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商，指上海籍的商人，實業家的集合。
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造就了近代的海派“滬商”，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20世紀初，滬商已經是全國實力最強的商人群體，滬商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創造者。敢為人先和創新開拓是滬商創業和發展的靈魂。傳統在現實中彼他們恰當地改造，時尚在平凡中為他們適當地吸收，海納百川、融合中西的理念在社會生活中被他們瀟灑地運用，這就是人們稱之為的“海派”。
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造就了近代的海派“滬商”，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毋庸諱言，上海的古代歷史並不是十分顯赫和輝煌的。宋代設鎮，元代設縣，在明代才築起城牆。在宋代，上海鎮充其量只能自詡為“小杭州”。在明清時期，長江下游地區的經濟重心不在上海而在蘇州，上海還只是“小蘇州”。那時的上海自然也孕育不出顯赫的滬商。
在炮火中的被迫開放，既是上海城市發展的契機，也是滬商興起的“天時”。西方東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激活了上海固有的那種枕江靠海的“地利”。在巨大的商機中，本地商人包容中西的稟賦和外來移民善於吸納的習性，給滬商隊伍進一步提升自身素質創造了機遇。
近代上海的移民，不同於“闖關東”，也不同於“走西口”。山東漢子外出逃荒，苦力勞作，養家餬口，尋找的是龍興之地的富饒。“走西口”的民歌唱的是山西漢子的艱辛和悲涼，也見證了成功晉商的輝煌，但這些成功者畢竟還只是封建性的“皇商”。不少上海的商家移民，攜資而來，看中的是上海作為大城市的市場機遇。上海的移民，為商者是城市經濟的開拓者，為工者是城市的實際建設者，他們一同體現著一種先進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同是上海這個現代城市的締造者。
正如當時人們所說的那樣，近代以來，“中外締交，華夷錯處”，“峨舸大艦，捆載百物，販運往返，萬里若咫”，“商幾非昔之商”。昔日的“小蘇州”變成了聲名顯赫的“大上海”。於是，近代滬商以其前所未有的面目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近代五口通商以後，上海的城市地位迅速提升。開埠之初，上海一地每年的對外貿易總額一般要占全國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雖然以後隨著開放口岸的增加，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一般也要占百分之四五十。也就是說，全國對外貿易的一半以上是操於滬商之手。以工業生產為例，根據1933年的一個統計，上海的工業總產值約占全國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不同的行業來說，酸鹼等重工業，上海約占全國產值的四分之一，棉紡、棉織、毛織、麵粉、捲菸、機器製造等約占全國的百分之四五十，印刷、製革占全國的百分之六十，製藥、造船、電器用具約占全國的百分之七十，這種工業實力是當時全國所有其他城市都無法相比的。
巨大的貿易和工業規模造就了數量空前的滬商隊伍。迅猛發展的對外貿易，培育了上海的進出口商隊伍；隨之而來的近代實業的崛起，給滬商充實了更多的工業巨子；接受了東、西方近代科技和理念的“海歸派”企業家，更給滬商源源不斷地輸送著新一代的掌門人。
西學東漸，八面來風。滬商既傳承了外洋移植的種種“基因”，也吸納了神州大地商界輸送來的商界“精英”，他們成為新一代的“海派”商人。
20世紀初，滬商已經是全國實力最強的商人群體。1902年，滬商就已經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商會組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1904年它就正式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有中國“第一商會”的美稱。1905年，因當時美國政府野蠻地推行歧視華工的政策，上海商務總會毅然決定兩次先後通電漢口等全國21個和35個大城市的商會，共同抵制美貨，發動了反美抵貨運動，從而走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由資產階級直接領導的政治運動，這一事實證明，以“第一商會”為代表的滬商已經成為全國商界的領頭羊。
滬商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創造者。20世紀20年代，上海《申報》的一篇關於總商會的專評頗能代表當時滬商引領歷史潮流的氣派，它說：“無論何種事業，皆當隨世界新趨勢而進，若不問世界之趨勢若何，仍以數十年前之舊腦筋、舊眼光辦理數十年後之新事業，未有能立足於世界者也。商業一事，息息與世界大勢相關，又況乎上海之商業更與世界商業密接，故為商會領袖者，須有世界之新學識、新經驗，又能有熱心、毅力之做事，而後才能競爭於商戰潮流之中，商業漸有起色之望。”
海納百川和融合中西是滬商不同於其他舊式商幫的第一個特徵。近代的上海是遠東人口最多的城市。外僑的國籍多達50餘國，外國僑民最多時達15萬人。移居上海的內地居民的省籍也有23省之多。滬商的主體來源於國內移民，但他孕育和崛起於世界商品流通的大市場中，這就培育了他海納百川和融合中西的理念。開埠後，上海華洋雜居，“來游之人，中朝則十有八省，外洋則二十有四國。”從華商接觸到的國際貿易來講，既有現貨、期貨的不同交易，付款的方式也各不相同，還有種種不同的信用制度和保險方法需要滬商去應對。其內容涉及到商品、航運、金融、保險等各種領域，凡此種種，均需同外商的國際貿易規則一一接軌。所以，滬商的崛起過程也是向國際同行學習的過程，即不斷地對外吸納，對內融合的過程。海納百川和融合中西的理念由此成為滬商應對一切變化和發展自己的重要信念。
敢為人先和創新開拓是滬商創業和發展的靈魂。上海是近代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交流最主要的通道。凡西方新思想、新技術、新設備、新制度的引進，首先就在上海出現。上海出版的各種報刊書籍隨時可供參考，外資企業的示範處處可資借鑑。這就造就了滬商見多識廣、開拓創新的有利條件。上海原有的本地商人既對內地客商持接納的態度，自然對外商也採取包容的心態。“樹挪死，人移活”，滬商中的新移民脫離了原籍的舊思想、舊法規的束縛，為謀利和生活而來，對新的生產和經營方式更沒有那種心理上的牴觸，對各種新的事物自然就更加容易接受。於是，新興行業的創建，新式會計制度的引進，新式股份制公司的設立，在上海灘就更加容易成功。敢為人先使滬商在創業中占得先機，創新開拓為滬商的發展擴寬了道路。
追求卓越和敢於競爭的氣派是滬商從事經營活動的突出特徵。市場經濟是一種催人奮進的經濟，又是一種提倡競爭的經濟。企業家想在市場的博弈中贏得勝利，就必須使自己的產品物美價廉，取得廣大顧客的認同。名牌產品的創立就是企業家在產品製造中不斷追求卓越的結果，其根本核心是企業經營也要不斷地追求卓越，也要不斷地創新。市場是企業家用商品進行搏殺的競技場。以生產商品來論資排輩，外商企業應該是老師，滬商的民族資本企業只能是學生。但市場競爭是沒有師生輩分之分的，論質量就看誰過硬，看價格就論誰低廉，有過硬的產品才有自己的市場。質量的競爭，價格的競銷，聯契約業，抵制壟斷，劃分市場，國貨和洋貨的一場場競爭，反映了滬商不甘落後，追求卓越的奮進理念，他們的這種精神至今仍然是我們民族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洋溢的愛國精神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是近代滬商具有較高素質的又一明顯特徵。滬商海納百川、融合中西理念的生成並不磨滅自身的愛國熱情。就是一批批渡海留洋的“海歸派”滬商，接受了先進的西方理念，但精神本質大都沒有被完全西化。他們引西方文明之火，增中華實業之輝。愛國的滬商在“實業救國”和“設廠自救”熱潮的鼓動下，不甘心仰人鼻息，販售外貨，以愛國精神和社會責任為指引，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權”為己任，紛紛投身實業，做大做強，走上了企業發展之路。愛國意識的提升和社會責任感的萌發使滬商的精神境界大大提高。他們已經超越了自己前輩的那種比較單純的修橋鋪路、救災濟賑式的社會回報方式，更加注重發展與企業有關的公益事業，特別是文化、科技事業。吳蘊初“天”字號企業集團在1929年就和范旭東等共同贊助北京的中華化學工業會，並支持其南遷上海。創辦中華工業化學研究所，並發行中國第一家化學工業雜誌《化學工業》。他還參與創辦了中國工業標準化協會，支持發行會刊《工業標準化》。他創辦中國第一家教育基金會——清寒基金會，獎掖化學化工專業優秀學生和名牌中學化學成績優秀者。1933年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工業安全》雜誌，關注安全問題。此外，他還資助了一批大學、大專、中學、醫院等文教衛生單位。其他滬商也有相當突出的表現。
上海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帶動了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全面發展，也推動著城市的近代化進程。
從甲午以後，“有志之士鹹集於上海一隅，披肝瀝膽，慷慨激昂，一有舉動，輒影響於全國，而政府亦為之震驚。故一切新事業亦莫不起點於上海，推行於內地。斯時之上海，為全國之所企望，直負有新中國模型之資格。”1911年《民立報》刊出的這段言論概括了當時上海在全國的地位。
正是因為有了滬商，有了這些有識之士，上海的影響遍於全國。正是由於上海的這些影響，上海的滬商連政府也要為之側目。上海商業的競爭力大大提升，上海工業的競爭力不斷加強，上海城市的綜合競爭力也蓄勢而上，上海成為全國新事業的倡導者，上海成為新事物的領頭羊。
說起商人，人們往往會用“唯利是圖”、“勢利小人”等語言來概括形容。其實，在商言商，做買賣總是要講究賺錢的，這就是所謂“千做萬做，虧本生意不做”的道理。用一句古話來說，就是要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關鍵在於得講究一些原則，要講一點商業道德，凡事總有一個度。對顧客買賣要講究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取之有度；對同行應該實行公平競爭，講究規矩，合義取利；對社會應取之有道，奉公守法，樂善好施。黑心奸商坑蒙拐騙、摻雜做假、以次充好、短斤少兩的不道德商業伎倆只能得逞於一事一時，終究是要被社會和顧客拋棄的。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後，隨著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在社會生活和商業活動中法制規則日趨嚴密，遵守這些法制是社會公眾和行業同仁的共同要求。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滬商由於與市場經濟並存，除以上的主流特徵以外，其習性也必然魚龍混雜，良莠不一，有高下不等之分。
滬商具有善於創新的特點，但是這種“創新”也往往帶有急功近利的一面。正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因為缺乏堅韌的開拓意識和執著的科學精神，那種急切的“創新”牟利，很容易轉化成赤裸裸的“投機”。滬商中就有那么一些商人，往往被人們稱為“滑頭商人”或“投機商人”，就是這種表現。
市場競爭的激烈，生活壓力的不斷增加，也導致滬商在生意場上過於斤斤計較，以致有時連大局也不顧，“錙銖必較”，被人們視為“精明而不高明”。
記得一個哲人在談到已經奪取了政權的工人階級應該如何前進時說道：他們應該“把資本主義所積累的一切最豐富的、歷史上是我們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識和技術，由資本主義的工具變成社會主義的工具。”由於這些文化、知識和技術需要人們去鑑別，把它們變成社會主義的工具更需要人們去研究，因此這是一種“最吃力的任務”。
滬商還是一支法制觀念較強的隊伍，影響所及，使尊重法律、重視契約的觀念在上海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時尚。再譬如，對滬商的重要組織上海總商會、中華國貨維持會、上海機制國貨工廠聯合會、上海遷川工廠聯合會等也還應該有相應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