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軍用企業全部是官辦企業。清政府從186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後，到1911年，40餘年中，相繼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蘭州、濟南、漢陽等地創建了26個製造局（亦稱機器局），製造槍、炮、彈藥、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南製造總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機器局（1867）和湖北槍炮廠（1890）。
大型軍用企業的創辦經費和常年經費都賴清政府中央的財政撥款；而各省在70年代以後籌款建立的製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產單位，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蘭州機器局（1872）、山東機器局（1875）、吉林機器局（1881）、台灣機器局（1885）、奉天製造局（1894）和北洋機器局（1904）等。軍用企業的產品不進入市場，都由清政府直接調撥給駐紮在各地的軍隊、炮台使用。
這些企業不計算盈虧，也不進行積累，生產的擴大或縮小不決定於企業自身力量，而取決於清政府的財政撥款。所以，這些企業雖然運用機器生產，也集中了相當數量的僱傭工人，但從其主要方面來考慮，乃是略帶若干資本主義因素的封建官營企業。
發展歷程
民用企業近代軍用工業興起後，急切需要相應的燃料工業、礦冶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作為進一步發展的條件。同時，軍用企業的龐大支出，也非日見窘迫的清政府財政所能繼續維持。所以，到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便積極轉向經營航運、礦冶、紡織、電訊、鐵路等民用企業，期望開闢新的財源。
從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間，洋務派通過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組織形式，經營民用工礦企業大約50餘處。官辦民用企業數量不多，較為重要的有台灣基隆煤礦、蘭州織呢局（見彩圖）、湖北織布官局、湖北漢陽鐵廠等，大多成效較差。
官督商辦企業在洋務派民用企業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礦企業中有13處，金屬礦企業中有21處。近代煤礦中，如直隸開平煤礦（見彩圖）、江蘇利國驛煤鐵礦、安徽池州煤礦、江西萍鄉煤礦（見彩圖）；金屬礦中，如黑龍江漠河金礦、湖北大冶鐵礦等都是在近代礦冶業的開發中較有成效的單位，其中尤以開平煤礦和漠河金礦成績突出。其他如航運方面的輪船招商局、電訊方面的電報總局、紡織方面的上海機器織布局、鐵路方面的中國鐵路公司，都是官督商辦企業中經濟效益比較顯著的單位。
至於官商合辦企業在甲午戰爭之前有所嘗試,如修建台灣鐵路,規復在中法戰爭中被破壞的基隆煤礦及籌建湖北紡紗局等，都一度採取官商合辦方式，但在經營過程中，商股深感官權太重,並且在企業管理的許可權和發展方針上,官商雙方常常存在著尖銳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
甲午戰爭以後，商人對官商合辦企業仍很冷淡,據統計,從1895～1911年，全國新設資本在一萬元以上的廠礦有 503家，屬於官商合辦的只有31家。 歷史作用洋務派經營的民用企業，以商品生產為目的，吸收私人資本，追求利潤，反映了早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
這些企業的經營，也在不同程度上對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起了抵製作用。所以，與官辦軍用企業相比較，洋務派民用企業的創辦和經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帶有積極意義的現象。不過洋務派推行的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兩種組織形式，都是把代表封建集團利益的“官”和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商”兩種社會力量糅合在一起，“官”“商”在企業的經營方針和管理方法上格格不入，極不利於資本主義企業的順利發展。而官督商辦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企業內官權的膨脹。
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在一些原來以商人為主要主持人的洋務派企業，如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電報局等，都先後進行了重大改組，將企業領導權過渡到封建官僚的直接掌握，反映了洋務派官僚集團對近代企業的控制。社會輿論一再抨擊這種“本集自商，而利散於官”的現象。
這種現象嚴重挫傷了私人資本投資近代企業的積極性，也表明了洋務派參預近代企業的活動，在實質上不是為了發展中國資本主義，而是藉以鞏固封建階級的統治。但是，在中國出現的新的生產方式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套用，又大都是與這一時期創辦洋務派企業活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洋務派企業的經營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在客觀上是起了一定的歷史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