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文學
正文
澳大利亞雖然是一塊古老的土地，但在歐洲人登入之前，當地的土著民族仍處於原始公社時期,無文字,僅有萌芽狀態的口頭文學。18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成為英國殖民地，陸續有大批英國流放犯定居，以後才逐漸產生了見於文字的文學作品。因此，澳大利亞文學實際上是英語文學。澳大利亞文學起始於殖民時期（1788～1890），以流放犯和鄉野勞動者的口頭歌謠為開端。帕特森蒐集編纂的《古叢林歌》(1905)就是這一時期的歌謠匯集，其中大多抒發被侮辱與被壓迫者的感受，有較多的民主精神。最早在澳大利亞出版的詩集是英國官員巴倫·菲爾德(1786～1846)的《澳大利亞詩歌的第一批果實》(1819)，但藝術性不高。隨後出現一批當地出生的詩人：威廉·查爾斯·溫特沃斯(1793～1872)、查爾斯·湯普森(1806～1883)和查爾斯·哈珀(1813～1868)等,其中哈珀較為突出,他受英國詩人彌爾頓、華茲華斯和雪萊的影響,擅長描繪景色和敘事。繼之而起的亞當·林賽·戈登(1833～1870)在當時頗負盛名,但意境不高，著有《叢林歌謠與躍馬曲》(1870)等。亨利·肯德爾(1839～1882)是這個時期造詣較高的詩人，以抒情詩見長。
小說的出現較遲於詩歌。最早類似小說的作品是流放犯亨利·薩弗里(1794～1842)寫於獄中的《昆塔斯·塞文頓》(1830)。但在1850年前後，遊記、回憶錄等成為文學的主要形式，它們向英國本土介紹澳大利亞的風土人情及殖民者的生活情況。後期，這種形式的作品更接近於小說。較有影響的作品是亨利·金斯利（1830～1876）的《傑弗里·哈姆林回憶錄》(1859)、馬克斯·安德魯·希斯洛普·克拉克(1846～1881)的《無期徒刑》(1874)和托馬斯·亞歷山大·布朗(1826～1915)的《武裝搶劫》(1888)等，這些作品描寫了放牧漫遊、流放囚犯、綠林好漢、淘金致富等典型的澳大利亞生活場景,其中最突出的是《無期徒刑》，作者根據歷史材料，在作品中揭露了澳大利亞早期的殖民流放制度。
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成就都不甚突出,基本上囿於英國作家和文學流派的影響,沒有形成澳大利亞文學自己的風格特色。多數作品在藝術上也不夠精湛，特別是小說，往往側重於敘述故事，忽視人物形象的刻劃和心理描寫。
19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開始醞釀成立聯邦，興起了民族主義運動。同時，由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襲擊了澳洲大陸，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生活愈加貧困，加之工作條件惡劣，因此，工人紛紛組織工會，舉行罷工，爭取民主，要求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蓬勃興起的民族民主運動給澳大利亞文學帶來了新面貌。1880年約·費·阿基布爾德所創辦的《公報》雜誌公開提出“澳大利亞屬於澳大利亞人”的口號，宣傳激進主義、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團結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了“公報派”，促進了澳大利亞民族文學的發展。阿·喬·史蒂芬斯（1865～1933）擔任編輯之後，開闢“紅頁”，大力扶植青年作家，提倡創作短篇小說和“叢林歌謠”，並組織出版長篇小說。在他的倡導下，許多作家踴躍創作，出現不少優秀作品，形成了繁榮的創作局面。民謠和短篇小說的創作尤為突出。
約瑟夫·弗爾菲（1843～1912)和亨利·勞森(1867～1922）是這個時期創作成就最大而且最有影響的兩個作家。弗爾菲是工人出身的小說家和詩人。他的長篇小說《如此人生》(1903)以日記的形式描述了叢林風光和勞動人民的悲慘境遇，有明顯的民主精神，語言生動幽默，生活氣息濃郁。勞森既寫詩也寫短篇小說，出版過詩集《在海闊天空的日子裡》(1896)和短篇小說集《當罐里的水沸騰的時候》(1896)等14部作品。他的詩充滿愛國主義激情，表達了人民反抗壓迫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強烈願望；他的小說反映下層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塑造普通勞動者的形象，歌頌他們的優秀品質。語言多用勞動人民的口語，樸實生動。這兩位作家的作品都從現實出發，具有澳大利亞特色。他們對澳大利亞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此外，短篇小說作家還有：幽默作家阿瑟·霍伊·戴維斯(1868～1935)，反映流放犯生活的威廉·阿斯特利(1854～1911)，反映海洋生活的喬治·路易斯·貝克（1855～1913），反映工人生活的愛德華·喬治·戴森(1865～1931)。邁爾斯·富蘭克林(1879～1954)的表現男女平等的自傳體小說《我的光輝歷程》於1901年發表，被譽為“第一部澳大利亞小說”。亨利·漢德爾·理查遜(1870～1946)是一位有才華的女作家，善於發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她的三部曲《馬奧尼的命運》在澳大利亞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歌謠創作的代表是安德魯·巴頓·帕特森（1864～1941），他蒐集整理並創作了大量的歌謠，有些在譜曲以後廣為流傳，《雪川來客》(1895)等詩至今為人傳誦。其他著名詩人有瑪麗·吉爾摩(1865～1962)和克里斯多福·布倫南(1870～1932)等。前者的詩具有明顯的民主性，而後者的詩作中較多地表現出了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
在詩歌和短篇小說創作的影響下，澳大利亞民族戲劇藝術也有所發展。1909年劇作家威廉·穆爾 (1868～1937) 發起，每年舉行一次“澳大利亞戲劇晚會”。隨後，路易斯·埃森(1879～1943)與萬斯·帕爾默（1885～1959）等人共同組織了“先驅演員”團體。同時，出現了一批反映人民生活與鬥爭的劇本，如埃森的《時機尚未成熟》(1912)、帕爾默的《黑馬》(1922)、凱薩琳·蘇珊娜·普里查德(1883～1969)的《先驅者》(1922)等。
20世紀20年代以後，澳大利亞小說又有了長足的進步。帕爾默繼承了勞森、弗爾菲的現實主義傳統，寫出了反映勞工運動的著名的三部曲：《戈爾康達》(1948)、《播種時期》(1957)和《大傢伙》（1959）。普里查德是澳共的創始人之一和重要左翼作家，她寫過多部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和鬥爭的小說和劇本。小說《庫納爾都》(1929)是最早的一部反映白種人和土著人關係，並對土著人寄予深切同情的小說。戰後的金礦三部曲《沸騰的九十年代》(1946)、《黃金的里程》(1948)和《有翼的種子》(1950)描繪了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上半葉澳大利亞歷史的一個側面。在戰後到60年代初將近20年的時間裡,左翼文學蓬勃發展,湧現出一批優秀作家和作品。如弗蘭克·哈代(1917～ )以長篇小說《不光榮的權力》(1950)抨擊了社會的黑暗;艾倫·馬歇爾 (1902～ )擅長刻劃兒童心理，以自傳體小說《我能跳過水坑》(1955)著稱；工人作家約翰·莫里遜(1904～ )則主要反映工人生活，著有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蔓延中的城市》(1949)等。
30年代至40年代在澳大利亞文壇上有一些關於文學流派和文藝觀點的論爭。30年代初期，與諾曼·林賽有關的“幻影派”詩人反對文學藝術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他們有意識地探求一種表現形式，以取代風行一時的“叢林歌謠”，在詩歌創作上過於追求形式美。代表詩人有肯尼斯·斯萊塞（1901～1917）、羅伯特·菲茨傑拉爾德(1902～)等。1938年雷克斯·英格默爾斯(1913～1955)發起了“津狄沃羅巴克運動”。“津狄沃羅巴克”是土語“合併”、“融合”的意思。英格默爾斯認為文藝家只有和澳洲本土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創作出具有美感的好作品；主張作家、詩人應該從土著民族的藝術、詩歌和傳說中汲取營養。儘管這一運動沒有產生出突出的詩人和作品，但自19世紀90年代之後，是他們首先從新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學的口號，也是他們首先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土著民族的文化的。這些觀點吸引了一批青年詩人，對他們的詩歌創作影響很大。40年代初期，馬克斯·哈里斯(1921～)創辦詩刊《憤怒的企鵝》，提倡先鋒派詩歌，即在詩歌創作上襲用英美的超現實主義表現方法。
同時，意識流小說開始傳入澳大利亞。繼切斯特·弗蘭西斯·科布（1899～1943）之後，派屈克·懷特(1912～ )在小說創作上著意運用意識流手法，並取得了突出成就。《人類之樹》(1955)、《暴風眼》(1973)等都是他的成功之作。他的小說注重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在語言運用上也有獨到之處。因此,懷特於197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個得到這種榮譽的作家。其他著名的作家還有克里斯蒂娜·斯特德(1902～ )，著有《悉尼的七個窮漢》（1934）等。哈爾·波特(1911～ )具有獨特的風格，用詞刻意求新，除短篇小說外，詩歌創作也很突出。倫道夫·斯托(1935～)的小說在寫法上接近懷特，但多以西部生活為題材。托馬斯·基尼利(1935～)是一位多產作家，共有14部小說和3個劇本。克里斯多福·考什(1932～ )的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風格清新，被認為是近年來一位優秀作家。
當代詩人中最著名的是阿歷克·德溫特·霍普(1907～)，此外還有朱迪思·賴特(1915～ )、戴維·坎貝爾（1915～1979）、詹姆斯·麥考萊(1917～1976)、道格拉斯·斯圖爾特(1913～)等。
戲劇自50年代以後有了較快的發展，主要劇作家有亞歷山大·布佐 (1944～ )、戴維·威廉遜(1942～ )、傑克·希伯德(1940～ )、巴利·歐克萊(1931～ )、約翰·羅默里爾(1945～)等。近10年來，劇院上演的澳大利亞戲劇不斷增加，這些劇本大多著力反映澳大利亞現實生活，有強烈的時代感，語言生動，富有民族特色。
參考書目
Geoffrey Dutton, ed., The Literature of Australia,1976.
Leonie Kram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