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有關此碑，人們曾作多種推測。明、清兩代，有不少人認為它是秦始皇所立，立碑之意在於焚書。他們在賦詩吟詠時表述了上述看法。如明代王在晉稱：“東海長流石未枯，山靈愛寶隱元符；縱教烈焰焚經史，致使秦碑字也無。”清代乾隆皇帝更斷言：“本意欲焚書，立碑故無字；雖雲以身先，大是不經事。”不過，核以史實，這種看法頗難成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與原魯國的儒生討論封禪望祭山川的事情，於是“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同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可見，秦始皇在泰山上所立之碑是刻有文字的，並不是無字碑。再說，焚書之舉是秦始皇在三十四年（前213）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議後施行，因而不可能在六年之前就有了焚書的計畫，並為此立無字碑。
泰山無字碑於是，又有人提出另一種推測，認為此碑原本是有字碑，後經過長期的風雨侵蝕，原有的文字被風化剝落殆盡，以致成了無字碑。但這一看法也有問題。從現存的無字碑看，風化的情況並不嚴重。而且它在宋代已被稱為無字碑，秦代所立的有字泰山碑，在宋代尚能辨認出一百四十六字，如果無字碑也是秦代所立，那么到宋代不可能剝蝕得一字不存。
推測
由於上述兩種說法都難以成立，又有人推測，此碑很可能是 漢武帝所立。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前往泰山 封禪，“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可見，漢武帝確實曾在泰山頂上立過石碑，而且史書上沒有說他曾“刻石”，因此說“無字碑”為漢武帝所立，不是沒有理由的。清代 顧炎武即在《山東考古志補錄·辨無字碑為漢碑》中，否定無字碑為秦碑的說法，力主無字碑系漢武帝所立。他論證說，《史記》記載秦始皇刻石，無不先言立石，後言刻石，“立”和“刻”都作了明確記載。如果秦始皇在泰山別立一座不刻文辭的無字碑，《史記》不可能不加記載。同樣，如果漢武帝在泰山立石後，又刻上文辭，《史記》、《 漢書》也不可能不記載。顧炎武的看法是頗有說服力的，但人們對此說還是存有一些疑問，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怎么會只立一座無字碑，而不利用這一機會在碑上刻以文辭為自己歌功頌德呢？這畢竟與漢武帝的性格不太符合。顯然，在找到確鑿的證據以前，無字碑之謎還無法真正解開。
考辨
無字碑，位於泰山極頂玉皇廟山門前八米處，因通體無字，故俗稱無字碑。通石由石柱、頂蓋石和頂柱石三部分組成。石柱高499.5厘米；左右二側面上寬約69.3厘米，下寬約83.2厘米；前後二面上寬約110厘米，下寬約124.7厘米，四隅棱面寬皆約6.93厘米。石柱之下無榫，直接下寢於自然石穴內。頂復頂蓋石，呈復斗形，類似四阿頂式屋頂，高40厘米；斗沿厚13.8厘米，東西長166.4厘米，出檐28.2厘米，南北寬約97厘米，出檐13.8厘米。頂蓋石無任何紋飾，其石質與石柱同，皆為花崗岩質。頂蓋之上為頂柱石，高60厘米，東西寬約30厘米，南北厚約20厘米，最頂部略呈圓形，亦無紋飾，其石質為石灰岩，疑為後人更換。因此石無一字痕可考，故對立石人及立石時間等眾說不一。世人多傳為秦始皇立，說秦始皇功德難銘，又焚書黜字，故所立石也“一字不鏨”。也有人認為此石的長短廣狹制度與《秦琅琊刻石》極相似，由此推斷此石為始皇立。唯明清之際的學者顧炎武力辨眾說，改定為漢武帝立。他在《日知錄》里說：“岳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及二世詔書鹹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上泰山，立石，封祀’，其下雲‘刻所立石’，是秦有文字之證，李斯篆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而不言石刻，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指無字碑）是也。《後漢書》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郭沫若先生亦主此說，他的《登泰山觀日未遂》詩云：“夙興觀日出，星月在中天。飛霧嶺頭急，稠雲海上鏇。晨曦光晦若，東辟石巍然。摩撫碑無字，回思漢武年。”筆者認為，世人稱無字碑為始皇立，僅傳說而已，並未提供足夠的證據；顧炎武改定為漢武帝立，也僅是依《史記》、《後漢書》中的某幾句話，若全面考查有關歷史記載，許多史實與顧炎武的說法相悖，難以圓其說。本文擬就這些有爭議的問題再予以討論，以求得出一個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
一、漢武帝登封泰山的立石究竟有無文字，這是斷定無字碑是否為漢武帝立的關鍵。顧炎武在考查這一問題時，儘管自稱“取《史記》反覆讀之”，說“後之人不讀史，誤以為秦耳”而實際上他並沒有全面考查有關歷史記載，只是片面強調《封禪書》只言“上石立之泰山巔”，不言石刻這一事實，卻有意或無意忽視了以下兩個重要情節。
其一，在《史記·封禪書》里，司馬遷不僅對漢武帝登封泰山的記載只言“上石立之泰山巔”，不言石刻；對秦始皇登封泰山的記載，也是只言“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同樣不言石刻。按顧炎武的推理方法，秦始皇的立石也應無文字，這顯然與事實不符。由此可見，不言石刻不等於立石無文字。
為什麼司馬遷同是記載秦始皇登封泰山的事件，在《史記·秦始皇本紀》里，既言“立石”，也言“刻所立石”，而在《史記·封禪書》里，卻只言“立石”，不言“刻所立石”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弄清“立石”、“刻石”的含義及其相互關係。所謂立石，馬第伯《封禪儀記》云：
“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
由此可見，紀號石名曰“立石”。立石有固有的尺寸，必須經過雕刻加工，並非因其自然，所以刻石的意義也就在立石的含義之中。立石的目的是什麼呢？應劭《風俗通義》又作了具體說明：
“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己績也。”班固《白虎通·封禪篇》亦云：“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以自效也。”
上述記載使我們進一步明確，在班固、應劭所處的時代以前，凡封禪泰山的帝王皆有立石，立石必刻辭，立石的目的是為了刻文字紀功績，即所謂“紀號”。所以立石、刻石、紀號石三者的含義基本相似，而司馬遷、班固等史家在使用這些詞句時，依據不同情況各有所用。一般說來，在記載帝王登封泰山事件時，若著錄立石銘文，則先言“立石”，再言“刻石”、“刻所立石”，後言“其辭曰”，或統言“立石刻，其辭曰”。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里，凡記始皇立石七處，除嶧山立石外都著錄其銘文，故記載方法皆如上說。嶧山立石也刻有銘文，司馬遷為什麼不予著錄，有待進一步考查（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果在有些場合不需要著錄銘文，則只言“立石”，不言“刻所立石”。《史記·封禪書》共記載漢武帝、秦始皇登封泰山事件二例，之所以只言“立石”，不言“刻所立石”，並不是因為立石無銘文，而是由於未著錄銘文。《史記·孝武本紀》、《漢書·武帝紀》、《漢書·郊祀志》和《後漢書·祭祀志》對漢武帝登封泰山的記載都是如此。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顧炎武單憑《封禪書》不言“刻所立石”這一事實，就斷言漢武帝立石無文字，這一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其二，漢武帝立石刻有銘文，並非無字。據《後漢書·張純傳》記載：“中元元年（公元56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並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張純所上的元封舊儀即漢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的禮儀，其刻石文即指漢武帝立石的銘文。此銘文，司馬遷修《史記》未予著錄，班固修《漢書》也未予著錄，到了東漢末年，泰山太守應劭才把漢武帝的立石銘文詳細著錄在《風俗通義》第二卷里，使之得以留傳後世。此後顏師古注《漢書》，即引用應劭著錄的銘文作為漢武帝登封泰山的註解，劉昭補並注《後漢書·祭祀志》時，又引用此銘文作為漢武帝“上石立之泰山強”的註解。《風俗通義》至今尚存，現將其記載的武帝立石銘文摘錄如下：
“封者立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顏師古注引為‘事親以孝’），成民以仁（顏師古注引為‘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鹹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應劭，字仲瑗，東漢汝南郡南頓縣（今河南項城縣境）人。漢獻帝初平元年至興平元年（公元190—194年）任泰山郡太守，同時撰寫了《風俗通義》一書。他熟悉兩漢的典章制度，勤於著述，一生除著有《風俗通義》外，還撰有《中漢輯敘》、《漢官儀》、《禮儀故事》和《漢書集解音義》等。後人普遍認為，“漢代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漢武帶立石銘文之所以不亡，亦應歸功於應劭。應劭任泰山太守的時間，距漢武帝登封泰山僅三百年，當時武帝封禪遺址及立石銘文肯定仍有跡可尋，他著錄的銘文應當說是可信的，所以才被後來的顏師古、劉昭所引用。有人認為應劭著錄的銘文非武帝所為，有可能是秦始皇、光武帝或漢章帝、安帝所制，筆者以為非。據歷史記載，應劭所處時代以前，在泰山立石的帝王只有秦始皇、漢武帝、光武帝三人，其他帝王雖然來過泰山，但未見其有立石的記載。秦始皇、光武帝的立石皆另有銘文在，且始皇為了合“五德之數”，“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史記·秦始皇本紀》），其立石銘文絕不會有“立身以義，成民以仁”的辭句出現。應劭著錄的銘文為漢武帝所制無疑。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顧炎武所迴避的兩個事實，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漢武帝的立石並非無字，無字碑不是漢武帝立。
二、從形制看，無字碑不屬於碑碣，而是石闕。關於碣與碑的形制，許慎《說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此解之為“立石”。又云：“碑，豎石也。”
許慎並未指出碣與碑的具體形制，唐李賢注《後漢書·竇憲傳》又作了具體說明：
“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
此說甚是。所謂碣，皆指上小下大，上圓底平，文字環刻於四周的刻石。秦始皇刻石紀功，大開立石之風，其所立石皆為碣。與無字碑相比較，碣的頂部無石蓋和頂柱石，無字碑則有；碣的四周刻有文字，無字碑則無。所以無字碑不屬於碣。所謂碑，是指方形和長方形的豎石。起初，碑多立於宮、廟門口或墓道口，用以測日影、拴牲口或用以引棺木下墓穴，後來逐步發展為在碑上刻文記事。至東漢，刻辭之碑代替了碣，其形制也漸趨統一，但在東漢以前未見有碑上復石蓋和頂柱石的記載。由此可知，無字碑實際上不屬於碑。
再看石闕的形制，它主要由三個部位組成。中部為闕柱，有四個面，多為長方形或略呈梯形，無字碑亦如是；下部為柱礎，聞柱之下無榫，一般將闕柱直接下寢於柱礎內，無字碑也是這樣；闕柱之上有頂蓋，多為屋形出脊，其最頂部有頂柱石，無字碑也與此基本相似。
從以上比較可以斷定，無字碑既不屬於碑，也不屬於碣，而是石闕。所謂無字碑，俗稱而已。
三、無字碑是秦始皇登封泰山所立的石闕。其主要依據有二：
其一無字碑的長短廣狹制度符合秦代“數以六為紀”的制度。經現場測量，泰山無字碑四隅棱面寬6.93厘米，合秦尺三寸；左右二側面上寬約69.3厘米，合秦尺三十寸，下寬83.2厘米，合秦尺三十六寸；前後二面上寬110厘米，合秦尺四十八寸，下寬124.7厘米，合秦尺五十四寸；石柱高499.5厘米，合秦尺二百一十六寸；頂蓋石東西長166.4厘米，合秦尺七十二寸，南北寬97厘米，合秦尺四十二寸，下檐厚13.86厘米，合秦尺六寸。在以上實測的九組數據中，六為本身數，三為六的減倍數，其餘的三十、三十六、四十二、四十八、五十四、七十二和二百一十六，分別為六的五倍、六倍、七倍、八倍、九倍、十二倍和三十六倍，即都是六的加倍數，這一規律正符合秦代“數以六為紀”的制度。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始皇推五德終始之傳”（謂五行之德終始相次），以為“周為火德”，“秦既滅周”，“能滅火者水也”，故秦為水德。水，北方，黑，終數六。故“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規定的“數以六為紀”的制度，是否貫徹於其他領域，有待進一步考查，但從現存秦代的刻石資料看，凡涉及到數，都嚴格遵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現再略舉幾例：
1．據清阮元《山左金石志》記載，《秦琅琊刻石》的長短廣狹為：
南北厚二尺五寸（清尺），合秦尺約36寸。
前後面上寬約三尺，合秦尺約42寸。
前後面下寬約六尺，合秦尺約84寸。
高一丈五尺，合秦尺約216寸。
以上的三十六、四十二、八十四和二百一十六，分別是六的六倍、七倍、十四倍和三十六倍，誤差不超過±1.5寸，基本符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
2．《秦泰山刻石》的二十二個字行在四個主面上的分配，也符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據宋劉跂《秦篆譜序》記載，始皇刻辭共十二行，分別刻於西、北、東三個面上，西面刻六行，北面刻三行，東面刻三行，形成六、三、三的格式；十年後二世胡亥即位，又在同一立石的空閒處補刻二世詔書及隨從大臣銜名，計十行七十八字，在東面補刻三行，在南面刻六行，最末行“制曰可”三字刻在西南棱面上。補刻後全部字行在四個面的分配成為六、三、六、六的格式，也符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
3．經詳細考查，秦始皇七處刻辭的句、韻、段的組合格式，也嚴格遵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秦泰山刻石》、《秦嶧山刻石》、《秦芝罘刻石》、《東觀刻辭》和《碣石刻石》的銘文，都是三句為一韻，六句為一段，形成六段、十二韻、三十六句的格式。《碣石刻石》的銘文，司馬遷只著錄九韻，疑脫錄三韻。《秦會稽刻石》的銘文為十二段、二十四韻、七十二句的格式。《秦琅琊刻石》雖然二句為一韻，但仍然是六句為一段，形成十二段、三十六韻、七十二句的格式。
以上事實足以說明，秦始皇時期刻石的銘文格式、字行排列和立石的高寬尺寸等，都嚴格遵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無字碑的長短廣狹既然符合這一制度，它必定為始皇所立。
其二，從無字碑所在位置分析，馬第伯《封禪儀記》所記載的始皇石闕就是無字碑。馬第伯是東漢光武帝登封泰山的侍從官，他自稱在光武帝登封泰山之前，於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公元56年）與七十人先上山視察封禪壇等設施，他記載說：
“早食上，晡後（下午三點到五點以後）到天門（指今南天門）。郭使者（即郭堅伯）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陽名通。東上一里余（指從南天門東上。漢代一里為三百六十步，每步六尺，每尺合0.231米，一里約合498.96米），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經現場測量，從南天門東上至碧霞祠為五百四十米，與馬第伯所說一里余符合，由此推知，木甲神的位置在今碧霞祠處）。東北百餘步（指木甲神東北。百餘步，合今138.6米餘），得封所（從下文看，此指光武帝封禪台之所。據測量，從碧霞祠大殿到玉皇廟山門的直線距離為144.66米，與馬第伯所記百餘步符合，故知光武帝封禪台的具體位置在玉皇廟山門前後。清乾隆年間補刻的“古封禪台”標誌碑至今仍立玉皇廟院內），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立石，指《秦泰山刻石》。闕，系壇上石，即現存的無字碑。在南方，指光武帝封禪壇的南方，即玉皇廟山門以南。據測量，玉皇廟山門前為南北長八米的平台，平台下為無字碑，無字碑前為南北長10.4米的方形平台，再南為高約20米的懸崖。由此可知，無字碑前之平台即始皇封禪壇，無字碑即始皇封禪壇北邊的石闕。），漢武在其北（指漢武帝立石及闕在光武帝封禪壇之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台（指光武帝封禪壇以北二十餘步，合27.72米。北垂，即北邊。圓台，即漢武帝封禪台。據測量，玉皇廟山門至廟院最北沿長28.5米，再北為懸崖，形似圓台，與馬第伯所記“二十餘步得北垂圓台吻合），高九尺，方圓（即周圍）三丈所，有二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台上有壇（按古制，台為圓形，壇為方形，象天圓地方），方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維，指方壇的四個角。四維距石，即維繫大地的地維。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天有九柱支持，地有四維繫綴），四面有闕（四面，指方壇的四個邊，闕，象通往天宮的四個大門）。
以上馬第伯記載的幾個主要地段的距離比較準確，與現在實測的結果基本一致，這可能與他專為皇帝封禪作準備有關。從他的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出，秦漢封禪壇皆在岱頂玉皇廟院前後。光武帝封禪壇在玉皇廟院山門附近，漢武帝封禪壇、立石及闕在廟院最北沿，始皇封禪壇及闕在山門以南八米的平台上，現存無字碑即始皇封禪壇北邊的石闕，用以象徵通往天宮的北大門。
立闕以為門，在秦始皇時期不只泰山一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三十五年建阿房宮，“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並“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亦載：“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闕。”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稱：“游水又東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寶刻類編》亦有“海州有始皇朐山碑”之記載。按贛榆、海州、朐山皆在今江蘇省連雲港市附近。朐，即朐縣，秦置，治所在今連雲港市西南錦屏山側，漢屬東海郡，北周建德六年改名朐山。贛榆，位於江蘇省東北角，與山東接界，在連雲港市西北，今屬連雲港市。海州，古州名，治所在今龍沮（今連雲港市灌雲西南），北齊移治朐縣。由此可知，上述文獻所記載的“始皇立石”、“秦始皇碑”或“始皇朐山碑”，都是指始皇三十五年在東海邊朐縣境內所立的石闕，以作秦東門之標誌。從《水經注》的記載可知，此闕在北魏時期已經傾倒，對其頂蓋石、頂柱石的具體形制已無從查考，所以酈道元只記載了闕柱的長為一丈八尺（約合4.99米，），廣五尺（約合1.39米，合秦尺約60寸），厚三尺八寸（約合1.11米，），這些數據說明，朐山石闕的形制與無字碑基本相似。不難看出，朐山石闕亦是斷定無字碑為始皇所立的有力旁證。
綜上所述，所謂泰山無字碑，俗稱而已，實為石闕。它是秦始皇封禪壇上北邊的石闕，非漢武帝所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