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閔齊伋，號寓五，浙江烏程人，其所刻書以朱墨套印著稱，世稱閔本，刻書甚多，陶湘有《明吳興閔刻書目》。成書歷史及續書
據書前諸序，可知此書閔齊伋完成於順治辛丑（公元1661年），時年八十二，當時並未付梓印行。閔氏以刻書聞名，而此書未得刊行於世，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這個稿子本身就是一個未竟稿；二是閔氏後代子孫在其死後不能世守其業，以致流散。後來這個抄本傳至笤溪程煒處，程煒與畢既明的哥哥過往甚密，因畢既明“尤精篆籀諸法”，而請正於畢既明。畢既明用四年的時間，在康熙五十九年厘定付梓以廣其傳。此書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中，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康熙五十九年刻本，我們現在看到的本子就是從這個本子來的。《訂正六書通》行世後，畢既明的後代畢星海在嘉慶年間又廣收博採，成《六書通摭遺》二卷，其書仍以韻分隸《說文》字。此書自序云：“凡《六書通》所未載之字及筆跡有不同者，輒為摹錄”，在選擇碑碣﹑鐘鼎上比《重定六書通》有了進步，鐘鼎文字“據金石家所藏拓本”，古文奇字“所收至慎，惟碑碣真本鑿鑿可據，苟有小異，具錄於編”。書中吸收了前代字書﹑器物以及當時人的研究成果，成為《訂正六書通》的有益補充。
《四庫總目提要》 ：國朝閔齊伋撰。齊伋字寓五，烏程人。世所傳朱墨字版、五色字板謂之閔本者，多其所刻。是書成於順治辛丑，齊伋年八十二矣。大致仿《金石韻府》之例，以《洪武正韻》部分，編次《說文》，而以篆文別體之字類從於下。其但有小篆而無別體者，則謂之“附通”，亦並列之。不收鐘鼎文，而兼采印譜。自稱通許慎之執，不知所病正在以許慎為執也。
體例
《六書通》仿照《金石韻府》的體例，以《洪武正韻》統字。每一字楷書上列俗體字，下列《說文》中的小篆及反切，《說文》以大徐本《說文》為主。凡是《說文》中的部首字，均標明“建首”二字，然後列古文﹑籀文﹑鐘鼎彝器以及秦漢公私印章。凡是《說文》所無者，均註明出處，自為註解，並引經史加以證明。此書為後世保存了大量的字的不同形體，閔氏《凡例》說：“灼然乖悖者，芟之稍涉疑似，安知古人之不出於疑似也，現當並存以俟千古。”凡是一筆一划不同者並錄，保存了大量的字型。這一方面表現了作者力圖存古的思想，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收字太濫的弊病，缺乏必要的甄別，這可能與閔氏的文字修養有關。特別是其書引用的古器物和秦漢印章，為我們保存了大量的古體字，不管這些字形是否可靠，但是他終究為我們保存了一種形體，能夠為我們的古文字研究提供一定的線索。這也和本書的旨意相一致的，它本身就是為了保存字型，也是研究漢字字型演變及書法篆刻的工具書。成就及缺憾
按照閔氏的自序，“六書通”取自“通六書之變也”，這便是本書的宗旨。吳省蘭認為“通”的含義是：“猶之曰故也，有典故，有訓詁。訓詁之故，釋詁之詁也。典故之故，已然之跡也”。這是從閔氏選擇字型的角度來說的，還不是閔氏的本意。閔氏的本意應該是“通《說文解字》之執也”，也就是說閔氏想通過此書參透許書中的“六書”，能夠貫徹許書的體例。但是閔氏並沒有貫通得很好，他以《金石韻府》體例編排，以《洪武正韻》統《說文》篆字，僅在“附通”中體現了部首統字的原則。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自稱通許慎之執，不知所病正在以許慎為執也。”在書中，有些字在加了偏旁或部首之後，就成了原來字的變體，作者稱之為“附通”。在“附通”中只列說文中的小篆不再列其他的形體。畢既明在序中稱：“附之以不變，通之以無不可變。”即認為是以這樣的形式來體現許書的旨意的。但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其但有小篆而無別體者，則謂之‘附通’”，這並不是作者“通六書之變”本意，是在貫徹許書之“執”的過程中造成的客觀結果，收字的時候並不是按照只有小篆沒有別的形體的標準進行的，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說法是不確切的。值得注意的是，閔齊伋注意到了出土器物的價值，並且將其與《說文》相比勘，發現“其略同於《說文》者十許字耳”，這樣的說法可能有點誇張，但是正是這一點體現了文字發生的劇烈變化。在《六書通》中閔氏引徵了大量周秦時代的鐘鼎彝器以及秦漢印章。另外，閔氏還認識到了社會的發展與文字本身的變化對漢字形體的影響。認為“世與世禪。字與字禪，不有損益，不足以成其禪”，“一代之同文即為一代之變體，變變相尋，充塞宇宙”。
但是，這部書依然存在著一些缺點。第一，這部書沒有真正貫徹自己的“通六書之變”，“通《說文解字》之執也”的旨意。以《洪武正韻》統《說文》字，以“附通”體現文字變體，沒有照顧到文字本身的演變規律。在進行註解時也沒有從“六書”的角度以及部首排列的角度來談。古代字書一般在行世時有兩大系統，一是主《說文》，以部首隸字，一是以聲韻統字。《六書通》以韻隸字，便於當時人使用，但是與《說文解字》的“始一終亥”的五百四十部統字總有距離。本書最後做到的僅是將《說文解字》中的字一一分隸於洪武正韻。只有“附通”還能稍通許意。第二，所選字的形體不可靠。《六書通》中有些字如“小” ﹑“鳥” ﹑“示” ﹑“黽”等字下註明出自《汗簡》，但是檢核《汗簡》並沒有《六書通》中所收的字型；《汗簡》與《六書通》同收“靜”字，均雲出自《義雲章》，但是形體大異；“領”字《汗簡》中收入了兩種形體，但《六書通》只收其中一體，註明出自《汗簡》，《六書通》中收的這種字型也與《汗簡》中的字型有些差別。“輔”字兩書中均註明出自《王庶子碑》，但是形體有很大差別。這樣就讓我們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同出一處而字型會有差別呢？可能有這樣的原因：一是閔齊伋和郭忠恕看到了不同的拓本；二是閔氏在集字時所注出處有虛假的嫌疑；三是畢既明在篆定的時候加入了自己的主觀因素，使其形體產生了差異，但是畢既明是精於籀篆的，一些差別比較大的字從這一條講不通。因此很可能有些字的出處是不可靠的。第三，引用書目體例不嚴謹。如同是楊桓《書學》，“頌”下註明“楊桓書學”，而“沖”下注“書學”；同是楊升庵《逸古》，“融”下注“逸古”，“鍾”下注“升庵逸古”；同是周伯琦的《六書正譌》，而“聰”字下注“周伯琦六書正譌”，“堆”字下注“正譌”，有些字下又注“六書正譌”。其中這樣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第四，有些字不見出處，只有閔齊伋自己的註解，很難讓人信服。因此，此書體制不精也就顯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