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陽陵遺址公園

漢陽陵遺址公園

漢陽陵遺址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締造者漢景帝劉啟及其皇后王氏的合葬陵園,規模宏大、布局規整、內涵豐富,保存較為完好,承載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它由帝、後陵園,南、北區從葬坑,陵廟等禮制建築遺址,陪葬墓園,刑徒墓地及陽陵邑遺址等部分組成,遺蹟分布面積約20平方公里,規模宏大、布局完善、功能齊備,充分體現了西漢時期帝王陵墓完整格局和雄渾氣勢。同時出土的以著衣式彩繪陶俑為代表的大量精美文物也代表了西漢時期的最高陪葬級別。1990年,漢陽陵的考古發現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2001年,漢陽陵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財政部、國家文物局頒布《“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漢陽陵被列為一百處重點保護的大遺址之一。

基本信息

概述

為進一步促進考古遺址的保護、展示與利用,有效發揮文化遺產保護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漢陽陵博物館積極申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通過初審、現場考察評分和專家會議評議,依據專家投票結果,國家文物局2010年10月9日批准漢陽陵等12個項目為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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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公園是國際上通用並已日趨成熟的考古遺址保護和利用模式,它一方面通過多種展示手段的綜合運用,將遺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紹給普通參觀者,另一方面通過對遺址整體景觀的精心塑造,使遺址成為令人流連忘返的遊覽勝地。國家對首批考古遺址公園的評審要求十分嚴格,漢陽陵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漢陽陵大遺址保護工作成效顯著。

漢陽陵遺址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締造者漢景帝劉啟及其皇后王氏的合葬陵園,規模宏大、布局規整、內涵豐富,保存較為完好,承載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它由帝、後陵園,南、北區從葬坑,陵廟等禮制建築遺址,陪葬墓園,刑徒墓地及陽陵邑遺址等部分組成,遺蹟分布面積約20平方公里,規模宏大、布局完善、功能齊備,充分體現了西漢時期帝王陵墓完整格局和雄渾氣勢。同時出土的以著衣式彩繪陶俑為代表的大量精美文物也代表了西漢時期的最高陪葬級別。1990年,漢陽陵的考古發現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2001年,漢陽陵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財政部、國家文物局頒布《“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漢陽陵被列為一百處重點保護的大遺址之一。 

位置

漢陽陵陵園地跨今鹹陽市渭城區、涇陽縣高陵縣三縣區,西端與漢高祖長陵接壤,東端的陽陵邑靠近“涇渭交匯處”。漢陽陵自公元前153年開始建設,至公元前126年王皇后入葬陽陵,前後建設時間長達28年。

它由帝、後陵園,南、北區從葬坑,陵廟等禮制建築遺址,陪葬墓園,刑徒墓地及陽陵邑遺址等部分組成,遺蹟分布面積約20平方公里,規模宏大、布局完善、功能齊備,充分體現了西漢時期帝王陵墓完整格局和雄渾氣勢。同時出土的以著衣式彩繪陶俑為代表的大量精美文物也代表了西漢時期的最高陪葬級別。

開發保護

漢陽陵自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被省政府確定為陝西漢代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核心區域,並投資1.16億元,徵用文物保護用地2894畝,成為當今國內占地面積最大的遺址博物館。1999年建成開放了考古陳列館,集中展示了漢陽陵的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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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建成的帝陵外藏坑保護展示廳,緊貼帝陵封土,在大跨度空間內展示了81座外藏坑中的10座,保護與展示採用了文物保護的新理念,將文物和遊客分隔在兩個不同溫濕度環境中,並利用國際上最先進的影視成像技術再現了昔日真實歷史事件。充分注意了遺址本體保護與周邊環境協調、現代科技與古代文明以及文物與旅遊利用的有機結合,使這一項目成為文物科學保護與合理利用的示範工程。開館以來受到諸多國內外專家學者的一致好評,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佩策特先生在參觀考察後稱讚本項目“是一項傑出的工程,是其他遺址的典範”。

漢陽陵帝陵外藏坑保護展示廳的建成開放是對國際古蹟保護準則和理念的積極探索和成功實踐,對促進我省乃至我國古蹟遺址保護和推動旅遊產業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經濟價值

漢陽陵顯著的考古成果,使西漢帝陵埋葬、陪葬的總體布局得以基本明晰,目前這裡已經成為諸多高等院校歷史和考古專業的教學實習基地,也是中國小校開展歷史唯物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重要的第二課堂。漢陽陵按照遺址環境保護的要求,在遺址區內進行了大範圍的綠化保護,並積極促進周邊地區生態環境的改善,有效減少環境污染。隨著博物館的建成開放新增添了數百個就業崗位,擴大了就業機會,促進社會和諧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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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陽陵自建館以來,在各級領導的關心、支持下,不斷加強博物館基礎設施建設,積極開展保護展示、社會教育、科學研究等工作,使漢陽陵日漸發展成為具有鮮明特色的知名博物館。先後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國家旅遊名片、年度十大陳列精品、全國文物保護先進單位、陝西省綠化模範單位、陝西省平安景區,未成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先進單位等。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向世界展示悠久的中華傳統文化,促進大遺址所在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漢陽陵遺址保護工作實施以來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的同時也產生了經濟效益。年遊客數量逐年增加,直接經濟收入持續上升,增強了陝西省旅遊競爭實力也帶動了地方關聯產業,對地方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漢陽陵入選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充分彰顯了漢陽陵的文化遺產資源優勢,顯示了國家文物局對漢陽陵近年來大遺址保護建設工作成效的充分肯定。漢陽陵博物館將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加強考古遺址保護,深化考古遺址展示,推動漢陽陵考古遺址公園向更高層次發展並為陝西建設文化強省發揮更大的作用。

後記

漢景帝劉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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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劉恆長子,母親竇漪(竇太后),漢惠帝七年(前188年)生於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遙縣西南)。西漢第六位皇帝,在位16年。崩於景帝後三年(前141年),終年48歲,諡號“孝景皇帝”。安葬於陽陵。按周代的《諡法解》,“清靜恭儉的漢景帝劉啟景”是美謚:“由義而濟(獲得成功)曰景”。

歷史功績

漢景帝在西漢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繼承和發展了其父漢文帝的事業,與父親一起開創了“文景之治”;又為兒子劉徹的“漢武盛世”奠定了基礎,完成了從文帝到武帝的過渡。
成功平叛,穩固皇權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爆發了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個諸侯王國的叛亂,史稱吳楚之亂,或“七國之亂”。

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既有遠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劉邦立兄劉仲之子劉濞為吳王。吳王劉濞開銅礦,鑄“半兩”錢,煮海鹽,設官市,免賦稅,於是吳國經濟迅速發展,劉濞的政治野心也開始滋生。文帝時,吳世子入朝,與皇太子劉啟(即景帝)博弈,因爭棋路發生爭執,皇太子抓起棋盤將吳世子砸死。太子因為一盤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長子,而且一點沒有道歉的意思,這使劉濞大為惱火。當漢文帝派人將屍體運回吳國,吳王劉濞憤怒地說:“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又將靈柩運回長安埋葬。從此,劉濞稱疾不朝。漢文帝乾脆賜他几杖(茶几、手杖,對老年人尊敬和優待的象徵),準許他不用朝請。但吳王劉濞不但沒有和好的意思,反而更加驕橫。

漢景帝即位後,吳王劉濞日益驕橫,反跡也越發明顯。御史大夫晁錯建議削奪諸侯王的封地,收歸漢廷直接統治。他給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晁錯的父親得知此訊息,立即大罵晁錯不孝,並與其斷絕父子關係。在後文中可以看出老人家的遠見。景帝採納了晁錯的“削藩”建議,於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賣官等各種無理罪名先後削去楚王戊的東海郡,趙王遂的常山郡和膠西王的6個縣。

景帝前三年正月,漢朝廷削地的詔書送至吳國。吳王濞立即誅殺了由朝廷派來的二千石(郡級)以下的官員。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遍告各諸侯國。訊息傳來,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菑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吳、楚為首的“七國之亂”,終於爆發了。

劉濞發難後,即率20萬大軍西渡淮水,並與楚軍會合後,組成吳楚聯軍。隨即揮戈西向,殺漢軍數萬人,頗見軍威。梁王劉武派兵迎擊,結果梁軍大敗。 叛亂的訊息傳到長安後,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亞夫(絳侯周勃的次子)為太尉,率36位將軍迎擊吳楚叛軍,派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率兵解齊之圍,並命竇嬰(竇太后堂兄之子)為大將軍,駐滎陽督戰。

景帝派周亞夫等迎擊叛軍的同時,內心卻搖擺不定,這給了袁盎以可乘之機。袁盎原為吳相,與劉濞關係甚密。袁盎對景帝說:“方今之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刃血可俱罷。”景帝為換取七國罷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話,表示“不愛一人以謝天下”,於是腰斬晁錯於東市,並殘酷地誅其九族。雖然晁錯一片忠心,但削藩的方法畢竟不能使諸侯服氣。這樣削藩只能使問題進一步激化,並且給了七國一個發兵的理由。景帝誅晁錯,去掉了七國起兵的藉口,然而七國仍不罷兵,這就進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後悔莫及,於是決定以武力平息叛亂。周亞夫率漢軍很快平定了七國之亂,吳王濞逃到盟友東甌國,被東甌王所殺。

七國之亂是西漢中央與諸侯王國間的一次關鍵性的戰爭,僅僅三個月就勝負分明。漢廷為何速勝?叛軍為何速敗?其答案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

臣心、軍心、民心的向背。漢朝建立以來,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百姓生活日漸好轉,所以臣民擁戴漢室。如平民趙涉向周亞夫建議:漢軍經藍田出武關,即可迅速控制洛陽軍械庫,又可避開吳楚伏兵,取得出奇制勝的效果。相反,吳楚等七國為了各自的私利,驅使百姓,挑起戰火,犯上作亂,破壞安定,再加上勾結匈奴,更為廣大人民所厭惡,所以遭到國內從上到下的反對。

策略、戰略得當。七國叛亂事起,太尉周亞夫就向景帝獻計說:“楚兵勇悍,正面交鋒恐難取勝,希望棄梁國之地,然後斷絕吳楚糧道,就可以平定他們了。”此計是以暫時放棄某些空間來換取時間,達到牽制叛軍、挫其銳氣的目的。後來戰爭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周亞夫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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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運用得當。景帝深諳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亞夫為漢軍主帥,可謂選帥得人。而吳王濞雖能廣泛招納天下亡命之徒,但卻不能真正任用他們。

七國失敗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景帝抓住這一有利時機,著手解決王國問題,以加強中央集權。調整諸侯王國的設定。參加叛亂的七國,除保存楚國另立楚王外,其餘六國皆被廢掉。繼續大力推行削藩。此後,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其實際地位已經降為郡級,國與郡基本上趨於一致。諸侯王國領郡由高祖時的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直轄郡由高祖時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漢郡總數大大超過諸侯王國郡數。這一變化,對於國家統一,加強中央集權,意義十分重大。抑貶諸侯王的地位。“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剝奪和削弱諸侯國的權力,收回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取消“諸侯皆賦”,僅保留其“食租稅”之權,並且收奪鹽鐵銅等利源及有關租稅。此後,諸侯王已經不再具有同中央對抗的物質條件。

經過景帝的改革,漢初推行的諸侯王國制,至此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諸侯王在名義上是封君,實際上“唯得衣食租稅”而已;但是諸侯王勢力並未徹底解決,以致後來漢武帝不得不繼續採取相應的措施。
和多戰少,蓄勢待發
景帝時期是匈奴“最強大”的時期,強大的匈奴騎兵南下進擊漢地,燒殺搶掠,嚴重威脅著西漢王朝的統治。而此時漢朝社會經濟有了恢復和發展,但要戰勝匈奴,條件仍不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景帝怎樣處理漢匈關係呢?總的來說,是有戰有和,但和多戰少,以和為主。

景帝堅持和親,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軍事衝突,為經濟發展贏得了時間,為以後漢武帝反擊匈奴做了準備。當然,景帝並不是一味妥協,也進行了必要的抵禦。在不多的反擊匈奴的戰鬥中,湧現了李廣、程不識和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將領,其中尤以“飛將軍”李廣最為突出。

李廣,隴西成紀(今甘肅莊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國名將。所以李廣堪稱將門之後。李廣有一套不正規的治軍方法,非常適合於塞外的地理條件和敵情條件,他的部隊簡單、機動、長於應變。所以司馬遷稱讚他說:“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向之。”匈奴人一聽李廣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們稱李廣為“飛將軍”。

景帝除了支持李廣、程不識等邊將對匈奴抵抗,及維持和和戰戰之外,還採取了一些措施,為以後武帝時期匈奴問題的徹底解決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其中主要有兩項。
造苑馬以廣用
中原內地自古以來就缺馬,這樣既不利於騎兵的壯大,又無法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運輸等事業的發展。景帝即位之後,繼續進行馬政建設。他下令擴大設在西邊(如北地郡)、北邊(如上郡)的馬苑,而且鼓勵各郡國及民間飼養馬匹。由於景帝時期養馬業的大發展,軍馬生產頗具規模,屬於官府的馬匹發展到了40萬匹,民間的尚且未計。

實行“賣爵令”及“黷罪之法”。這兩項措施都是在文帝時由太子家令晁錯提出,並被文帝批准實行的。景帝即位後,繼續執行了這些被證實是有效的措施,並使它更為完善。大批徙民充實於邊地,成為一支兵農混一的墾戍隊伍,不但減輕了內地百姓的徭役,而且爭取到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清靜恭儉
西漢棉袍對景帝在政治上的傳統評價是“清靜恭儉”:“清”,是為政少事;“靜”,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儉”,是節省汰用。景帝繼續執行黃老無為政治,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農抑商,發展經濟:景帝即位後,繼續執行重農抑商這一既定國策。景帝說:“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始終。”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國官員以勸勉農桑為首要政務。景帝允許居住在土壤貧瘠地方的農民遷徙到土地肥沃、水源豐富的地方從事墾殖,並“租長陵田”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同時,還多次頒詔,以法律手段,打擊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從而保證了正常的農業生產。景帝曾兩次下令禁止用穀物釀酒,還禁止內郡以粟餵馬。

文景時期的社會漸趨穩定,物價日益低廉,據學者統計,在整個西漢時期,文景統治的近40年內,直接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米價下跌的幅度最大,這就為其他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輕徭薄賦,約法省禁:景帝時期,對農民的剝削(賦役)、壓迫(法律),較以前有所減輕。所謂約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漢帛書簡約,刑網要寬疏。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頒布了詔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時十五稅一之半,即三十稅一。從此,這一新的田租稅率成為西漢定製。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年),景帝又下令推遲男子開始服徭役的年齡三年,縮短服役的時間。這一規定一直沿用至西漢昭帝時代。

景帝在法律上實行輕刑慎罰的政策:其一,繼續減輕刑罰,如前所述,對文帝廢肉刑改革中一些不當之處的修正。其二,強調用法謹慎,增強司法過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對特殊罪犯給予某些照顧。

發展教育,打擊豪強:景帝時期,由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及發展已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統治階級上自景帝,下至郡縣官都逐漸重視文教事業的發展。當時在教育領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辦學。文翁,廬江郡舒(今安徽廬江縣西南)人,年輕時就好學,通曉《春秋》,以郡縣吏被察舉(即郡國守相經過考察後向朝廷推薦),景帝末年任命他為蜀郡太守。文翁首創了郡國官學,對文化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後人的肯定,武帝很讚賞文翁的辦學模式,在全國予以推廣。

景帝一面弘揚文教禮儀,一面又打擊豪強。為了保證上令下達,景帝果斷地採取了多項措施,重要的有兩項:一是在修建陽陵時,效法漢高祖遷徙豪強以實關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強遷至陽陵邑,使他們宗族親黨相互分離,削弱他們的勢力,以達到強幹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寧成、周陽等,嚴厲鎮壓那些橫行郡國、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殺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強、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慄,個個惴恐,其不法行為大大收斂,這便局部地調整了階級關係,有利於社會的發展。

由於推行了上述措施,就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人口翻番,國內殷富,府庫充實。據說,景帝統治後期,國庫里的錢堆積如山,串錢的繩子都爛斷了;糧倉滿了,糧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帶來了貧富懸殊的分化。這種狀況,既為後來漢武帝實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也給西漢中期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
明爭暗鬥
太子的廢立將導致統治集團權利的重新分配,各種矛盾可能在此時突然爆發,所以是君主政體最薄弱、最危險的環節。景帝從登基那天起就無時無刻不在考慮身後的儲位問題,他一共生了16個兒子,卻沒有一個嫡出。原來,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孫女,在他做太子時由祖母指定包辦的。薄皇后始終未生一男半女,於是便引起了對儲位激烈的明爭暗鬥。

明爭儲位的是他的胞弟、母親竇太后最疼愛的兒子梁王劉武。皇后薄氏無子,加上劉武有賢王之名、廣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國之亂中立下的赫赫戰功。竇太后意欲在景帝駕崩之後,由梁王入繼大統。

漢景帝自己也有過失。前元三年(前154年)初,即七國之亂爆發前夕,梁王入朝,當時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後說:“朕千秋之後當傳位於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竊喜。參事竇嬰說:“漢法之約,傳子嫡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祖約乎?”景帝酒醒後驚悟失言,此議擱置起來。七國之亂平定後,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竇太后再度暗示景帝傳位於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勸誡太后,袁盎對竇太后說:“從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發了五世之亂。小不忍,害大義,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認為傳子才是正確的。”竇太后自知理虧,從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歸國。 

暗鬥的主角是漢武帝的母親王夫人。王夫人全名王娡,槐里(今陝西興平縣境)人,父王仲,生母為臧兒。兄弟王信、田蚡、田勝、妹王兒姁,曾嫁金王孫生女金俗。由其母將她與其妹王兒姁送進劉啟的太子宮。王夫人入宮後給劉啟生下4個孩子,一龍三鳳,前3個均是女孩,分別被封為平陽公主、南宮公主和隆慮公主,而龍胎,就是後來威名遠播的漢武帝劉徹,生於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元年(前156年)七月初七。劉徹初名彘,天生聰穎過人,慧悟洞徹,進退自如。據《漢孝武故事》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試問兒:‘樂為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小劉彘信口而應的回答,使劉啟不得不對這個兒子另眼看待。劉彘有驚人的記憶力,求知慾特彆強,尤愛讀書中古代聖賢帝王偉人事跡,過目不忘。景帝深感詫異。劉彘“訟伏羲以來群聖,所錄陰陽診候龍圖龜冊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遂改劉彘名“徹”。“徹”字表示充滿智慧,達到聖德的要求。於是劉啟就萌生了易太子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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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四年(前153年),立寵妃栗姬子劉榮為太子,史稱“栗太子”;封劉彘為膠東王。不久劉彘取栗太子而代之的契機出現了,原因是館陶長公主劉嫖插進來了。劉嫖是漢景帝的姐姐,竇太后的愛女長公主想把其女陳阿嬌嫁給太子劉榮,沒想到竟遭到了栗妃的一口拒絕,劉嫖因此與她結下怨恨,心存報復之念。與栗姬不同,王夫人機敏圓滑,當館陶長公主劉嫖想將比劉彘大四歲的女兒許配給他時,王夫人見長公主地位崇高,在竇太后跟前說一不二,當下滿心歡喜地答應下來。於是6歲的劉彘與10歲的陳阿嬌訂了婚,時在景帝前元六年(前151年)。同年九月,皇后薄氏因無嗣被廢,從此,館陶長公主屢屢向景帝稱讚劉徹如何聰明,如何達理,使景帝更加喜愛這個孩子。同時,長公主經常向景帝進讒,誣陷栗姬。景帝便在前元七年(前150年)十一月,案誅大行,廢栗太子劉榮為臨江王。半年後,王夫人被立為皇后,7歲的劉徹被立為太子。 

後來,中元二年(前148年),臨江王劉榮不慎犯法,被從江陵(今屬湖北)征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嚴加看管、審訊。劉榮極其憤懣、悲傷,寫完向父親的謝罪辭後,自殺身亡。劉徹被立為太子,梁孝王劉武不肯就此罷手。他廣延四方豪傑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儲存金銀“且百巨萬”,又派人刺殺袁盎等十餘名大臣。陰謀敗露後,梁王大為恐慌,買通韓安國走長公主的後門,疏通竇太后,稍得寬釋,但景帝對他已疏遠多了。梁王劉武連沮喪帶驚恐,不久就身染惡疾而亡。景帝將梁地一分為五,在不知不覺中就削弱了劉武諸子的勢力。

景帝另立太子後,對權傾朝野的條侯周亞夫最不放心,又尋機處置了他。景帝後元元年(前143年),竟然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周亞夫削職下獄。一代名將,5天不吃東西,最終嘔血冤死。逼死周亞夫與冤殺晁錯一樣,都說明景帝“寡恩忍殺”,慣於過河拆橋。
景帝駕崩
漢景帝後元三年(前141年)正月,景帝劉啟患病,病勢越來越重,他自知不行了,臨終前對太子劉徹說:“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但要知人、知己,還要知機、知止。景帝似乎已經感覺到兒子有許多異於自己的品質,把天下交給他是放心的,路還是讓他自己走吧,多囑咐也無益。不久,景帝病死於長安未央宮,享年48歲。葬於陽陵(在今陝西省鹹陽市渭城區正陽鄉張家灣村北),諡號“孝景”皇帝,“景”為布行剛義]的意思。太子劉徹即皇帝位,這就是漢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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