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明朝馬歡著於景泰二年（1451年）。通曉阿拉伯語，任通事(翻譯官),曾隨三寶太監鄭和於永樂十一年（1413年）、永樂十九年（1421年）和宣德六年（1431年）三次下西洋。馬歡將下西洋時親身經歷的二十國的航路、氣候、物產、工藝、交易、貨幣和土產動植物等狀況紀錄下來,從永樂十四年(1416年)開始著書《瀛涯勝覽》,經過35年修改和整理在景泰2年完成。
馬歡，字宗道、汝欽，號會稽山樵，浙江會稽（今紹興）回族人，信奉回教；明代通事(翻譯官)、航海家，曾隨鄭和三次下西洋：
永樂十一年（1413年）（第三次）到訪占城、爪哇、舊港、暹羅、古里、忽魯謨斯等國
永樂十九年（1421年）（第四次）到訪滿剌加、亞魯國、蘇門答剌、錫蘭、小葛蘭、柯枝、古里、祖法兒、忽魯謨斯等國。
宣德六年（1431年）（第七次）太監洪保派遣馬歡等七位使者到天方朝聖。
馬歡將下西洋時親身經歷的二十國的國王、政治、風土、地理、人文、經濟狀況紀錄下來在景泰二年成書的《瀛涯勝覽》。
馬歡島
為了紀念航海家馬歡，現我國南沙群島中有一島名為馬歡島
內容
瀛涯勝覽序 會稽山樵
諸番國名
瀛涯勝覽·占城國
·爪哇國
·舊港國
·暹羅國
·滿剌加國
·啞魯國
·蘇門答剌國
·那孤兒國
·黎代國
·南浡里國
·錫蘭國
·小葛蘭國
·柯枝國
·古里國
·溜山國
·祖法兒國
·阿丹國
·榜葛剌國
·忽魯謨斯國
·天方國
附錄一至四，《國朝典故》鈔本全文、說集本全文、淡生堂本全文，《藝海匯函》鈔本序文
附錄五至七：有關材料
附錄七：茅元儀《武備志·鄭和航海圖》
意義
·鄭和七下西洋，前後29年，可惜原始的航海紀錄早已遺失，幸好前後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費信、鞏珍三人都將見聞紀錄著書，他們各自著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便成為研究鄭和以及明代中外交通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其中以《瀛涯勝覽》對於15世紀初南洋各國和一些阿拉伯國家的國王、民俗、物產等紀載詳細，被各國學者公認為三書中最重要的一部書。
·《瀛涯勝覽》的紀述比《明史》中相關的紀述詳細。
瀛涯勝覽·《瀛涯勝覽》中對一國家的民俗描寫細緻入微，被各國學者公認為重要的史料，被廣泛引用。例如在《暹羅國》一章中關於青年男子切割陽物外皮，嵌入十幾顆錫珠，富人則嵌空心金珠，內嵌細沙，行動有聲一段，比《西洋番國志》中的文字詳細的多，《星槎勝覽》對此一字不提。歐洲一些旅行家也記述過這個民俗，但不如馬歡詳細。
·《瀛涯勝覽》中關於印度及其周邊國家的，有榜葛刺國、錫蘭國、小葛蘭國、柯枝國、古里國等紀錄；而且很多南洋國家和地區都有梵文名字，說明古代印度對這些國家的影響；這都是研究印度歷史的重要文獻。印度歷史學家阿里（Ali）教授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版本
《瀛涯勝覽》的版本很多，現存世界各國圖書館。研究《瀛涯勝覽》版本流源的學者包括荷兌溫達、美柔克義、向達、法伯希和、馮承鈞、英米爾斯、萬明等。
鈔本
已知的《瀛涯勝覽》鈔本包括
《藝海匯函》鈔本二卷 郭崇禮改編,明正德二年（1507年），藏南京圖書。
《國朝典故》鈔本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現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三寶征夷集》明鈔本 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說集》晚明鈔本 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淡生堂》《徵信從錄》鈔本 現藏福州市 福建省圖書館
《天一閣》鈔本
《紀錄彙編》1617年刻本的鈔本，藏大英博物館、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荷蘭萊德大學
刻本
《瀛涯勝覽集》刻本 張升刪節 明嘉靖元年1522年 《國朝典故》刻本 《張文喜公文集》刻本 《紀錄彙編》刻本 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 《寶顏堂秘笈》刻本 1620年 《廣百川學海》刻本 1633年 《勝朝遺事》刻本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天下名山勝概紀》刻本 藏巴黎漢學院
書目
《瀛涯勝覽》有兩種校注本：
馬歡著 馮承鈞校注 《瀛涯勝覽校注》 商務印書館 1935；1955 中華書局重印 明 馬歡原著 萬明校注 明鈔本 《瀛涯勝覽》校注 海洋出版社 2005 ISBN 7-5027-6378-3
《瀛涯勝覽》在國際上名聲很大，著名漢學家邁耶斯和格倫德威爾與戴文達及伯希和等都曾研究論述此書。瀛涯勝覽有J.V.G.Mills 的英譯本:Ying-yai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相關資料
眾所周知，鄭和下西洋檔案沒有完整保留下來，鄭和本身又沒有著述，今人所見下西洋原始資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即馬歡《瀛涯勝覽》。
鄭和下西洋現存三部基本文獻，包括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都是當時跟隨下西洋的人所著。其中，馬歡《瀛涯勝覽》一書,出自親歷下西洋的通事（即翻譯）之手，更具原始資料性質，彌足珍貴,在三部書中史料價值最高，是研究鄭和下西洋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
此書久已蜚聲中外，不僅是明代一系列有關中外關係記載、清修《明史·外國傳》的史料淵藪，也是古代中外交往史上影響最大的史籍之一，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英文和日文都有譯本。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阿里（Ali）教授曾在給季羨林先生的信中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可見此書學術價值之一斑。
一、明鈔本《瀛涯勝覽》校勘與版本源流梳理
早在19世紀末，1895年英國學者菲力普斯（G.Phillips）開始對《瀛涯勝覽》作了章節譯註，介紹此書到西方世界。1929年向達(覺明)《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一文，對《瀛涯勝覽》作了版本考證和詳細介紹。1933年荷蘭學者戴聞達（J.J.L.Duyvendak）發表了《馬歡再考》，其後不久，法國學者伯希和（P.Pelliot）一篇洋洋大觀的書評刊於同年《通報》上，這就是1935年馮承鈞翻譯出版的《鄭和下西洋考》一書。《序》中指出外國學者“尋究史源勘對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此後不久，馮承鈞主要依據伯希和所見明刻《紀錄彙編》本與清刻《勝朝遺事》本，參考向達提示的明鈔《國朝典故》本若干異文，出版了《瀛涯勝覽校注》，這是對下西洋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這一校注本成為通行本，迄今已經70年了。上世紀70年代左右有了日、英文譯本，雖研究有所推進，在版本上沒有發展。
關於《瀛涯勝覽》的版本，自伯希和劃分為兩大系統：一是馬歡原本系統，二是張升改編本系統。馬歡原本系統似乎只有一個源流。這樣一來，鈔本成為研究的空白。迄今留存於世的《瀛涯勝覽》版本有近二十種，有鈔本和刻本兩個系統，刻本大多是張升改編本。明鈔本多種的陸續發現，為薪火相傳，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重新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可能。筆者收集到現存四種明鈔本《瀛涯勝覽》，即朱當?編《國朝典故》本，佚名輯《說集》本，祁承?淡生堂鈔本，天一閣《三寶征夷集》本。先以《國朝典故》本、後以《三寶征夷集》本為底本進行了兩次校勘（以明鈔本互校並參校明刻本和其他明代史籍），梳理了馬歡《瀛涯勝覽》的版本源流。校勘工作接近尾聲時，意外發現了第五種明鈔本，即梅純輯《藝海匯函》本，這是百年來研究者從未發現和提及的，是郭崇禮改編的一個兩卷本，它的發現解決了近百年對於《瀛涯勝覽》作者和初刻本及其時間等問題的學術積案。
經校勘梳理源流，《瀛涯勝覽》一書在馬歡第一次跟隨鄭和下西洋，即永樂十一年（1413年）時就開始動意寫作，並廣集材料；於永樂十四年（1416年）初稿初成，有馬歡《自序》為證；以後初稿一直在續修之中，於正統九年（1444年）以前初稿本完成，有馬敬《序》為證；此後，馬歡手訂修改本於景泰二年（1451年）完成，是為定稿本，有馬歡題識為證。至此，《瀛涯勝覽》的撰寫與修訂長達近40年之久，其間以鈔本形式傳抄於世，傳本不一。
經考察研究，今所見四種鈔本是三個源流，《國朝典故》本是馬歡初稿本鈔本，《說集》本、淡生堂本是馬歡定稿本鈔本，而最終確定為底本的《三寶征夷集》本，原藏天一閣，是中外老一輩學者70年前未能親見卻已給予厚望的一個鈔本，雖然書名有變化，但經過校勘，可以說它是在初稿本和定稿本基礎上集大成的一個鈔本。
二、明鈔本《瀛涯勝覽》與鄭和寶船尺度
鄭和寶船尺度，被稱為“鄭和寶船之謎”。它在下西洋研究中成為令人矚目的熱點問題，始自1947年管勁丞對《明史》記載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一十八丈”提出的質疑（《鄭和下西洋的船》，《東方雜誌》第43卷第1號）。由此引發的寶船尺度之爭，逐漸形成了鄭和下西洋研究的一個熱門專題，不僅爭議紛紜，討論激烈，而且曠日持久，迄今已達半個世紀以上。問題的焦點就在於鄭和下西洋“長四十四丈四尺，寬一十八丈”大型寶船是否存在，延伸到明代有沒有能力造那樣大的木船，以及那樣大的木船能否航行於海上等等。一方必信其有，另一方懷疑其無，相持不下。實際上，在史源問題不搞清楚的情況下，任何爭議一方都缺乏說服力。因此，In recent years,爭議轉移到了文獻的可靠性上，這無疑是一種理性的取向。
20世紀80年代初，邱克在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了《三寶征夷集》本，特撰文說明寶船尺寸的可靠性（《談明史所載鄭和寶船尺寸的可靠性》，《文史哲》1984年第3期）。史界迄今認定最早記載上述寶船尺度的是馬歡《瀛涯勝覽》。具體而言，就是明鈔《說集》本、淡生堂本和《三寶征夷集》本。三個本子卷前均有寶船與人員一段文字，有“寶船六十三隻：大者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三本均沒有抄寫年代，但據版本考察，都是明後期的鈔本。
史家重真實。應該指出，明鈔本在傳抄過程中，存在後人補入內容的問題。通過此次明鈔本的校勘，筆者認為，第一，在馬歡初稿本中沒有關於下西洋寶船和人員，也即包括了寶船尺度的一段文字。這首先可由初稿本的明鈔《國朝典故》本（朱當?編，嘉靖二十一年，即1542年鈔本）、明刻《國朝典故》本（鄧士龍輯本，萬曆年間刻本）來說明；其次，也可由初稿本派生出來的明鈔《藝海匯函》本（梅純輯本，正德二年，即1507年鈔本）、張升本（最早為嘉靖元年刻本），以及參考過馬歡初稿本的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都沒有出現這些文字來證明。因此，可以說在《說集》本、淡生堂本和《三寶征夷集》本這些明後期出現的定稿本的鈔本中，才出現了寶船和人員的這段文字。第二，也不能確定馬歡的定稿本已有這段文字，因為根據定稿本刊刻的《紀錄彙編》本（沈節甫輯，萬曆四十五年，即1617年刻本），也沒有這些文字。為什麼要刪去這段文字？可以推測，這段文字在初稿本系統傳本中未見，在定稿本中也沒有，只是在定稿本的傳鈔本中才出現了，刊刻者完全有可能認為這段文字出自說部不可信而不取。因此，這裡存在後來補入的可能。
從內證的角度來看，馬歡定稿本成於景泰二年（1451年），而在《說集》本、淡生堂本的部分國名後卻見到天順五年（1461年）成書的《大明一統志》注文，是鈔本內容有後來補入的明證。還有一個重要例證：在寶船與人員文字中，各本均見“監丞”置於“少監”之前，然而史載明朝宦官十二監，每監各設太監一員，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員，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員，正五品。“監丞”是次於“少監”的正五品官，反倒列於從四品“少監”之前，作為通事的馬歡熟悉官場，必不至錯誤至此。合理的解釋是傳鈔本之誤。此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外證。一是成書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西洋朝貢典錄》未見收錄。作者黃省曾當時參考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針位編》等多種明代文獻成書，如原書有此段文字，必為之所收入；二是祝允明《前聞記》也未收錄。祝氏生於明天順五年（1461年），卒於嘉靖六年（1527年），《前聞記》專記異聞異事，有專條談及下西洋船隻人員，僅見船名“大八擼、二八擼”之類，無寶船規模尺度之記。由此可見當時並無此傳聞，否則祝氏不可能不記。以上二書均可為寶船尺度在明後期嘉靖以前是沒有的，是後來才出現的證明。
學者認為這段文字來自羅懋登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論點建立在萬曆末年以前的各種鈔本、刻本都已散佚（唐志拔：《關於鄭和寶船尺度出自〈瀛涯勝覽〉的論點質疑》，《船史研究》1997年11~12期），這一論點可以證明不能成立。但有另一種可能，即小說來自鈔本，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發掘史料和研究。至此，明鈔本的整理研究給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