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介紹
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於1812年對俄國進行的侵略戰爭。
經過
1807年7月,法俄通過簽訂《蒂爾西特和約》結成同盟,俄國參加對英“大陸封鎖”。但此後幾年間,兩國在奧斯曼、波蘭和中歐地區爭奪日趨激烈,而俄國對“大陸封鎖”體系的破壞,更為拿破崙一世所不容。戰前,拿破崙先後與普、奧結盟,並將歐洲大多數國家納入反俄同盟;在波蘭集結軍隊60餘萬人(其中半數為外籍人),火炮1370餘門,號稱“大軍”。當面俄軍僅22萬餘人,火炮942門。法軍企圖速戰速決,以一兩次決戰殲滅俄軍,迫其投降。其部署是:以中央法軍主力(左右兩翼分別為普軍和奧軍)在科夫諾(今考納斯)以南渡過涅曼河,前出到維爾諾(今維爾紐斯)地區俄軍右翼,威脅其交通線,打開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俄軍配置在羅謝內至盧茨克600公里的綿亘戰線上,主力巴克萊軍團在涅曼河右岸設防;巴格拉季昂軍團部署在涅曼河與普里佩特沼澤之間;沼澤以南是托爾馬索夫軍團,負責防守西南方向。俄軍統帥、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原計畫以陣地防禦為主,但因力量過於懸殊,被迫接受M.B.巴克萊實施戰略撤退的建議。
1812年6月24日晨,法軍第一梯隊(44萬餘人、火炮940門)分三路開始渡過涅曼河,侵入俄境,戰爭爆發。28日,法軍攻占維爾諾,迫使俄軍全線退卻,隨後實施追擊,於7月28日進占維捷布斯克。8月中旬,俄軍巴克萊和巴格拉季昂兩軍團退守斯摩棱斯克,與法軍激戰,損失1.5萬餘人,火燒該城後繼續撤退。法軍雖取得勝利,但戰線拉長,補給困難,非戰鬥減員嚴重。機動部隊僅剩約16萬人。8月20日,M.I.庫圖佐夫出任俄軍總司令,決定在博羅季諾村附近迎敵。9月7日,雙方進行博羅季諾會戰,傷亡慘重。俄軍主動撤離莫斯科,轉至莫斯科西南160公里的卡盧加,威脅法軍後方交通線。14日,拿破崙進入莫斯科,但整個城市很快被大火燒成廢墟。俄國民眾組成民軍(總數達20萬人),堅壁清野,游擊襲擾。雙方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而且寒冬將臨,飢餓和嚴寒對法軍構成嚴重威脅。拿破崙提出和談,遭拒絕後被迫於10月19日下令撤退。法軍試圖通過未遭破壞的南部地區,以便補充給養,但在小雅羅斯拉維茨遭俄軍阻擊,被迫轉向博羅季諾,沿原路線撤回。是年冬,天氣奇寒,風雪交加,法軍凍餓而死及被哥薩克和游擊隊俘殺者不計其數。俄軍多路追擊,經維亞濟馬、克拉斯內和明斯克之戰殲滅大量法軍,並在南側實施平行追擊。11月下旬法軍撤到別列津納河時,僅剩3萬餘人,渡河時又遭俄軍截擊,損失大半。其兩翼普軍和奧軍與俄軍秘密議和,得以完整撤回。12月初,拿破崙在斯莫爾貢將軍隊交給部將J.繆拉指揮,本人逃回巴黎。法軍殘部渡過涅曼河,狼狽的撤出俄境。
此戰,拿破崙在戰略上求勝心切、輕敵冒進,造成戰線過長、補給困難;在作戰指揮上一味實施正面進攻,缺乏迂迴機動。俄軍則以積極防禦大量消耗法軍有生力量,進退適時,攻防結合;在雙方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改變後實施堅決反攻和追擊,機動合圍退卻之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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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1812年法俄戰爭
1812年前夕,歐洲大陸上早有山雨欲來之勢。葡萄彈與散彈的火藥味瀰漫在《提爾西特契約》後的和平空氣中,歐陸的氛圍似欲凝結,敵對雙方群情激盪。人們誰都毫不懷疑戰端即將重起,陰霾去而復來。萬能的上帝似乎再次以魔王撒旦的面目出現。一方是以法國為宗主的七個王國和三十個公國;另一方是俄羅斯平原上的兆億臣民和草原荒漠。拿破崙一世皇帝和亞歷山大一世皇帝被洶湧的形勢推上了時代的頂點,各自承擔起成敗榮辱的歷史重任。以此二人較之,前者素來慣於以命運之神自居,而後者則公認以怯弱不立掌國。於是大戰乃勢不可免,黎民復罹於戰火。待狂飆過後,榮者未必安安,辱者未必碌碌。歷史不禁要問:是誰之過使數十萬生靈暴屍於冰天雪地之中?一般論者皆以罪責推之於率先發難之人,恐怕有失公允,回顧以往,雙方宜應都有原因。俄羅斯帝國和法蘭西帝國在國家權力涉及的很多方面衝突甚巨、不可調和。以下試圖淺作分析。
一、兩國社會意識形態之衝突
其時歐陸爆發資產階級革命,造成英雄得時的土壤。拿破崙·波拿巴以超世之才,乘勢而起,在大革命的法國建立一整套新秩序。對內鎮撫法國國內各階層,對外反擊封建歐洲的軍事侵略,終於鞏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並於羅馬教皇達成妥協,重新恢復了天主教在法國的統治。只是法蘭西帝國的政教一體是以武力維持,終難持久。個性因素和騎虎之勢使得拿破崙效法法王腓力四世的“阿維尼翁之囚”,監禁教皇庇護七世於薩沃納。政教分裂對法蘭西帝國的統治在征俄失敗後尤為不利。但俄羅斯帝國卻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比是俄羅斯帝國仍然是封建統治的堡壘。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之前政教一體的權力集於沙皇已近千年的歷史,因此長久形成的東方式(封建集權)的政教一體對帝國穩定的作用,顯然優於因資產階級革命而干戈不斷的法蘭西。前者的民族精神和自衛戰爭的正義性,使得俄羅斯士兵的鏖戰士氣基本上抵消了推廣民主、平等的法蘭西大軍的優勢。俄羅斯民族精神是以東正教教義為主要內涵,揉之以民族文化的產物。他使俄羅斯民族有充分的理由在世界上“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具體地說,自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皈依東正教(東方正教)以來,一直就致力於教會的俄羅斯化,力圖擺脫拜占庭的影響和干涉:公元1054年基督教東、西教會大分裂,西部教會稱為羅馬公教(即天主教),東部教會自稱“東方正教”。東、西教會都自視正統,視對方為異端。“但就其特點來看,東方正教的確較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傳統,而天主教卻受到了理性主義的多次衝擊(指宗教改革)。”俄羅斯東正教強調自己是“希臘教會之正教”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東羅馬帝國滅亡,作為東方正教世界中心的君士坦丁堡教會不復存在。原來早在14世紀,羅斯的政治中心遷移至莫斯科,莫斯科就成為全羅斯的宗教中心。公元1589年,俄羅斯自己選出東正教牧首,建立牧首公署,標誌著莫斯科建立了東正教的獨立教會。這樣,俄羅斯實際上成為拜占庭之後的東正教的世界中心。但是當時君士坦丁堡在名義上仍為各東正教會之首。普斯科夫的伊列阿扎羅夫修道院院長菲洛費伊首先提出“莫斯科是第三羅馬”的嚴整理論。“伊凡四世被教會加冕為沙皇,是莫斯科王公不斷攫取教權的結果,也是俄羅斯神學家們長期宣揚‘莫斯科是第三羅馬’、莫斯科大功是世界上東正教教會的唯一保護人和世界上唯一忠實而真誠的基督教王公的必然趨勢。”又“‘第三羅馬’觀念連同東正教的其他交椅,如千年王國說等一起深深滲透於俄羅斯人的意識中,形成了他們強烈的特殊的歷史使命感,因之他們認為俄羅斯民族有義務在世上實現千年王國。”其條件應該是“理所當然”的領土擴張及對外征服。需知,“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乾預歐洲革命追求霸權,走軍事強國之路,都是打著基督教正宗的旗幟來進行的”。(待續~)註:“阿維尼翁之囚”,腓力四世時期,教權與俗權的鬥爭白熱化,75歲的卜尼法斯教皇遭到嚴重打擊憤懣而死。在腓力四世的壓力下,教廷從羅馬遷到法國南部小城阿維尼翁(Avignon,亦稱作“阿維農”)大主教克蕾芒五世(1305~1314年)及以後七任教皇都是法國人,從1308到1378年共70年,史稱“阿維尼翁之囚”,取古代以色列人被擄至巴比倫70年之意。本文僅取其教皇遭囚之意。又:俄羅斯民族“獨一無二的角色”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通過民族主義者沙托夫之口說:“真正偉大之民族永遠也不屑於在人類當中扮演一個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於扮演一個頭等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一個民族若喪失了這種信念,它就不再是一個民族了。……唯一體現了上帝旨意的民族就是俄羅斯民族”。再:文中兩段引文引自宋瑞芒《俄羅斯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203頁,第41~43頁,“第三羅馬”理論詳見該書所引的《世界三大宗教》第147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二、兩帝國地緣因素之分析
自伊凡三世以來以莫斯科公國為中心,先後兼併鄰近各國,實現了東北羅斯的統一,初步形成了中央集權制國家。俄羅斯統一國家也在此基礎上初具規模。按其地緣因素:地處東歐平原,基本上是一個內陸國家。因此,俄羅斯的歷史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儘管後者並非決定性因素。“俄羅斯平原是歐洲最大的平原……適宜於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其中,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方向,歷來是從波德平原進入俄羅斯的主要方向。”又“俄羅斯幅員遼闊、地勢平坦、邊疆地帶空闊開放”。所以,俄羅斯國家的地緣生存環境是不那么保險的。由於俄羅斯平原一馬平川,天然無險可據,要么消極抵抗坐等外族入侵,要么就主動進擊依法積極防禦。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單純軍事上看,消極防禦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政治軍事敵對衝突的情況下,積極防禦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積極防禦無外乎如下情況:當戰術因素(天時、地利、兵力多寡、裝備編制、戰術方法等)總體上相對不足時,可以充分利用俄羅斯大國土的縱深,大踏步後退,避其銳氣;拉長敵方補給線,引誘並破壞敵方求得會戰的計畫,打擊敵方士氣並使其逐漸喪失平衡,再選擇有利陣地示形動敵,待彼已疲敝,主動出擊可致全勝。1700—1721年俄瑞北方戰爭期間,在決定性的波爾塔瓦戰役之前,彼得一世在籌謀瑞典查理十二世即用此等方法。這種防禦策略在西方歷史上,通常被冠名曰“費邊戰略”。又如亞歷山大一世對抗拿破崙,由於對手拿破崙是自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和古羅馬的凱撒大帝以來的西方第一流統帥,兵力又十分強大;而亞歷山大一世本人無統帥之才幹與氣概,又時時掣肘戰場指揮老將庫圖佐夫,俄軍又初不為備,是以甫一接戰,便失先機。丟掉主動權之後,庫圖佐夫才真正開始實施自己的“費邊戰略”,即不計較一城一地的丟失,只以動搖敵方意志和消滅敵方有生力量為目的。這是俄羅斯軍力相對劣勢時的戰法。倘其兵力占優,俄羅斯就不耐煩再防守了,多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直接打到外線去,攻入敵國領土並以武力兼併之,即便兼併不成,也要扶持親俄政權留作衛星國以屏藩俄羅斯。北方戰爭後俄羅斯國力大振,《尼斯塔特和約》之後俄羅斯兼併了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大大部分土地,打通了波羅的海的出海口,一躍而成為歐洲強國,奠定了以後爭霸世界的基礎。在1722—1723年的俄國與波斯的戰爭中,通過《彼得堡和約》,俄羅斯得到裏海的出海口。從而使俄羅斯可以干預世界事務。俄羅斯的這種地緣特點,決定了自伊凡三世以來的歷代沙皇多以侵略擴張為國策。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的地緣因素、歷史文化和宗教情緒生出了力求向外積極擴張的“大俄羅斯主義”,俄羅斯東正教也給蹂躪他國、塗炭生靈的行為蒙上“正義”和“神聖”的面紗。這是政治之足惡,政治家之可羞。十九世紀初法蘭西帝國盛極一時,囊括了大半個歐洲,歐洲中世紀以來的幾乎所有王室與公國的國王、舊貴族,屈膝匍伏在拿破崙一世的腳下,並以此為榮。然而不過十年,帝國便忽忽崩潰、迅速瓦解,大革命颳起的“長期咆哮的、空前猛烈的颱風突然停息了”。似乎,自文藝復興以後,歐洲人民智已開,任何欲以武力在域外維持人心的行為必被斥為荒誕。由於英國的大陸政策,也由於大陸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離心力,加上拿破崙本人野心的無止無厭,還有法國國家之地緣情況等因素,拿破崙的功業才功虧一簣。儘管如此,誰也不能無視或否認拿破崙帝國曾經的輝煌。在《提爾西特和約》簽訂之後,帝國處於巔峰狀態時,外交家中的絕大多數人,“從最聰明的如梅特涅,最謹慎的如哈登堡,最恨拿破崙的約瑟夫·德·梅斯特起,都認為這場災難將使俄國滅亡,因為它遭受到的這種威脅,是從韃靼人進攻以來在它的整個歷史上從未遇見過的。”除了少數有識之士,人們普遍都認為拿破崙是無所不能的。上述因素使得英國利用海權從海上北、西、南三面,大陸各國西班牙從西南,俄、普、奧從東面共同形成對法蘭西帝國的戰略包圍。不但經濟上可封鎖之,軍事上亦可向心分進合擊之。法國國土無廣大的縱深地帶,無法以空間、時間來換取人力資財之不足,必會境況日蹙,被聯軍攻入本土,最終來個城下之盟。後第三帝國的結局與法蘭西帝國類似。然而俄國則不同,近代以來俄國一直不曾有過法蘭西帝國的千載難逢的稱霸機遇,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使本國捷足先登世界近代舞台。英國的制海權、大陸政策、與大陸各國的貿易流通都占了先機之利,與之相較,俄羅斯這個陳腐的封建壁壘只能龜縮在波羅的海、黑海裡面,偶爾進軍義大利北部或插手馬爾他事務,也都以兵搓意沮收場;遠至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俄羅斯南進與土耳其爭利,又在克里木戰爭中隳志。彼時,無力爭鋒西向反而促使俄羅斯以衰朽之殘軀盡擴張之能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葉,俄羅斯利用偏居歐陸東方一隅、與中亞鄰近之優勢,盡力南擴。“被俄羅斯爭服的中亞地區近三百九十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七個法國;割占中國領土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三個法國;奪取的西伯利亞一千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沙皇俄國形成時版圖的三點五倍”,“自一五七四年伊凡四世加冕時,俄國的版圖從二百八十萬平方公里增到一戰前夕的二千二百多萬平方公里,增大了七點八倍。”值得說明的是近代以來俄羅斯擴張的首倡者就是彼得大帝。李季均教授在他的《論戰略文化》中說:“俄羅斯的擴張在彼得一世(1672—1725)之前就開始了,但到彼得一世時期,不僅形成了一套與其他歐洲列強爭霸世界的長遠擴張計畫,而且加緊付諸實施,擴張的速度和規模達到了一個高峰。以彼得一世為起點,俄國的政策從原來的局部性擴張轉向了世界性擴張,而且主導了兩百年來俄國的戰略思維……彼得一世為俄羅斯創立的政策,集中反映在流傳於後世的《彼得一世遺囑》中。”關於《彼得一世遺囑》的真偽問題,李教授接著又論說:“不論這個遺囑是彼得一世生前制定的,還是後人根據他的侵略擴張計畫或思想編寫的,‘遺囑’中反映的背景情況都是真實的,他提出的一整套擴張戰略基本上符合彼得一世及其繼承人的真實意圖和擴張行徑。雖然俄國當前及前蘇聯官方口頭上始終認定這個‘遺囑’是偽造的,然而卻在行動上不斷證明它是真實的。英國歷史學家凱利指出:‘不管遺囑是否可靠,它本身就饒有趣味,因為其中包含了近兩百年來俄國一直在公然無忌地加以貫徹的行動原則。’”本文印證李教授對《彼得一世遺囑》的概括表如下:《彼得一世遺囑》分析簡表一、哲學依據俄國向西、向東擴張“是命定周期性運動”二、戰備要求長期保持戰爭狀態。以戰繼和,以和繼戰三、戰略方向①沿波羅的海向北擴張②沿黑海向南擴張③突進波斯灣四、戰略目標①分割波蘭②占領瑞典國土、肢解瑞典③迫近君士坦丁堡,征服土耳其④滅亡波斯⑤迫近印度⑥制服和消滅維也納朝廷⑦征服法國⑧制服日爾曼⑨最後征服歐洲五、策略運用①聯合日爾曼:A.參與有關日爾曼事務和討論B.與日爾曼王室聯姻②與英格蘭結盟通商馬克思曾經這樣評價過彼得的計畫:彼得大帝“使莫斯科公國老的蠶食方法丟掉了純粹的地方性質和偶然性雜質,把它提煉成一個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標從推翻某個既定範圍的權力提高到追求無限的權力。他正式靠推行他的這套體系而不是僅僅靠增加幾個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國變成現代俄國的。”上文已經論證到俄羅斯地緣因素及用東正教為幌子走上侵略擴張道路之必然。以此遺囑確可印證彼得一世一生東征西討的事業,也由於俄羅斯反潮流的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度,使得彼得一世以後的沙皇無力與資本主義的西歐強國角逐霸權,被限制在波羅的海與裏海內。儘管如此,沙俄從未有過一刻放棄爭奪歐洲的霸權,就像彼得一世所規劃的那樣。俄羅斯的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在聽聞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就以正教的姿態教訓信奉新教的歐洲,並試圖以宗教的名義行霸權主義之實;在傳統的侵略擴張的基礎上再加上反革命的叫囂:“人們都應皈依希臘正教,以防衛非宗教的、不道德的、無政府主義的、卑鄙的、惡魔般的瘟疫”表示與“法蘭西瘟疫”決一死戰。因為忙於鎮壓波蘭革新運動,就號召歐洲各國君主為釋放路易十六及其家屬向革命的法國施加壓力,宣稱:“法國君主的事就是所有君主的事!”以此促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臨死前還感嘆“要是我能夠活上二百歲,整個歐洲必將置於俄國的統治之下。”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孫子,也是俄國霸權主義的後繼者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默許了俄國貴族對其父保羅一世的暗殺,主因就是認為保羅一世與法蘭西帝國妥協,放棄歐陸事務,反而進軍波斯印度,有悖於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亞歷山大一世甫一登位就想以歐洲舊秩序的維護者身份出面,在戰敗的奧皇弗蘭茨二世與普王弗里德里希三世面前信誓旦旦拍胸脯保票滅掉拿破崙。但很快就在弗里德蘭被拿破崙打的灰頭土臉,在提爾希特和約和埃爾福特會晤之後,縮回到涅曼河以東的俄羅斯的縱深本土。講到這裡,矛盾衝突就漸漸明朗起來:雖然法蘭西帝國在大革命後的猛然崛起有著不可抗拒的歷史原因,但提爾希特和約後拿破崙的繼續擴張——或者說拿破崙追求榮譽的從無止境的個人雄心——卻是埋葬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的必然;無論如何法蘭西的崛起本身就足以與東方巨人自彼得大帝以後一直以來的國策相衝突,更遑論法蘭西帝國先進的社會制度本身就是一切封建制國家機器的最大威脅。對俄羅斯貴族說來,提爾希特和約給予俄國的是有損國家利益的、有失榮耀的強加的和平。歸根結底是兩個有野心的大國之間的難以調和的利益衝突導致了1812年戰爭的爆發;其時,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不是夠成戰爭爆發的必然因素,當戰爭表現為民族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時,那只是戰爭的藉口罷了。兩強相持,勢不兩立。先發難者也並非要在道義上多虧欠一些。不過單純以軍事言之,只有拿破崙以“歐洲第一名將”之才,率領與他本人“完全合拍”的久經戰陣的部隊,才敢於把部隊“運過半個歐洲,由萊茵河到了伏爾加河”主動進擊;而亞歷山大一世之才則不足以服眾威敵,不足以攖法蘭西戰士之鋒,只是在法軍深入俄羅斯本土之後才壩址揮全權交給老將庫圖佐夫,利用俄羅斯的地理空間、凍地冰天河拿破崙的戰略戰術失誤,才取得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