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會貞

熊會貞（1859年－1936年），又名崮芝，枝江市安福寺鎮楊家店村第七組熊家老屋人。歷史地理學家和酈學家地理學派創始人之一。１５歲考中秀才，此後久考未能中舉，在家教私塾。因師從宜都楊守敬，光緒四年（1878年）應楊守敬之召，到宜都為其第三子楊必昌授讀。光緒十一年（1885年）年，他襄助楊守敬編修《湖北通志·沿革》，不久因主修病故而罷。次年正月應楊守敬之招，到黃州續教楊必昌讀書。四月與楊守敬共撰《隋書地理志考證》。光緒十三年（1887年）熊會貞決意回鄉奉養老人，楊守敬另抄《隋志》一份，讓他在家查檢各地方志，把相關資料編入。光緒十六年（1890年）熊會貞來到黃州鄰蘇園，師生二人核對文稿，各有異同，相互參證，修改第二稿。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楊守敬任兩湖書院教習，擔任歷史地理課程，次年致信熊會貞，讓他來武昌幫助校理歷史地理志書。此後，熊會貞每年到武昌襄助，先後刻成《漢書地理志補校》、《晦明軒稿》、《禹貢本義》、《歷代沿革險要圖》、《春秋地圖》、《三國郡縣表補正》、《三國地圖》等書多種。師生髮憤整理《水經注》，對此書進行校勘、考證和疏解，如後人稱頌“開輿地學之新紀元”。二人歷時三年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刻成《水經注圖》，以《水經注》為依據，參照歷代地理總志和各地方志、相關古籍，採用古今地名對照上圖的方法，朱墨套印的形式編繪成圖，計４０卷，共八卷，計８冊。這使得《註疏》文圖互相印證，更加方便閱讀和使用，成就超過了前人。因《水經註疏》工程浩大，一時難於成書，而且楊氏年邁，熊會貞亦無財力，為避免今後學術之爭，先刻《水經註疏要刪》行世。長沙學者王先謙見到《要刪》楊氏序言所述，來信願出資刻全書，但《註疏》並未成書，只是寫在八部原書上的眉批初稿，幫助他的“唯熊君會貞一人”。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師生二人將光緒二年先生與人編撰的《歷代輿地沿革圖》，對照歷年來他們的歷史地理研究成果和考證繪製的各朝代歷史地圖進行修改，由熊會貞校訂，1911年出齊，計３４冊，這套地圖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大型的歷史地圖集。這套地圖對當時國內和日本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上的各種謬誤，給予嚴肅的校正。地圖出版後，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成為研究中國歷史的案頭必備書。1982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是以楊熊的這套地圖作為底本，結合近百年來中國地理學的科研成就進行增補、正誤、改編和整理完成的。
1911年武昌發生辛亥革命，熊會貞隨其師全家避亂至上海。次年《水經註疏》書稿運到，師生二人每日開箱校勘審定書稿，甚至通宵達旦。楊守敬晚年致力《水經註疏》初稿的修訂，多次對熊會貞說：“此書不刊行，死不瞑目。”1914年楊守敬進京任參政院參政，12月熊會貞來京，二人繼續修撰《水經註疏》。1915年，楊守敬無疾而終，熊會貞傷心至極，他在《鄰蘇老人年譜》中寫道：“會貞親炙先生四十年，於輿地之學得窺門徑者，莫非先生之賜。先生不棄愚頑，命贊襄著述，以作壤流之資，文字因緣，恩同骨肉。”
楊守敬去世後，熊會貞為實現先生遺願，移居武昌菊灣楊宅，二十二年如一日，不分早晚坐“冷板凳”，堅持不懈地修改、復校《水經註疏》，書稿共經過六、七次參校，六次抄寫。1934年4月日本酈學家森鹿三派助手鬆浦嘉三郎到武昌熊宅訪問，得到《註疏》抄本一部，計四十冊，分裝四函。雙方口頭協定，在中國未出版此書之前，日本決不出版此書。森鹿三後來把這個抄本送給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此事經近半個世紀後，方為國內所知，雙方信守協定如一，成為酈學研究史上的佳話。由於勞累過度，1931年熊會貞因病住院治療，第二年再次病倒入院，由好友藏書家徐行可抄出副本（解放後徐氏獻給中國科學院，１９５７年影印出版，即北京本）。1935年，熊會貞寫信告訴酈學家鄭德坤全書“草創已就，惟尚須修改，方敢問世”。1936年國內形勢嚴峻，武漢受到日寇威脅，熊會貞已77歲高齡，病體日衰，《註疏》一時難於告竣，且又無財力刊行，擔心戰亂之際書稿流失，不能完成老師遺願，心中焦慮萬分。他將書稿交給先生長子後人，遂於本年５月按排好自己的後事，5月25日申時在武昌西卷棚１１號家中自縊而亡。歸葬於熊家老屋附近的熊氏墓地，與其兄熊會源墓相鄰。他一生潛心學問，品德高尚，在家鄉具有很高的聲望，當地村民至今仍尊稱“崮芝老”。
熊會貞自1886年開始襄助楊守敬編撰歷史地理著述，經過數十年的努力，不僅僅熟悉歷史地理沿革，同時又對《水經注》的校理打下了深厚的基本功底，在當時國內外酈學界首屈一指。在近代酈學家中，他以著述之多而著名。熊會貞在楊家校勘《註疏》，信守諾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嚴守學術道德，不事張揚。
熊會貞在繼續編纂《註疏》的二十多年中，見到先生所未見的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通過友人徐恕（字行可）的幫助，使他掌握了用古寫本和古刻本來校勘古籍的方法。與此同時，國外新的地理學思想在國內傳播開來，科學的地理著述和大量的新式地圖出版，都給他帶來影響。時代的進步，科學的發展，使他在歷史地理學科的專業修養和酈學的研究領域都遠遠超過師承，對於《註疏》的研究成果也大大超過其師的草創。他後來改動和發展先生的原創，主要是首先把先生所定以長沙王氏《合校本》作底本改為明代朱謀瑋的《水經注箋》作底本；其次為了避免將來發生著作權之爭，把先生所定“此書二人同撰，文各一半。”改為“每篇首標題作宜都楊守敬纂疏，門人枝江熊會貞參疏”；後來先生之孫楊先梅（字嶺香）完成了殘宋本、大典本和明抄本的比勘，因而在標題署名下加上“孫先梅補疏”；其三改變先生成見，承認《大典本》，為戴震辯誣；其四將先生對因誤解而在引書作者上的次序，作了正確調整，承認“唯戴之功大”；其五在傳統的考據地理學的基礎上，開始吸收現代地理學的科學成果；其六為方便後來“繼事君子”完成全書，留下了十三頁四十條具體修改意見。熊會貞依靠執著的信念，實事求是的態度，百折不撓的學術精神完成這部酈學研究頂峰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