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計畫經濟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資源，市場經濟是靠市場力量配置資源。市場力量主要工具是價格。在計畫經濟條件下由行政決定價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市場決定價格，即由供求關係決定價格。價格改革就是由行政定價改為市場定價。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無一不把價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1984年，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難度最大的是價格改革，而價格改革又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今後5年主要是過價格改革這一關，這一關過好了，其他事情就好辦了。
改革背景
在改革以前，中國的價格狀況是什麼樣子？1979年底，我對工業品的價格進行過一次調查，寫過一篇題為《對價值規律的嚴重背離》的調查報告。現摘引其中部分段落，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價格狀況：
工業產品比價很不合理
現行的工業產品的比價很不合理，造成生產不同產品的企業利潤水平相差十分懸殊。例如，1978年天津軋鋼行業平均每個工人創造利潤8559元，而和它管理水平、技術水平相當的煉鋼行業平均每個工人創造利潤只有412．6元，一個軋鋼工人創造的利潤超過了20個煉鋼工人。國營天津印染廠1978年每個工人為國家提供的積累（利潤加稅收）1．82萬多元，而同一工業局所屬的天津四新紗廠每個工人為國家提供的積累只有3638元。國家確定的產品價格使得印染廠的利潤率比紡紗廠高得多。據有關部門統計，1978年全國國營工業平均利潤率為24%，在各種產品中的分配是很不平衡的。同樣是機械工業，工業設備的成本利潤率是25%，而農機產品的利潤率只有9%。
比價不合理造成了一系列嚴重後果。一、使價格不能成為經濟比較和經濟核算的工具，挫傷了企業改善經營管理的積極性。二、造成了工業內部比例失調。例如，加工業的利潤率高於原材料工業的利潤，是目前原材料工業落後於加工工業的原因之一。三、阻礙了經濟改革的進展。當前利潤留成中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由於價格不合理造成苦樂不均。
現在價格管理過於集中，各級價格管理部門掌握著絕大多數商品價格的決定權，生產商品的企業絲毫沒有決定價格的權力。整個價格管理體系是主觀的，僵死的。
在這種集中體制下，確定或改變一種商品的價格，程式複雜，周期很長。工廠試製出一種新產品，提出成本資料和出廠價意見，先報工、商兩個公司協商，再報工、商兩個局協商，還要報市物價局或中央工、商兩部批准。經常是新產品試製出來了，價格幾個月批不下來，致使企業無法安排生產。天津的國小生作業本、原子筆等商品的價格五六個月批不下來，學生要開學了，也無法安排生產。
價格管理過死，使商品的價格不能隨著商品所含的價值量的變化而變化，使價格和價值偏離過大。勞動生產率提高， 產品的價值必然降低。從1952年到1977年的25年間，機械工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近3倍，化學工業提高了4倍，而煤炭工業只提高了12%，但是它們的價格還保持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時的狀況。有些商品，如化纖織物、尼龍襪、電子產品等，這些年發展很快，價值量已經大大下降，而價格一直不變，致使生產這些商品的廠家安於現狀，不求進取。
價格統得過死，商品的價格不能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變化。天津東風手錶過去供不應求時，每隻120元，現在市場滯銷，價格還是降不下來。
這個調查報告反映了當時價格體系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管理太死，價格不能靈活地反映市場變化；二是價格結構扭曲。後一個問題和前一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用不變的計畫價格，來應付變動的經濟環境和供求關係，哪有不扭曲的？當然，價格扭曲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多年來的反市場政策造成的。
在80年代初期，還沒有提出建立市場經濟，所以，那時的價格改革，僅著眼於改變扭曲的價格結構，當時叫“理順價格”。所謂理順價格，就是通過行政手段來調整價格。調價，主要是提高價格，比價較高的商品一般是不可能調低的，只能把比價較低的商品的價格提高。從1979年到1984年，主要是調整價格。
1979年春夏，為縮小工農產品的剪刀差，提高了18種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提高幅度達28.3%。同年底，提高了8種副食品的銷售價格，提高幅度為30%。1979年和1980年，分別提高了原煤、生鐵等能源、原材料的價格，提高幅度在30%左右。1983年，全面調整紡織品價格，滌棉布降價31%，純棉布提價19%。1983年和1985年，提高了鐵路、水運的價格，提高幅度為20%左右。
幾年的價格調整，當時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短線”產品的生產，使原來行業間、產品間很不協調的狀況開始有了緩和。
但是，原來認為調得比較合理的比價，不出幾年，又恢復到原來的狀況，理論界稱之為“比價復歸”。例如，工農產品的比價指數（反映剪刀差大小的一種數據），1979年比1978年縮小了14．2，兩年以後就又恢復到1978年的狀態。基礎產品價格提高了，過了兩年，加工工業的價格也跟著上來了，二者不合理的比價又回到原來的狀態。比價復歸，是在更高的價格水平上復歸。改來改去，價格扭曲的問題沒有解決，價格水平卻提高了。當時出現了一個順口溜：“價格要理順，理也理不順，不順也要理，越理越不順”。“理順”價格，這也是一種計畫經濟的思想方法，哪一個超人能夠把握千百萬種商品價格的瞬時變化，並且“理順”它呢？各種商品之間的合理比價，不是能夠靠計畫機關來“理順”的，而是在價格放開之後，伴隨著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自然形成的。
雙軌價困局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將“有計畫的商品經濟”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由此，價格改革的目標也就由原來僅限於解決價格扭曲問題，發展為造就一個新的價格形成機制，使價格成為調節經濟的手段。這就要“讓價格回到交換中去形成”、“用市場定價體制代替行政定價體制”。
然而，真正要“讓價格回到交換中去形成”，就得全面放開價格。但是，放開價格是有很大風險的。這有前車可鑑：
1948年，聯邦德國放開物價，一個月之內食品價格漲了兩倍，出現了大規模的民眾示威。1980年，波蘭放開食品價格，價格上漲，造成格旦斯克工人大罷工，蓋萊克被迫下台，團結工會崛起，十年後，共產黨失去了政權。
從統制價格過渡到自由價格，為什麼在過渡時期總要出現價格大幅度上漲呢？這是因為，在統制價格時期，潛伏著大量的隱性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一般不表現為價格上漲。一旦價格放開，這些隱性通貨膨脹就要釋放出來，價格就大幅度上漲。
中國的改革必須是穩妥的，當然不能一下子全部放開價格。於是，採取了一個過渡辦法，先放開一部分產品的價格，暫時保留一部分計畫價格。這首先是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這個角度出發的。1982年，經國務院批准，大慶油田超產原油在國內按每噸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產的原油均按每噸532元出售。當時計畫內生產的原油國家定價均為每噸100元。高價油與平價油的價差收入，作為“勘探開發基金”用於彌補石油勘探開發。對石油價格的這些專項措施，成了工業品生產資料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源頭。1984年5月10日，國務院發出了67號檔案（即擴權10條），其中規定，在完成指令性計畫以後，超產部分允許企業在不高於計畫價格20%的範圍內浮動。1985年1月，國務院又發出17號檔案，乾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產部分的價格由供需雙方自由議定，國家不加干涉。這樣，同一種產品就有兩種價格，計畫內的那部分是計畫價格，超產部分是市場價格。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市場價格大大高於計畫價格。
同一商品，兩種價格，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雙軌價格”。放開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場價格。有了市場價格這一軌，就打破了指令性計畫一統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經濟生活出現了生機。1988年初，我採訪冶金部得知，全國33家重點鋼鐵企業中，從1984年到1987年，依靠自銷計畫外鋼材自籌的資金達124．6億元，用於擴大再生產。過去，全民煉鋼，鬧得人仰馬翻，十幾年才增產1000多萬噸鋼。而那幾年，國家沒花多少錢，不聲不響地增長了1000多萬噸鋼。雙軌價網開一面，使不能納入計畫的鄉鎮企業能夠用較高的價格在市場上買到原材料。這是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條件之一。
“雙軌”實際是“雙規”，同一商品在同一時間、同一地方有兩種不同的貿易規則。如果馬路上有兩種交通規則同時起作用，一定會出現混亂。儘管布魯斯說過“雙軌制是平穩過渡的橋樑”，斯蒂格利茨說過，中國實行的雙軌價格是由統制價格轉向市場價格的“天才的解決辦法。”但是，雙軌價格的確帶來了經濟秩序的混亂，成了難以忍受的骯髒泥淖。
在雙軌價格的條件下，作為生產廠家，總會千方百計地少生產價格較低的計畫內產品，多生產價格較高的計畫外產品，還要想盡辦法把計畫內產品拿到市場上賣高價，因此，一些計畫範圍內的契約不能完成；作為用戶，就千方百計地多買計畫內的商品，少買計畫外商品，還會通過各種手段去套購計畫內的商品。這樣，市場價格衝擊了國家計畫，常常使計畫落空；計畫價格的存在，又阻礙市場正常發揮作用。雙軌價格之間摩擦和撞擊的結果是，兩種價格都在起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起作用。計畫失控了，市場機制也不靈。到1988年，出現了經濟秩序大混亂。
在物資短缺的情況下，市場價格大大高於計畫價格。1989年3月，市場價高出計畫價的幅度分別為：煤炭149%，原油213%，鋼材105%，木材112%，銅150%，鋁124%。
一些掌握計畫內原材料分配權的人，只要批一個條子，賣給你幾十噸鋼材，你再轉手按市場價賣出去，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賺到大筆的錢。條子，一字千金。雙軌之間的價差越大，條子就越值錢，能批條子的人的身價就越高。
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職業，人稱“倒爺”，就是把計畫價格的商品倒到市場上去賣。當然，能幹這種買賣的都是一些有權力背景的人，民眾稱之為“官倒”。對“官倒”，民眾深惡痛絕。在天津一家旅館裡，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一位“倒爺”將手中的一張鋼材提貨單，賣給同房間的另一位“倒爺”，每噸加價200元。第二位“倒爺”又把提貨單賣給第三位“倒爺”，每噸又加價200元。就這樣，這張提貨單沒有出旅館，就倒騰了4次，4個人不費吹灰之力獲取了暴利。這批鋼材的價格由每噸700元加到1600元。
在雙軌價格條件下，權力和金錢的惡性結合成了罪惡的淵藪，成了當時腐敗現象的物質基礎。加上高幹子弟加入了“倒爺”的行列，一時民怨沸騰，要求改變雙軌價格的呼聲很高。
改革過程
1988：價格闖關失敗1988年，中國最高領導層對價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決心。 3月25日到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李鵬到鄧小平那裡匯報會議情況。鄧小平問，代表們意見最大的是什麼事？李鵬說是價格問題。他講的是雙軌價格造成的腐敗和經濟秩序混亂。鄧小平這時講道，要下決心闖過價格這一關。事後，李鵬向政治局傳達了鄧小平關於加快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的意見。儘管還有不同的意見，中央最高層最終還是下定了1988年要闖價格關的決心。從4月開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繼出台了。
4月5日，國務院發出通知，豬肉、鮮蛋、食糖、大路菜4種副食品的價格補貼由暗補改為明補。過去，國家財政補貼給商業部門，以保持這4種副食品較低的價格。現在補給居民，同時把價格放開。結果，豬肉價格上漲了50%－60%，鮮菜價格上漲了31．7 %。直轄市每個職工補貼10元，其他城市補貼少一些。
這種以給居民價格補貼來放開價格的做法，緩解了這幾種食品價格購銷倒掛的矛盾，促進了生產，改善了供應。當時，政府曾構想，逐步形成工資補貼和主要食品價格變動掛鈎的辦法。後來，由於消費基金來源多元化，國家無法控制，如果採用工資和價格掛鈎的辦法，就會形成工資和價格輪番上漲的惡性循環，所以，停止了這種辦法。
7月，國務院決定，放開名煙名酒的價格，並在7月28日全國統一執行。由於這類商品不影響普通民眾的生活，估計不會出什麼問題。但是，沒有想到放開以後，茅台酒的零售價由20多元一下子漲到290元。中華煙也由每包一兩塊錢漲到12元。這么大的漲價幅度，給民眾造成了物價將要大幅度上漲的心理預期。一個教授一個月的工資買不到一瓶茅台酒！民眾開始產生恐慌。
在這一年，國家又對農產品價格作了調整，提高了糧食契約定購的價格。棉花(資訊,行情)收購價格也有較大幅度的上調。還提高了部分生產資料和交通運輸的價格。如煤、原油、電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5月以後，彩色電視機的價格也實行浮動。18英寸彩電由每台1330元上浮到1900元。由於彩電供不應求，實際價格比這還要高出很多。從社會上看，物價上漲勢頭已經給民眾造成了心理預期；從經濟本身看，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很大：已成一觸即發之勢。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一條重要新聞：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第十次全體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並沒有具體講從什麼時候開始改革。不少人聯想到在這之前，趙紫陽、李鵬、萬里、胡啟立等中央領導人在接見外賓時，都發表了關於加快價格改革的談話。現在公報發表了，認為價格闖關馬上就要開始了。在傳達物價闖關時，還提到軍隊警察要做好準備，防止價格改革中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8月19日當天，各地就出現了搶購。
當時搶購的情況是觸目驚心的。從草紙到電池，從服裝到鞋帽，從彩電到冰櫃，見什麼搶什麼。著了慌的居民們恨不得將所有的紙幣都換成看得見、摸得著的物品，恨不得將幾代人所需要的東西都買齊。武漢有人買了200公斤食鹽，南京一市民一下子買了500盒火柴，廣州一女士扛回了10箱洗衣粉。混亂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開大門，在一個門縫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在門縫之外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在搶購隊伍里，擁擠、謾罵，有的地方還出現了小的騷亂。與搶購同時發生的是銀行門前排起了擠兌的長龍。湖北有的縣銀行營業所因不能及時支付，櫃檯被憤怒的儲戶推倒。
這一場席捲全國的、造成人們極大恐慌的搶購風潮，到底有多大規模呢？七、八、九3個月，銀行存款少增加了300億。當時居民儲蓄餘額近4000億元。僅僅動用了300億，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風浪！
8月30日上午，國務院召開第2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決定。這份檔案向民眾解釋北戴河會議說的物價闖關不是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長一點時間；下半年不再出台調價的決定，加強物價管理；開辦保值儲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於以至略高於物價上漲幅度；堅決壓縮基本建設規模，控制貨幣發行；做好糧、棉、油的收購工作，保證市場供應；整頓市場秩序。這些措施一一落實以後，搶購風潮才終於平息。
治理整頓：
經濟蕭條也為“並軌”創造了條件改革期間的通貨膨脹和過高的經濟成長速度是有關係的。當時稱之為“經濟過熱”。經濟過熱是靠增加投資來支撐的。增加投資又是靠銀行貸款。也就是說，高速的經濟成長必然伴隨著貨幣的超經濟發行。一旦經濟過熱，就要收縮。
從1984年到1988年，國民收入增長70%（按現價計算增長149%）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14%，城鄉居民貨幣收入增長了200%。社會總需求超過了總供給，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很大，客觀形勢要求緊縮。
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工作會議，決定開展“治理整頓”。9月26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
這次治理整頓實際上是一次經濟收縮，通過經濟收縮來抑制通貨膨脹。收縮的結果，工業總產值還是比上一年增長了20．7%，物價指數全年平均高達18．5%，因此，中央又加強了治理整頓的力度。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又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採取了更加堅決的措施：實行財政和信貸雙緊方針，大力壓縮財政支出，管住貨幣發行，控制信貸總規模；壓縮基建投資規模，調整投資結構；控制居民收入過快增長，抑制過旺的消費需求。
通貨膨脹終於得到了抑制。全國零售物價指數，1989年上漲17．8%，1990年上漲2．1%，1991年上漲2．9%。為實現這個目標付出了巨大的代價。GDP增長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繼續下降到3.8%，1991年回升到99.2%。
在治理整頓期間，國家利用市場疲軟的機會，著手調整不合理的價格。從1989年9月到1991年，調整了客運、鹽和鹽化工產品、棉花收購價、石油、鋼材、有色金屬等價格，調價總額達500多億元。1990年是幾年來調價額度最大的一年（前幾年每年調價200多億元），也是物價漲幅最小的一年。治理整頓，儘管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帶來了一些消極作用。但是，對於價格改革來說，卻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它使通貨膨脹率達到了3%以下的低水平；它使社會供給大於需求，有了一個比較寬鬆的經濟環境。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供求關係的變化，“雙軌價”中計畫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在差額已經大大縮小，個別產品還出現市場價格低於計畫價格的現象。計畫價格併入市場價格，不會有多大的衝擊了。
1992：價格全面放開經過幾年的價格改革，凡是供求關係不是很緊張的商品，基本都放開了。而供不應求的商品（稱為短線商品），還是由國家控制。結果是，價格放開的商品發展得快，國家控制的商品發展得慢。這就是人們說的“越短越管，越管越短”。這些供求緊張的商品主要是生產資料。這是因為加工業的發展超過了生產資料的發展。1992年，不僅供求關係寬鬆了，政治環境也寬鬆了。這要歸功於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推動。因此，從1987年以來進入困境的價格改革，到1992年加快了步伐。此時，人們認為全面放開價格的條件已經具備。
1992年是價格放開最多的一年。其中，生產資料的價格放開得最多。到1991年底，國家物價局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管理的生產資料和交通運輸的價格有737種，1992年就放開了648種。與此同時，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和其他工業品價格也大踏步地放開。1991年底，國家管理的農產品收購價格有60種，1992年就放開了50種。輕工產品除了食鹽和部分藥品等個別品種外，都全部放開了。1993年，鋼鐵產品價格和大多數機械產品價格實現了價格並軌。1994年，陸上原油價格和煤炭價格也實現了價格並軌。最驚險的一步棋是1992年底全國844個縣（市）放開糧食價格。
糧食是國家統購統銷物資。長期以來，國營糧店對城鎮職工的糧食銷售價格低於國家從農民那裡收購的價格。差額由財政補貼。1991年，糧食價格補貼400多億元。其中城市補貼200多億元。平均每個市民補貼130－150元。用這些錢可以買好大米100公斤，這是將近一年的口糧。理論界早就算出了這一筆賬，建議放開糧食價格。但是，放開糧價的政治風險太大，遲遲不能決定。過去一直把糧食價格當政治問題。五六十年代，玉米(資訊,行情)面提價一分錢，事先要層層開會，作好充分的思想動員，還讓黨員以黨的紀律保證不去搶購。1992年底，各地的庫存糧食比較多，這些庫存糧食占壓不少資金，還希望搶購走一部分。所以，這次全面放開糧價，比過去玉米面提一分錢還簡單。事先沒有保密，也沒人去搶購。
到1993年春天，政府定價的比重已經很小了。按社會零售商品總額計算，95%已經放開；在農副產品收購總額中，90%已經放開；在生產資料銷售額中，85%已經放開。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管理的價格也有20%左右，中國放開價格的比重不比西方國家低。可以說，價格已經放得差不多了。
這時，不少人輕鬆地舒了一口氣：這一關終於闖過來了！
未完之業但是，情況並不那么簡單。價格放開到這么大的程度，但是，價格改革的目標並沒有達到。
價格能否正常發揮市場經濟所需要的作用，有一個很直觀的標準：看價格是否由供求關係來確定，價格能否反映供求關係。從1993年的情況來看，價格雖然放開了，但還沒有達到這個目標。例如：
國家雖然放開了價格，但有些商品的價格並不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變化。有的國營企業的商品賣不出去，寧可爛在倉庫里，也不降價賣；有些國營企業的採購員，並不是擇優選購，而是按回扣多少選購----國營企業對價格並不敏感。有些商品存在著行業壟斷和地區壟斷的現象。價格放開以後，也不能反映市場供求狀況。
這些情況說明了，計畫價格雖然廢除了，但是市場定價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形成。到這時人們才知道，價格改革，不僅僅是放，還要立。要建立競爭性價格形成機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建立管理價格的法律體系。價格放開不等於價格自流，要用種種法律來規範市場行為，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價格改革要與企業改革相配合，要造就對價格很敏感的企業，這就要在產權改革上下工夫。
作為市場經濟激勵企業和配置資源的工具，價格是指廣義價格。它包括一般商品的價格，生產要素的價格和產權價格。所以，價格改革還應當包括後兩種。
生產要素的價格包括資金的價格（即利率），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土地使用權的價格（即地租），外匯的價格（即匯率），技術的價格（即技術轉讓費）等。其中最關鍵是利率。從理論上說，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這些都應當由市場來形成和調節。要完成這些方面的改革，還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歷程。因為這些是其他各個領域改革的結果。沒有金融改革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市場利率；沒有外匯的自由兌換，就沒有自由匯率；沒有完善的技術市場，就沒有合理的技術價格。由於缺乏產權價格形成機制，在國有資產重組、國有企業轉製程中，一些對企業有控制權的人低價收購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流失。
進入生產領域的資源也是一種生產要素。中國經濟發展最突出的制約就是資源的短缺。由於資源沒有市場化，中國的資源價格一直處於很低的狀況，價格要沒有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這使得一些掌握資源的特權者大發其財，資源浪費甚至遭到破壞的情況十分嚴重。
1993年5月，針對社會上放開價格後的輕鬆情緒，我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價格改革：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寫道：“價格放開並不等於價格改革已經過了關。我們不要過早地沉浸在‘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喜悅之中，不妨吟一吟宋代詩人楊萬里的詩句：‘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好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過一山攔。’”
不同聲音
當時，不少人認為，國家每年都要拿出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於物價補貼，給經濟建設增加了很大負擔，要輕裝前進，物價關是繞不過去的，儘管有不小風險，但非解決不可。陳雲不反對物價改革，但因為問題複雜，主張改革的步子要穩，不能要求過急。
陳雲對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基本的看法，這就是他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說的：糧食的收購價高，銷售價低，國家要補貼。從微觀上看，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但我國是低工資制，如果國家不補貼，就必須大大提高工資。究竟哪種辦法好？“我看現在還是國家補貼、低工資的辦法好。不補貼，大漲價，大加工資，經濟上會亂套。”在過了十年以後，陳雲仍然堅持這個看法。
陳雲在杭州休養期間，趙紫陽提出要用主動漲價和提高工資的辦法來進行價格、工資改革。1988年4月2日，趙紫陽在生產資料價格改革座談會上說：國家每年強調穩定物價，怕亂漲價，不敢主動漲價，結果導致自發亂漲價，越亂國家越不敢漲價。工資也是如此，怕漲工資，就去控制消費基金，不敢提工資改革方案，實際上消費基金也上去了。導致這種後果的關鍵是缺少主動地去理順各方面的關係。我們是到了不進則退的時候了。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這個問題時，趙紫陽又說：現在的形勢，不進則退，沒有別的路子，只能迎著困難前進。會議決定由國務院擬定價格、工資改革方案，報中央政治局審議。
5月18日，姚依林到陳雲處，通報趙紫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價格、工資改革的意見。姚依林說：我們構想，從明年開始，每年價格上漲百分之十，連漲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筆賬。陳雲問：你看可以理順價格？姚依林答：我講初步理順，用五年時間。陳又問：物價連漲五年，情況會有什麼變化？姚答：價格總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資增加百分之百。陳雲表示懷疑，說：“物價每年上漲百分之十，連漲五年，我打個很大問號。”姚依林說：這條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沒有把握。陳雲進一步點出：問題是，物價連續上漲百分之十，影響的面很大。如果把這個計畫公布於眾，趙紫陽敢講不敢講？姚依林：那非講不可。陳雲又談到物價上漲後不拿工資的農民怎么辦，並說：根本問題是農民從土地轉出來，拿工資，比當農民好得多。但這個事很不容易。我們有生之年，農業過不了關。1984年糧食豐收，有些人頭腦發熱。我說，萬元戶沒有那么多，無糧則亂。當時，有些人不相信。
這次談的是一個牽動整個國計民生大局的問題，因此談了兩個多小時才結束。5月28日，陳雲同李鵬談話，明確反對擬議中的價格、工資改革辦法。他斬釘截鐵地講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價上漲百分之十，辦不到。我是算賬派，腦子裡有數目字。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
初現波瀾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擴大會議，決定對物價和工資制度進行改革。國務院物價委員會提出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認為物價改革這一關非過不可。風險是肯定有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控制通貨膨脹。價格改革的總方向是，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用五年左右時間，初步理順價格關係。工資改革總的要求是，在價格改革過程中，通過提高和調整工資、適當增加補貼，保證大多數職工實際生活水平不降低，並能隨生產的發展而有所改善。這個初步方案，經8月5日至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後，提交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由趙紫陽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
在這期間，8月16日，趙紫陽在北戴河會見日本共同社社長酒井新二。他對客人說：現在中國已經進入全面改革的攻堅階段。今後五年，將是中國從舊的經濟體制轉為新的經濟體制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時期。
8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公報，報導了價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內容。陳雲的提醒沒有被採納。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價格闖關”的訊息。當天就出現搶購狂潮。搶購風不僅發生在大城市，而且迅速席捲全國中小城市和部分鄉村地區。
這時，全國物價已是一個異常敏感的問題。1988年上半年，全國物價總指數在1987年已上漲7.3%的基礎上，又連月大幅度上漲，7月份已達到19.3%，大大超過10%的構想。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價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現多年少見的全國性搶購商品和大量提取儲蓄存款的風潮。
面對這種物價猛漲、人心極為不安的嚴重局面，8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發出緊急通知：改革方案中所講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指的是五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的長遠目標，目前這個方案還在進一步修改完善中。通知還說：為了穩定金融和保護人民民眾的利益，由人民銀行開辦保值儲蓄業務，使三年以上的長期存款利息不低於或稍高於物價上漲幅度。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確定，把明後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以扭轉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的態勢。治理經濟環境，主要是壓縮社會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整頓經濟秩序，就是要整頓目前經濟生活中特別是流通領域中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據中共十三屆中央委員、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房維中回憶：“趙紫陽在十三屆三中全會的講話稿，開始沒有作一句自我批評，李鵬、姚依林提了意見後，加了一句：‘看來，我們還是見事遲了，抓得晚了’。”
“八點意見”
針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這種嚴重狀況，10月8日上午，陳雲同趙紫陽談了一次話。陳雲首先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陳雲以往有時也用過“市場經濟”的提法，這次特意加了“西方”兩個字，意思是指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照搬“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脫離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一定會遇到不少困難，是行不通的。這是他對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以後指導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提出的批評。他要求，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堅持正確的道路。
接著，陳雲就當前經濟工作談了八點意見。
第一，還是糧食問題。
他說：“糧食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
“十億人民要吃飯，農民種地賣糧給國家，天經地義。”
“現在相當大一批農民搞鄉鎮企業，買糧食吃，不能小看。”
“對鄉鎮企業要做些調查研究，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行的，以便積極引導，使其健康發展。”
第二，陳雲指出目前農業和工業生產中普遍存在掠奪式使用資源的傾向。談到農業，陳雲認為：“種田必須養地”。談到工交企業，他提醒道：“承包工交企業的，必須確保設備完好率。”
第三，陳雲再次強調他歷來的主張：中央必須有權威。
他說：“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
“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
“搞活經濟是對的，但權力太分散就亂了，搞活也難。”
說起各行其是的現象，陳雲舉例說：“現在非生產性建設、特別是樓堂館所建設搞得太多了，連黑龍江也跑到北戴河去蓋樓堂館所，真是怪事。”
第四，陳雲又再次強調財政平衡，重申“永遠不打赤字財政”。
他說：“從全局看，在幾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財政平衡。”“要扭轉當前混亂的經濟局面，首先要靠財政平衡、特別是中央財政平衡。”
“現在票子發得太多。票子發行的權力要高度集中，我看還是要‘一枝筆’。”
第五，陳雲指出必須歷史地辯證地對待過去經濟工作中採用過的辦法。
他說：“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辦法，現在不應該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他舉例說明，自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三年國民經濟恢復的成就，趕上蔣介石統治的22年。從“一五”計畫開始到現在近36年，中間雖有曲折，但發展也不算太慢。在過去這些年裡，我們搞的156項、尖端科學技術、石油自給、武鋼一米七軋機、13套大化肥、寶鋼以及鐵路、電力、農田水利等建設，它們的作用不能低估。
陳雲接著說：“當然，目前國內外情況同過去比，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我們在經濟工作中，也不是說沒有缺點錯誤。”
“我在1979年3月說過，60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畫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畫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以，我們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畫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亂套。”
第六，陳雲重申“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他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過高、過快。”
第七，金融問題。陳雲認為：為保證市場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對儲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時，國庫券也要保值，不然不得人心。他提醒說：“如果不從根本上採取穩定市場物價措施，提款搶購風潮還會再起。”
他還提出：“外債可以借，但要儘量少借。借外債，要用得好，還得起。”
第八，加強和依靠黨的領導問題。陳雲指出：“目前財政經濟遇到一些困難，在克服這些困難的過程中，必須加強和依靠黨的領導，特別是黨中央的核心領導作用。”
這是陳雲晚年對經濟工作一次比較全面的談話，其內容是他晚年在經濟工作方面一直關注的幾個問題。趙紫陽表示同意陳雲的意見，並說：要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議一下。10月12日，他在印發這個談話時寫道：“陳雲同志在10月8日就經濟工作向我作了一些重要談話。現印發政治局常委會議各同志。”這次談話，在中央領導層引起很大的反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