書法家、國史院編修官党懷英的手筆。碑陽漢字正楷碑文815字,奉政大夫趙可撰稿,儒林郎孫俁書丹。碑陰為女真字碑額及碑文,約1500字,是存世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它是女真文字創製當世的碑刻,又與漢文相對照,形成一部石刻對照辭典,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物價值。作為女真族創建金代的紀功碑和女真族創造的本民族文字的珍貴文化遺存,“大金得勝陀頌”碑是女真族民族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女真族和金王朝同偉大祖國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的歷史紐帶,是我國北方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中國歷史文化的物證。龍首龜趺的碑刻形制繼承了唐宋風格,漢字碑文列在正面,述“周武戎衣,火流王屋”之事,引“漢高奮劍,素靈夜哭”之典;頌功則齊周武、劉邦,贊德必等伏羲、軒轅。碑文雄辯地說明漢族作為中華民族的主體,其語言、文字、文化、風俗有著巨大的內聚力,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發展,有著不可泯滅的卓越貢獻和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金碑在維護祖國完整統一的證史價值是不可多得和無可代替的。國外學術界也十分注重此碑,讚譽它是中國的“國寶”。
金碑研究的初始階段金碑建立後,歷經金、元、明、清四個朝代,默默無聞地度過了六百餘年。目前尚未發現此間留下的關於金碑的直接記載,但與得勝陀誓師,金世宗東巡以及和碑文相關的史料,卻大量地、準確地在《金史》、《遼史》及其它文獻中保存下來。這就為我們今天研究金碑打下了重要的文獻基礎,同時也使金碑碑文具有了重要的證史、補史價值。據資料記載,清道光三年(1823)吉林堂主事薩英額最先著錄了金碑的漢字和女真字碑文。薩英額發現金碑的經過是“將軍富俊奏準伯都訥(今松原市)閒荒招佃,認墾取租。勘丈至五家子站北荒,見此得勝陀碑頌,今抄錄入記,始知故老遺傳有所本矣”。薩英額所抄之碑文後來收入《吉林外記》,列為卷九古蹟篇之首,是為金碑傳世最早的碑文。世人知有“大金得勝陀頌”碑,多自此書始。薩英額漢姓張氏,字吉夫,滿洲正黃旗人。其宗祖由京調吉林正黃旗佐領,傳五世為吉夫。道光初任吉林將軍衙門堂主事,公務之餘輯成《吉林外記》,是吉林省第一部地方志書。薩英額及其《吉林外記》對金碑的流傳、保護和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貢獻之大不可泯滅。由於他的抄錄,使淹沒於荒煙蔓草間六百餘年的金碑得以為後人所知,引起了中外史學界的重視和研究。目前中外介紹研究金碑的文著已達五十餘種,以一碑文受此厚遇,尚不多見,這既說明了金碑歷史文物的價值和影響,也反映了金碑學術研究的熱情。
經校勘,《吉林外記》所錄漢字碑文有幾處失誤。
第1行 上脫“大金”二字,下脫“並序”二字。
第3行 書丹者“孫俁”誤記為“孫侯”。
第11行 “顧”下脫“視”字。
第12行 “殆”下脫“吉祥”二字,“益”應為“蓋”,“禮官”下脫另外“禮官”二字。
第23行 “視”應為“貺”,“宗”應為“崇”。
第25行 現在石碑仍非常清楚的“咄”字,誤為□。
第29行 “孝治”應為“合契”。
同它的功績影響後世一樣,《吉林外記》的這些失誤,也給後來的金碑碑文整理工作帶來影響。特別是那些未能親到石碑處考察,以書寫文的情況,對這些著錄中的舛誤也多以訛傳訛,沿誤至今。繼《吉林外記》之後,清代記載金碑的文著還有曹廷傑《東三省輿地圖說》(1887),長順等《吉林通志》(1891)。這三種書都產生於清末,既反映了清代學術研究的一個側面,也顯示了地方志書在地方史、文物研究中的獨特作用和價值。這些書較早記錄了金碑的漢字和女真字碑文,為金碑的發現、流傳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對於碑上已損的文字,這些抄錄就成為唯一的整理依據,至為珍重。光緒十三年(1887)夏,展設黑龍江電線時,曹廷傑親至伯都訥,“見斷碣臥荊棘中,其文被風霜剝蝕,不及道光三年吉林堂主事薩英額記錄之全。爰手拓數分”,是為碑文拓片之首。道光三年薩英額首錄碑文,光緒十三年曹廷傑手制拓片,這不僅是金碑之幸,也是歷史學術界之先,應當引以為榮。曹廷傑從歷史地理角度,結合金碑,對金初奪取政權的幾次重要戰役進行了考證。長順等的《吉林通志》是建國前吉林省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書,對金碑的撰文、書丹、篆額者進行人物研究。最早發現了筆誤形成的人物“孫侯”於史無傳的疑竇,這一重要考證對以後逐步揭開孫侯本無其人,系孫俁的筆誤起到了重要的引發作用。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金碑研究上的第一個高潮,它說明了我國學術界從記錄金碑之始,就同時開展了對金碑的研究工作,並且取得了重要成果。
從1891年至1949年是金碑研究的發展時期,有15種文著記錄研究了金碑,是前一個時期的5倍,平均四年就有一本。這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37年成書的羅福頤先生的《滿洲金石志》。這是對金碑漢字碑文、女真字碑文,收錄最全、考證最精湛的一部著作,在金碑研究史上貢獻甚巨。該書記載金碑“高八尺五寸五分,廣三尺一寸五分。三十行,行七十九字。額篆書‘大金得勝陀頌’六字,二行”。這是第一次對金碑的準確描述。該書所錄碑文依據拓片,落筆求真。它的突出之處是引用羅福成先生的考證成果,依據拓片,辨認出書丹者之名“是俁非侯”,為金碑書丹者的訂正做出了寶貴貢獻。它還集錄了《吉林外記》、《吉林通志》、《東三省輿地圖說》的全部注文,並對所載碑文一一作了訂正。在漢字碑文的整理上,除把“千載合契”錄作“千載□契”外,沒有失誤。它標明了金碑研究發展的高度。這個時期,關於金碑的記述更加豐富,研究更加深入。魏聲和《吉林地理紀要》(1913)提到作者“向曹君假拓本歸,觀玩數日,碑文磨泐十二、三字”。這反映了金碑研究者對早期拓片的重視和曹廷傑拓本的流傳,惜今下落不明,難以復睹。其後的《東三省古蹟遺聞》(1927)等書對漢字碑文加了句逗。羅福頤《遼金文字僅存錄》(1941),提出了漢字、女真字碑文對譯說,並摹寫了女真字碑額。一些學者深入地考證了金碑,取得突出成果。除前面介紹過的《滿洲金石志》之外,就數卞宗孟的《扶餘得勝陀碑敘記》(1934),它按年代引用了中日文材料,對碑的保護情況和碑文研究進展作了系統評述。指出女真文不是十二行,而是三十二行,碑文傾倒當在明末清初,也記下了日本人山下泰藏派人往拓的情況。民國初年,扶餘縣長孔憲熙重視文物古蹟,指示董扶余學務的郝文濂和教育進行社的王果祈擬訂調查保護方案。民國四年(1915)五月,孔、郝、王等人親赴長春嶺考察大金得勝陀頌碑。其時“碑石折,半傾墜”。孔等人讚揚地險碑貞,慨嘆“古人往矣,而所以代表古人之精神者非賴此古物乎?”“因洗而拓之”。歸後派人修建了近代第一個廟宇式碑亭,即1933年秋,日本人須佐嘉桔所攝照片上已顯殘破之碑亭。1919年,扶餘人劉樹貴同父親及兩個弟弟一起到金碑處,用毛筆在白仿紙上抄錄了金碑漢字碑文。劉樹貴先生手抄稿珍存至今,這反映了金碑附近人士對金碑的熱愛之情,對歷史文物的著錄之殷。1924年,扶餘鄉人張其軍在所著《扶餘縣誌》中介紹了金碑。他遍訪親友,收集碑石拓片,終於獲得,經他整理的碑文對前此碑文著錄中的錯誤有所避免。所著《扶餘縣誌》為扶餘縣第一本地方志書,將金碑列為“扶餘八景”之一。歷史學者也加強了對金碑的研究,從單純著錄整理向學術研究方面發展。這主要表現在金毓黻先生的《東北通史》(1941),引用了從“得勝陀……其兆復見焉”這段碑文來講述金代開創史。金毓黻先生的《東北通史》序和卞宗孟《扶餘得勝陀碑敘記》(1934)等文,對日本學術界關於金碑的活動,給予了應有的評議、關切和注意。
扶餘大金得勝陀頌碑 魏晉二
大金得勝陀頌碑,是我求學旅途中重要的一片楓葉。 我現在依然在自費訂閱中華書局的《文史知識》,不僅僅因為它是中國文史類最叫座的權威雜誌,中文核心期刊,還因為它曾經隆重地刊發了我大學時代一位老師的文章,並且還在封二配發了彩色圖片。老師是王仁富,著名學者,文章寫的是大金得勝陀頌碑。
老師只給我上過一堂課,但日常很器重我,心神之交,曾有意推薦我到文化局戲劇創作室工作,後來變成別一種的失之交臂。老師醉心於鄉土文化與邊緣文化的研究,大金得勝陀頌碑即是一例。
所以我今生一定要去看看那碑,就算為我的老師也好。
我找到它了,在一片沼澤地里,雖然當時比較乾燥。
松嫩平原五月的風推動引拉灌區的片片波浪沖刷著堤岸,曠野當中一羽輕騎從公主嶺駛來。白茫茫的鹽鹼地擴充著記憶,不成氣候的綠柳依賴著窄窄的安靜的公路寸步不移,四顧少行人的依舊是行者的寂寞,背後離我遠去的是扶餘縣城的老街故道,前面是即將觸摸到的歷史陳跡。一路上不斷打聽幹活的趕路的當地農民,在前面,在前面,越往前走越讓人激動。引拉灌區左岸是水,右岸是水,中間是一條柏油路,也是堤壩,真是漂亮!就像通向月球的天橋,兩片白當中一線黑。路上有鵝群,有施工車輛,更有風,有如浪般的蒼涼。看到碑亭了,周邊無所有,說是莊稼地也行,沼澤地也行,孤零零的它就在這站了千百年。東北的歷史自遼金時代始有顏色這已是公論,這塊碑的周邊如此荒涼,當年怎么就聚集了那么大一批人?誓師的動力從哪裡來?萬眾一心聽從金主召喚難道只是為了去征服更遠處的荒涼?我想碑畔的水面只能侶魚蝦友狼狐,當年千萬人馬撈魚煮蝦坐臥在土坡上開飯的景象立即呈現在腦際。人力無窮呀,今天給我百萬巨款也難以雇來那么多人到這荒灘上搞個集會!我認為這是別一種今不如昔。
你有感覺嗎?我想到了家鄉外出打工的人家,幾十年老房無人照料,漏,塌,一眼的破敗,滿目的頹唐,也都比眼前的景象強。
遼金人已去,空有碑相隨。
三
2006年勞動節期間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伴著幾聲奇怪的鳥叫和近處清晰的蛙鳴,我來到了這一片蠻荒之地。風很大,柏油路也已經到了盡頭變成了灌區水面的土壩,雨天估計是行不了車了。頭盔已經捂得我出了汗,我讓鏡頭避開遠處施工的推土機和鏟車,一頓拍照以記下這空曠蒼涼。
拾階而上,水泥台上有今人立的碑石數塊,護衛著台心亭子裡面的金代石碑。一塊花崗石碑面題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公布”。另一塊大理石碑上則刻著“保護條例”與“遊客須知”,有句話寫道“在距坡一百米內,任何單位或個人,未經主管部門允許,一律不準取土、施工或播種”,記下來給後人看吧。現將“大金得勝陀頌碑簡介”全文抄錄如下:
“大金得勝陀頌碑,是金代第五代王世宗完顏雍(金太宗完顏阿骨打之孫),為紀念其先祖阿骨打取得反遼鬥爭勝利的紀功碑,建於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一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碑址為阿骨打於公元一一一四年(遼天慶四年)起兵反遼誓師之地。此碑全高三點二米,由碑額、碑身和龜趺組成。碑額刻有“大金得勝陀頌碑”六個字,為當時大書法家党懷英所篆。碑身正面刻有三十行計八百一十餘字的漢字碑文,背面刻有三十二行女真文字。大金得勝陀頌碑為我國著名的金代碑刻,是研究金代歷史和女真文字的珍貴文物。”
可惜遠來的我沒有眼福觀賞碑文,只看到了那六個篆字。碑身被厚厚的鐵皮包護著,上置插銷鐵鎖,鐵皮外又建了碑亭,琉璃飛檐黑鐵柵欄隔斷了手眼。要想看個究竟,須經縣級以上主管部門批准,方可弄來鑰匙打開那鎖住歷史的青色鐵皮。
其實也難怪其鎖,據前文述及的私人方誌《扶餘縣誌》記載:“得勝陀碑,在長春嶺東南石碑崴子地方……清初,不知何以折斷,遂橫倒地上,污以風雪雨泥,幾不可辨。附近耕地農夫,每以之磨鋤,或坐其上而話桑麻。民國初,孔公郁吾(孔憲熙)宰斯邑時,政通人和,關懷古蹟,命人以磚砌之,重新接樹”,於是“蜚聲於世的大金得勝陀頌碑……能保存至今,成為研究金史與東北史的重要史料”。(曹殿舉《吉林方誌大金》)鎖上它是為了保護它,我能夠理解並接受。雖然我為了看到它走了很遠的路,燒了很多的油。
我始終認為,有文化遺存的地方地氣就靈,地有地氣,人有人脈,地靈則人傑,人得地氣之鼓舞,則進取向學,遂多成功之士。得勝陀碑依引拉灌區的秀水而立(雖然八百多年前此地是否有水面不得而知),今天又讓我領略了這裡強勁的西南大風,風水興旺之地必育非同凡響之人。史載自道光至光緒年間,本地前後共有六人考取了進士,不可小視。金碑所在地長春嶺鎮,就是前文提到的私人方誌《扶餘縣誌》著者張其軍的家鄉,張氏兄弟分別於民國二年赴歐洲留學(張翼軍),民國九年從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回國(張其軍),兄弟二人皆有建樹,張家遂為豪門望族。張其軍字步瀛,在距金碑所在地不遠的扶餘縣四馬架鄉四馬架村還出了一個叫蕭振贏的國民黨上將,日偽時期呼風喚雨,後人在美國心繫故園,如今白城師範學院就設有蕭振贏研究中心,蕭氏研究也一度成為吉林省西部地區現代史研究的熱點。
還有一個人我要再次提到,當年修補大金得勝陀頌碑的孔憲熙縣長,是懷德縣人,我們的老鄉。作為百年之隔的同鄉,我為他在異地他鄉具有的毫不麻木的歷史文化感覺而自豪。
《古碑聳立證史篇》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吉林文物》1980-12
《大金得勝陀頌碑碑文簡釋》 《博物館研究》1983.1
《百年筆誤“孫俁”舛“孫侯”》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吉林文物》1983.10
《大金得勝陀頌碑文整理三得 《黑龍江文物叢刊》1984.1
《草原上的珍貴文物》 《深圳特區報》1984.12.18
《大金得勝陀頌》建碑八百年 《東北地方史研究》1985.1
《我國學術界研究<大金得勝陀頌>文著簡介》 《圖書館學研究》1985.4
《中華歷史鑄金碑》 《白城師專學報》1986.1
《草原上的歷史名珠 》 《新長征》1986.4
《歷史在注視著我們》 《圖書館學研究》1986.5
《“大金得勝陀頌”碑的建立及其研究》 《吉林社會科學》1986.7
《文章千古寸心知》 《白城文博》1988.4
《在金碑考辨的表象背後》
——對日本《大金得勝陀頌》碑文研究文著三議 《白城社聯通訊》1989.2
《金碑匯釋》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二十世紀女真語言文字研究論著目錄(台北)
《為“大金得勝陀頌”書丹者正名》 《吉林日報》1983.9.19
《“大金得勝陀頌”碑考證有新見解》 吉林人民廣播電台 1984.5.26(現存錄音)
《“大金得勝陀頌”碑書丹者辯疑》 《城市時報》1984.9.25
《大金得勝書丹者新考》 吉林電視台 1984.9.27(現存錄音)
《王仁富研究“大金得勝陀頌”碑獲重要成果》 《白城農民報》1984.11.17
《我省學者在某些問題的研究上有新突破》 吉林省社聯1985年工作總結
如白城師專王仁富同志對“大金得勝陀頌”碑文的考證,解決了近百年來國內外學者(包括日本專家田村實造、松本豐三、佐田弘治郎)對金碑考證中沒有解決的問題。
《“大金得勝陀頌”碑及其研究情況》 《史學情報》1986.2中國史學會《中國歷史學年鑑》編輯部編
“金碑研究領域不斷擴大,1984年《黑龍江文物叢刊》發表專輯學者王仁富《大金得勝陀頌碑文整理三得》一文,首次對日本學者在金碑研究中出現的舛讀進行了訂正,對正確著錄碑文,研究金史及國際學術交流都有一定的價值。”
該刊是全國性專門學術情報刊物,1986年全年共報導了12條學術信息,吉林省只此一條。
《開拓金碑研究的新階段》 《白城社聯通訊》1986.1
《國寶和它的研究者》 《吉林日報·海內外專版》1988.2.20
我省學者白城師專的王仁富在對金碑漢字碑文的考證中處中外學術界的領先地位。他在1984年發表的《大金得勝陀頌碑文整理三得》一文,首次對日本學者在金碑研究中出現的舛讀進行了訂正,訂正了第一個著錄金碑的《吉林外機記》的20齣舛讀,填補了碑文整理很精審的羅福頤《滿洲金石志》的一處闕如。首次考證了“孫俁”說,注王仁富考證,金碑書丹者錄作“孫侯”,史無其人,系孫俁的筆誤。這是金碑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引起了國內外史學者的重視和注意。
《金代碑刻大金得勝陀頌考證》 香港《潮流》月刊 1988.7.15 75頁
著名遼金史學者、中國遼金及契丹女真史學會副理事長、吉林大學教授張博泉認為:
“王仁富同志就‘大金得勝陀頌’碑已發表多篇論文,……從其成就來說有些是超乎前人的。其主要如下:
一、王仁富同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碑文書丹者不是‘孫侯’,而是‘孫俁’,此是對碑文研究的一次重要發明。所提出的論據確鑿分析有力,使長期未得解決的問題終得結論。
二、作者據實糾正了國內外前人的著錄和研究方面的訛誤。對日本田村實造等有關文著進行系統周密地訂正,為我國研究此碑增添了新的認識和開創了新的基礎,其成果已為學術界所承認。”
日本學者牧野修二認為: “中國方面對大金得勝陀頌碑的研究工作,在建國後能夠繼續開展下去,實在是一件值得特別祝賀的事。”
日本學術界在三十年代寫了大量的關於金碑的文著,他們認為發現金碑和研究金碑的是日本學術界,其實不然,多是掠美之詞,中國學術界做出過自己的貢獻。王仁富教授金碑研究新進展的意義也在於此。
1987年7月5日,日本國學院大學歷史學教授鈴木清民專程來白城訪問王仁富。
他在留言中寫道:“作為歷史學者,我早就聽說1985中國在扶餘召開了大金得勝陀頌建碑八百年學術討論會,這次看到了討論會的錄相,說明白城師專不僅致力於教育事業,同時對地方文物的研究也不遺餘力,他們對白城地區的歷史充滿著自豪的熱愛感情,實在令人佩服。(原為日文,吳文獻翻譯)
美籍華人圖書館學者馬大任教授看到《吉林日報·海內外專版》對王仁富教授金碑考證成果的報導後來函說:我們的館藏還沒有發現有關這個碑的資料。我館是美國第二大館,如果我館都沒有,其他的館很少可能有,這就表示你的工作的意義,你在填補中國史學研究上一個重要的空缺。
你把1985年召開該碑建碑800年紀念會攝成錄像帶,好極了。 (1988.3.26書信,中文)
該館入藏了王仁富教授的金碑研究資料,認為“這些資料會豐富紐約公共圖書館的館藏,讀者會感興趣,並從中受益。”(原文為英文 1989.3.2書信)引用王仁富金碑考證成果的史學著作
1、《扶餘縣文物志》 吉林省文物志編委會 1982
2、《吉林省文物志》 吉林省文物志編委會 1991
2、《吉林風物誌》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
3、《黑龍江古代民族綱》 乾志耿、孫秀仁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6
4、吉林省歷史展覽 吉林省博物館 1989
王仁富教授不僅在專業刊物上發表文章,還廣泛運用媒體,在廣播、電視、新聞上全面介紹、普及和宣傳金碑。
十年心血磨一劍,永載史冊八百年。
王仁富及其“大金得勝陀碑”頌研究 李新生
王仁富,男,1941年生,吉林省白城市人。曾在白城市文化館、圖書館、白城地區文管會、博物館、史志辦從事業務活動。現任白城師範專科學校圖書館館長、《白城師專學報》編輯部主任。他在從事專業研究活動中,先後共發表圖書館學與歷史研究文章十七萬字,被吸收為中國遼金史學會會員、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員。1980年1月16日,在地區文管會組織的省級重點文物聯檢中,他首次到扶餘縣徐家店公社石碑崴子大隊,見到了“大金得勝陀頌碑”。
文章首次訂正了日本學者關於文著中十幾處存在數十年的碑文著錯誤。
關於丹書者的新考,不僅改正了碑文一字,為淹沒至今的書丹者正名,同時對於正確著錄碑文,介紹金碑書丹者及研究金代任務均有重要意義;對碑陰女真字碑文的整理和國際文化交流也具有一定價值。
對於這一考證成果,國家級史學刊物和國內報刊作了報導。《史學情報》在《大金得勝陀頌碑及其研究情況》一文中說:“1984年《黑龍江文物叢刊》發表吉林學者王仁富《大金得勝陀頌碑文整理三得》一文,首次對日本學者在金碑研究中出現的舛誤進行了訂正,對正確著錄碑文、研究金史及國際學術交流都有一定價值”。
在此之前,1983年9月19日《吉林日報》在文物與考古專欄中,以《大金得勝陀頌碑書丹者正名》為題最先報導了這一考證。1984年5月16日吉林人民廣播電台、吉林電視台播送了《大金得勝陀頌碑新考有新見解》的文章與圖像。是年9月《城市時報》撰文報導,同年11月《白城農民報》以王仁富研究“大金得勝陀頌碑重要成果”報導了這一考證。1985年第三期《吉林畫報》發表了王仁富整理的金杯漢字碑文並附金杯的照片及簡介。1985年8月白城地區召開了“大金得勝陀頌碑建八百年學術討論會”,來自全國各地的金史和女真文專家、學者三十餘人,集會於金杯所立之處,就金碑的八百年的保護管理和研究、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王仁富在會上宣讀了他的論文,較詳細地談了金碑的建立和五個研究階段的劃分及其特點。該論文編入《遼金史論文輯》第四輯。
《吉林省文化學術志資料彙編》第六輯 1987.10
吉林省白城地區舉行“大金得勝陀頌”碑建碑八百年學術討論會
在“大金得勝陀頌”碑研究上,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碑八百年學術討論會,由白城地區社會科學聯合會、白城師範專科學校、白城地區和扶餘縣文物管理委員會發起,於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扶餘召開。應邀光臨的學者有女真文專家、遼寧民族研究所所長金啟宗教授,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熊雲階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劉鳳翥副研究員,吉林大學張博泉副教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健才副研究員;女真文學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於寶林助理研究員,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孫進已助理研究員,東北師範大學穆鴻利講師;金史學者有遼寧省博物館馮永謙助理研究員,遼寧省民族研究所白鳳歧講師,克山師專陳國良講師,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米治國助理研究員,承德地區文化局原副局長布尼阿林先生,《北方文物》副總編王德厚先生,吉林大學武玉環(女)講師,程妮娜(女)講師。中共白城地委副書記劉國樞,地區社聯、扶餘縣委縣政府、地區和扶餘文物管理委員會的領導參加了會議。白城師專校長尹忠賢副教授、教務處副處長王東達講師、圖書館副館長王仁富參加了會議。吉林人民廣播電台記者申德祥,白城電視台編輯部主任楊彥成,副主任王占順,編輯季維剛,《白城農民報》記者劉忠學出席並採訪了會議。會議收到“中國遼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秘書處,吉林省文化廳,著名學者陳述先生,蔡美彪先生,劉鳳翥先生和景愛先生,鳥拉希春(女)先生的賀信。著名學者和書法家張政烺先生,金啟宗先生,孫曉野先生,羅繼祖先生,熊雲階先生、布尼阿林先生,馮永謙先生,穆鴻利先生熱情地為大會題詞題詩。會議收到論文十篇,譯文二篇。會上就“大金得勝陀頌”碑八百年間的保護、管理和研究,進行了廣泛熱烈而又深入的學術討論和交流,與會的學者都作了發言,講述了多年潛心研究的學術成果,對今後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八月十四日這天,全體與會這冒雨驅車,實地考察了全碑,此行把學術討論會推向高潮,學者們紛紛撫碑辨字,攝影留念。
提高金碑知名度,日本學者兩來訪。
王仁富教授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金碑研究的三篇文章,
《歷史明珠-大金得勝陀頌碑》 《文史知識》1995-3
《對日本大金得勝陀頌碑研究文著三議》
《社會科學戰線》1990-1
這三篇文章在國家級刊物的發表,極大的提高了金碑在國內外的知名度,
1985年召開的“金碑建立八百年學術討論會”,也遠為人知,
1987年7月5日,日本國學院大學歷史學教授鈴木清民專程來白城訪問王仁富,觀看了“金碑建立八百年學術討論會”錄像,留下了充滿日中友好的留言:我自今年三月到達長春以來,久想參觀白城。白城這一名城,具有無比的魅力,事實上街道也著實美麗壯觀,這次有緣拜望白城師專的尹仲賢校長為首的諸位同人,承蒙款待,深表感激之忱。做為一個歷史學者,我以前就聽說1985年在扶餘縣召開過關於大金得勝陀頌碑的討論會,這次看到了討論會的實況錄象,說明白城師專不僅致力於教育方面,同時於科學研究方面也不遺餘力,實在令人欽佩。這也說明白城地區的人民極為珍視當地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並引為自豪。儘管時間很短,卻有幸在博物館裡看了從古石器時代到契丹、遼、金時代以來的歷史場面的遺蹟,在《瀚海碑林》中所表現出的地區特色的一斑給人印象尢深。順便談一下學術以外的事情,我做為一個日本人深知這裡受到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曾經是抗日戰場,如今仍有不少日本殘留人員居住著,我更加確信我所堅持的觀點:‘歷史要從人民的角度加以觀察’,無論現在還是今後,我決心為加深日中兩國人民的友誼與互相理解,以儘自己的全力。
1987年7月7日 於大安縣 鈴木靖民
2008年3月25日日本學者內藤俊彥教授訪問金碑
2008年3月15日,原白城師專圖書館館長、高教研究室主任王仁富教授應邀在扶餘伊家店鄉接待了前來訪問“大金得勝陀頌”碑的日本學者新澙大學前任副校長、法學部長內藤俊彥教授,東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博導林嵐教授和她的碩士研究生於春龍陪同訪問。21年前王仁富教授就曾接待過前來訪問“大金得勝陀頌”碑的日本學者鈴木靖民教授,今天日方學者再次來訪此碑。“大金得勝陀頌”碑是原白城地區的國家級重點文物,通高328厘米,正面漢字碑文815字,背面女真字碑文1500餘字,兩種文字對照,是存世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是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金世宗完顏雍為紀念他的祖父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答於1114年在此地誓師反遼獲勝的開國紀念碑。長期以來都把“書丹”者記作“孫侯”,經王仁富教授考證“孫侯”史無其人,應該是“孫俁”,一個字訂正了舛誤的歷史,很快被史學界承認,說他“一字改史”。他的論文在權威刊物《文物》和《文史知識》上發表,所整理的金碑漢字815字碑文目前仍然是最完整正確的,所以參觀“大金得勝陀頌”碑的人,都以被王仁富教授接待為榮,外國學者更是如此。
學術交流中,王仁富教授向他介紹了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金碑的歷史、女真文字的價值研究現狀和民族文化融合的進步意義,回答了眾人的提問。臨別,王仁富教授向內藤俊彥教授贈送了自己的近著《旅順唐鴻臚井刻石回歸探討》、《國寶,中國沒有忘記》和上海《新民晚報》對他研究著作的整版報導。內藤俊彥教授非常欽佩白城師範學院能擁有對金碑如此深入細緻研究和精湛考證的歷史專家,衷心感謝王仁富教授的指導及饋贈的專著,並為王教授揮筆留言:“日中交流有一千數百年的歷史,近百年來的紛爭將作為歷史的教訓,把下一個千年的友好寄託給我們的後代子孫。”王仁富教授即席題詩一首回贈內藤教授:“古碑千載引清風,農家飯菜口味新。夕陽無限身猶健,歷史如火照人生。”(宣傳部)
日本教授內藤俊彥(左一)、王仁富教授(左二)東北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林嵐教授(左三)學術交流時的合影
遺憾專著未殺青,豐富資料待傳人。
王仁富教授早就有撰寫《大金得勝陀頌碑考論》的想法,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寫出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構思了篇目章節,而且請著名歷史學者羅繼祖題寫了書名。但是後來,他把主要精力移防到唐鴻臚井刻石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顧此失彼,撰寫大金得勝陀頌碑的計畫,未能如願,是他晚年的一件遺憾,他準備物色適合人選,幫助助其完成。
王仁富教授手裡的資料有許多特點:“大金得勝陀頌碑” -- 碑文考察錄音帶“大金得勝陀頌”建碑八百年學術討論會 -- 錄像帶
“大金得勝陀頌”建碑八百年學術討論會 -- 策劃書
《“大金得勝陀頌”建碑八百年學術討論會紀念文集》編輯目錄
著名歷史學者陳述“序”文手稿
“大金得勝陀頌碑”漢字碑文拓片
“大金得勝陀頌碑”漢字碑文照片,
“大金得勝陀頌碑”女真字碑文照片
“大金得勝陀頌碑”日文研究資料
“大金得勝陀頌碑”資料匯集
大金得勝陀頌碑明信片1919年雙城縣劉樹貴碑文手抄稿及信函
1982年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學術研究通信
著名女真文專家金啟宗學術通信
著名女真文專家劉風翥學術通信
著名歷史學者羅福頤學術通信
著名歷史學者羅繼祖學術通信和書法
著名圖書館學者雷夢水學術通信
著名歷史學者羅繼祖書名題字
著名書法家韓紹玉書名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