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說文解字六書一詞出於《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然而，《周禮》只記述了“六書”這個名詞，卻沒加以解釋。
中國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記曰：“周禮八歲入國小，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註：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許慎的解說，是歷史上首次對六書定義的正式記載。後世對六書的解說，仍以許慎為核心。
六種解說
象形
屬於“獨體造字法”。用文字的線條或筆畫，把要表達物體的外形特徵，具體地勾畫出來。例如“月”字像一彎明月的形狀，“龜”字像一隻龜的側面形狀，“馬”字就是一匹有馬鬣、有四腿的馬，“魚”是一尾有魚頭、魚身、魚尾的游魚，“艹”（草的本字）是兩束草，“門”字就是左右兩扇門的形狀。而“日”字就像一個圓形，中間有一點，很像我們在直視太陽時，所看到的形態。 象形字來自於圖畫文字，但是圖畫性質減弱，象徵性質增強，它是一種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來的。
指事
漢字構成的&屬於“獨體造字法”。與象形的主要分別，是指事字含有繪畫等較抽象中的東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鋒利處加上一點，以作標示；“凶”字則是在陷阱處加上交叉符號；“上”、“下”二字則是在主體“一”的上方或下方畫上標示符號；“三”則由三橫來表示。這些字的勾畫，都有較抽象的部分。
形聲
屬於“合體造字法”。形聲字由兩部分組成：形旁(又稱“義符”)和聲旁(又稱“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類屬，聲旁則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發音。例如“櫻”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種樹木，聲旁是“嬰”，表示它的發音與“嬰”字一樣；“籃”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製物品，聲旁是“監”，表示它的發音與“監”字相近；“齒”字的下方是形旁，畫出了牙齒的形狀，上方的“止”是聲旁，表示這個字的相近讀音。
會意
屬於“合體造字法”。會意字由兩個或多個獨體字組成，以所組成的字形或字義，合併起來，表達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釀酒的瓦瓶“酉”和液體“水”合起來，表達字義；“解”字的剖拆字義，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開來字達；“鳴”指鳥的叫聲，於是用“口”和“鳥”組成而成。
轉注
屬於“用字法”。不同地區因為發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閡，以至對同樣的事物會有不同的稱呼。當這兩個字是用來表達相同的東西，詞義一樣時，它們會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義都是長者；“顛”、“頂”二字，本義都是頭頂；“竅”、“空”二字，本義都是孔。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讀音上也是有音轉的關係。
假借
假借就是同音替代。口語裡有的詞，沒有相應的文字對應。於是就找一個和它發音相同的同音字來表示他的含義。例如“自”本來是“鼻”的象形字，後來用作“自己”的“自”。
運用
六書實際上，古人並不是先有六書才造漢字。因為漢字在商朝時，已經發展得相當有系統，那時還未有關於六書的記載。六書是後來的人把漢字分析而歸納出來的系統。然而，當有了“六書”這系統以後，人們再造新字時，都以這系統為依據。好像“軚”、“鑀”是形聲字，“凹”、“凸”、“凼”是指事字，“畑”、“奀”是會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數。這是因為畫出事物是一種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當文字發展下去，要仔細分工的東西愈來愈多，好像“鯉”、“鯪”、“鯇”、“鰍”等事物，都是魚類，難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細把它們的特徵和區別畫出來。於是，形聲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魚”就可以交代它們的類屬，再用相近發音的聲旁來區分這些字。也由於形聲字在創造新文字方面十分有效率，甲骨文時代約僅有一半不到的字是形聲，但到了近代，有80%的漢字是形聲字。漢字是一種最古老而又最具個性的文字元號。對於它的性質，至今說法不一。明確漢字之性質和揭示“六書”之真諦，可以說是兩個相輔相成的問題。
科學語言學的奠基人索緒爾指出，世界上“只有兩種文字型系：1、表意體系，……這個符號和整個詞發生關係，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係。這種體系的典範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的聲音模寫出來。”（《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的這個論斷，不僅著眼於文字記錄語言的本質特性和文字構形的基本依據，而且也著眼於漢字的整體系統和構形特點。
在記錄語詞的職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並無根本區別，其區別只在於連線詞的紐帶是詞義還是語音。漢字在表義與表音的相互促進中，一直頑強地堅持固有的表意特點，不斷採用新的方式增強其表意功能。這表現在三個方面：1、當漢字所記錄的詞所指的事物發生了變化，漢字總是及時地調整其字元。如“寺”原從“又”（表主持），後改從“寸”（表法度）；“炮”原從“石”，後改從“火”等。2、漢字中的假借字向形聲字轉化，成為漢字演變的一種規律。如“辟”轉為“避”、“僻”、“嬖”，“因”轉為“茵”，“舍”借為捨棄加“手”旁，“須”借為等待加“立”旁，等等。3、 從早期形聲字的來源看，它們不但不是表音性的產物，而且明顯是漢字頑強地維持其表意體系的結果。如“考”為加“老”而成，“祝”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聲字里的聲符，有一部分還具有區別詞的作用。如“逃”與“迢”，“鵠”與“鶻”，“沒”、“漠”與“沫”，等等。由此可見，漢字，包括形聲字，是以意 符為綱的。
說文解字
首先必須明確，《說文解字》是處在語文學時代，其起始目的是為了“正字”，即為了正確地認字和寫字。《說文敘》就是闡明認字和寫字兩大問題。不過，由於許慎博學多能，對漢字形體又深思熟慮，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觀上突破了原來的目的，以至於引起後來學者濃厚的興趣，並據此而作進一步的探討與鑽研，把它 看成一部文字學的專著。傳統文字學稱作“國小”，開始也表明其起點是很低的識字教學，只是由於兩漢經學今古文鬥爭中古文經學家的推崇，“國小”才上升為考證和釋讀儒家經典的津梁，即講解古代文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對於“六書”，班固引劉歆稱為“造字之本”。所謂“造字”，當有兩層含義：一是就漢字的整體系統而言，即把語詞轉化為文字；二是就漢字的單個形體而言，即單個字形如何體現所記載的語詞。許慎所說“作書”當指後者，且雲“厥意可得而說”。因此，“六書”在當時是對“著於竹帛”之“書”的說解條例，即許 慎心目中“說字解經”的“字例之條”。解讀古代文獻的實用目的，也造就了“國小”固有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方法，其分析對象是秦代規範過的小篆，而漢代學者所說的“六書”就成了傳統文字學分析漢字構形的法則。
對《說文解字》及其“六書”的原本性質，後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複雜局面。
班固所謂“造字”，許慎所謂“作書”，其實質即為語詞構造一個書面形體，也就是“漢字構形”。可以想見，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摸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當時人的思維方式。上古時期，人類認知思維的特點必定是重形體、重感知。在漢字初創時期，先民的構形思維必然只著眼於語詞所指稱的意義內容 上，即用字形直接顯示詞義，以達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為“造字”的這種構形方式明顯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構形思維的著眼點必然轉向詞的語音上。漢語是單音成義的詞根語（孤立語），音節的有限必然帶來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義上的困擾。為擺脫這種困擾，先民的構形思維便自然發生逆轉，從著眼於詞的 語音又回復到著眼於詞的意義。這一曲折的構形思維歷程，給先民帶來新的啟迪，到最後，在漢字構形上，便同時兼顧詞的意義和語音兩個方面。根據這種構形思維歷程的合理推測，“六書”作為構形方式，其出現的先後順序大體是：象形—象意（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
應當指出，許慎在《說文》里對漢字字形的編排，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系統論思想，但是，他對“六書”（作為構形方式）產生的順序從未經過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會著眼於漢字演化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系統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來重新思考並加以解釋，方能揭示傳統“六書”之真諦。
再剖析
許慎於《後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漸多也。”這是許氏對九千多小篆形體的基本分類，即區分為“文”和“字”兩大類：“象形、指事、會意”是對“依類象形”（後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說；“假借、轉注、形聲”是對 “孳乳漸多”的“字”的解說。因為前三者是“本於物象”，而後三者是以“文”為根而孳生的。這就是說，許慎所謂“六書”並不是對漢字形體結構的完備的分類。他處在語文學時代，即使是對漢字構形的解說，也不可能沒有局限。這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作為說解的“六書”，分類比較粗疏；二是對“六書”本身 的界說過於簡略，又受了當時駢體文風的消極影響；三是每書所舉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體分析。正是這些，給後來的論爭留下了極大的空間。因此，有必要對“六書”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現其本原意義。
象形
六書是漢字的創造辦法許氏雲“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於物形。過去，曾有學者把象形分為獨體與合體兩類。其實按構形方式來說，獨體象形就是繪形象物，即用簡潔的筆畫描繪語詞所指稱的物體，構成一個獨立的圖象。例如“子、自、止、貝、它、晶、網、行”等。合體象形就是烘托顯物，即藉助一個相關物象的 陪襯，來顯示所要表達的物體。例如“頁、眉、果、聿、牢、須、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頁、皿、川”都是用來襯托其餘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這兩類象形字，是絕大多數漢字構形的基礎。
指事
在許氏的解說中，“見意”二字是其關鍵。參照《說文》正文裡所舉的例字，其構形方式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見意，例如“一、三、上、下、□、○” 等；另一類是加標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於上古原始記事方式中的契刻記號和記繩之法，後者所加記號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這是 “六書”中爭議最少的，無須多說。
會意
許氏所云“比類合誼”較為確切。“會”有“會比”、“領會”二義。所謂“比類”，自然是會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這部件可以是圖象（不能獨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會意”也包括兩類：一是會比圖形，二是會合字形。前者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按照事理關係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 語詞的意義，其內容大多是某種事物過程的表象。例如“丞（後作‘拯’）、正（後作‘征’）、韋（圍）、各（@①）、立、既（會食已）、即（會就食）、莫（暮）”等。後者是組合兩個或兩個以上能獨立的字在一起，憑藉構件字的意義關聯，使人領會出新的意義。例如“從、牧、取、占（以口卜卦）、鳴、轟、炎、淼 ”等。
假借
漢字的六書許氏雲“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就當今嚴密的思維而言，許氏所定界說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許氏所舉例字卻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後來的各種爭議。其實是誤解了許慎。許氏原意是界說和例字彼此統一而相互發明。也就是說，其“假借”包括兩類：一類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毫無關 聯，只有音同或音近的關係；一類是轉義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有聯繫，即通常所謂的引申關係。前者如“難”，本義為一鳥名，借為難易之“難”；“莫 ”，本義為朝暮之“暮”，借為表虛詞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後者如“令”，本義為命令，借為（今言“引申”）縣令之“令”；“褊”，本義 為“衣小”，借為（引申為）狹小之稱；其它如“因”（茵席—因憑）、“字”（育子—文字）等。許氏以“令、長”為例說假借，顯然是把詞義引申而未分化之“ 共字”亦視為“假借”。這在語文學時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轉注
許氏雲“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世對“轉注”的解說，總共不下幾十種之多。其中“主義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聲主“形聲即轉注” 說，戴震倡“轉注即互訓”說，朱駿聲為“轉注即引申”說。要想探明許慎之原意，只有採取“以許證許”的原則。《說文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方 以類聚，物以群分，……據形系聯，引而申之……畢終於亥。”又解說“會意”云：“比類合意，以見指揮。”據此，所謂“建類”之“類”，應當是“方以類聚 ”、“比類合誼”之“類”，也就是“事類”，即語詞意義的事類範疇。“一首”之“首”，即《敘》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標誌事類範疇的部首字。 因此，“建類一首”就是建立事類範疇，統一部首意符。所謂“同意”，指與部首意符所代表的類屬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說來，“轉注”之“轉”謂義轉，即由詞義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義轉變；“注”謂註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來字形的義類。孫詒讓於其《名原轉注揭櫫》云：“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 依其聲義，於其文旁詁注以明之。”此深得許氏之旨。故簡言之，轉注者即字義轉變而注入相關意符也。
轉注當包括兩類：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糾、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蟲、女、火、日”即為後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悅（說）、訃（赴）、間、措（錯）、賑（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貝”即取代了原來的“言、走、月、金、手”，以適應字義的改變。有一點容易引起學者誤會，需 要作點說明：“六書”中每書所舉例字，除“轉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並非平列關係，“老”是類首字（建類一首），而“考”是轉注字（同意相受）。許慎謂“考從老省”，即是佐證。
形聲
許氏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學者一般都把“以事為名”當作“形”，把“取譬相成”當做“聲”。這不一定符合許氏的原意。《說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敘》中“名”字僅此一見。當言及文字時，或曰字，或曰文，或曰書，皆不用“名”。據此，所謂“以事為名”之“名”當指名號、 名稱，即字音。這與“依聲託事”之說也相一致。後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為“譬”者喻也，使人曉喻也。這與“比類合誼”也相一致。上個世紀20年代的文字學家顧實，就曾提出過類似的看法（參見其《中國文字學》）。
從歷時觀點來看，形聲當包括兩類：一是追加聲符，例如“齒、星、鳳、飼、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為後加的聲符；二是音義合成，即同時使用形符和聲符而構成的形聲字，也就是孫詒讓所謂“形聲駢合”，例如“江、河、陵、陸、芹、菜”等。
四體二用
清代乾嘉以來，戴震、段玉裁所倡導的“四體二用”說，對學界影響極大，一般都認為前“四書”是所謂“造字法”，而“轉注”與“假借”只是所謂“用字法”，其性質根本不同。基於上述重新剖析，我們認為，“六書”無論是在說解條例還是在漢字構形的意義上，其性質都完全一樣。
說文解字先 說“轉注”。如前所說，無論是追加意符還是改造意符，轉注都是漢字構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話來說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這樣去理解“轉注”，那么我們常說的“古今字（區別字）”、“類化字”、“音譯意化字”的出現，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古今字如“弟”為“悌”，“竟”為“境”，“陳”為“陣”，“奉”為“ 捧”等；類化字如“鳳皇”為“鳳凰”，“遮鴣”為“鷓鴣”，“次且”為“趑趄”等；音譯字如“師子”為“獅子”，“匍陶”為“葡萄”等。以上三種後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謂“轉注字”，按照“轉注”構形法去解釋也完全能講得通。這與前四書哪有什麼區別呢？
在討論“轉注”時，前面曾經提到清人江聲，他認為：所謂“建類一首”是指《說文》部首，而《說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說“凡某之屬皆從某”，那就是“同意相受 ”。江氏看到了轉注字與形聲字的“同構”關係，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轉注字，畢竟混淆了形聲與轉注的界限。其原因在於他缺乏歷時的觀 點。如果著眼於靜態分析，是指結構類型，那么用轉注法構形的字都屬於形聲結構。這是共時觀點。如果著眼於動態分析，是指漢字構形的演化，那么轉注是改造舊形體的構形法（構成之前已有原體字），而形聲是受其啟發而出現的創造新形體的構形法（構字之前並無原型）。這是歷時觀點。轉注與形聲，從共時平面來看，二 者同構而易混；從歷時演化來看，二者異構而易分。
再說“假借”。它能否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即所謂“造字法”，意見根本對立。認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幾乎是一邊倒的聲音。表面看來似乎如此，但我們還須再冷靜地思考。許氏所謂“假借”之界說，是著眼於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的意義，而不是漢字的形體結構。所謂“本無其字”，是就語詞需要造字的前提來說 的；所謂“依聲託事”，這“聲”首先指語詞的聲音，然後才兼及那個借字的讀音；這“事”當指語詞的意義，然後再賦予那個借字。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假借” 似乎沒有造出新的文字形體，但是，從語言裡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來說，從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實來說，“假借”又確實使原無字形可“目治”的語詞終於取得了 一個能代表它的書寫符號。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借”何嘗不是利用原有形體的構形法（即前人所謂“造字法”）。“四體二用”說，既忽略了先民造字歷程中的思維特點與心理事實，也並不符合許慎“假借”界說的原意。我們應當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把“假借”視為“不造新字的構形法”。這樣，既承認了它的實質，又看 到了它的特點。
章太炎有言云：“轉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節文字之孳乳也。二者訊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 例。”就此“二書”後來的客觀作用而言，章說很有道理；可是，就構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說不合史實。應當說，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窮盡，而轉注是適應“假借（包括引申）”（其結果是一字多義） 之繁多。受“假借”而為“轉注”之啟發，“形聲”便應運而生。這一演化規律證明：漢字始終在強烈地維護著自身的表意體系和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