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縣北沙窩廟村的沙麓山
大名縣，地處冀魯豫
馬陵之戰的戰場應在沙麓山東南麓及其附近沙麓山溯源
追根溯源，當我們注意到兩三千年之前河北的自然地理狀況，就可以看出：由於太行山和沙麓山的對峙和扼制，限制了中原對北方的進攻，因而利於北方民族把勢力範圍擴展到今河北一帶；今河北省南部便成為決定南北征戰勝負的戰略要地，雙方不能不在這裡拚死爭奪。
幾十年之前，大名縣東半部有很多起伏連綿、大大小小的土丘，有的高達數丈。現在，均為平整的田地，土丘已無蹤影。而在2600多年之前，歷史上著名的沙麓山，就在這裡巍峨矗立。
關於沙麓山，河北省大名縣解放前的諸本縣誌均記載有名。它的主峰起自今大名縣東北部，向東南綿延伸展。《穆天子傳》卷六，即東晉郭璞《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記載：周代，周穆王和其愛女叔女坐曾兩次來到山上。由於叔女坐曾在沙麓山居住，還有傳說叔女坐死後葬在沙麓山，所以建廟紀念她。這就是酈道元《水經注》卷五所記沙丘堰，現為石家寨村。在大名縣城東25華里。
沙麓山不但高大巍峨，而且矗立於黃河東岸。西麓的黃河渡口，乃東西往來必經之處。不但行人越來越多，而且有人在沙麓山上聚集居住。古代稱人們聚集為邑，沙麓邑出現在沙麓山上。春秋時期，齊桓公看重沙麓山，在沙麓邑修築了城郭，名為五鹿城。與別的山嶺不同，沙麓山不是石山而是土山，不斷出現山體滑坡。而五鹿城外的一道高峰被森林覆蓋，尚相當穩固。但是，公元前646年農曆八月，這道山峰突然崩塌，地面抖動塌陷，五鹿城陷進地下。從此以後，五鹿城便有了“襲邑”之稱。襲邑者，陷於地下也。現在，大名縣東部有前後現城兩個村莊，當地“現”與“陷”同音，傳說五鹿城原來就是這裡。
無怪乎沙麓山有如此神奇的色彩，它所處之地理位置實在極為重要。當時，今河北省中南部，西是太行山，東臨大海，形成南北走廊。而沙麓山聳立於太行山之東，使今邯鄲市東部恰如這個走廊南端的門戶和咽喉。這道大門往北，主要是北方部落民族活動的區域。由此往南，就是上古五帝活動的中心區域——中原。上古五帝，黃帝之後，顓頊的首都在今河南省濮陽市。顓頊之後是帝嚳，也把濮陽作為首都。濮陽儘管距離邯鄲市區只有150公里，距今大名縣城僅75公里，但由於沙麓山和太行山的扼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北方民族在今河北省中南部的活動。
4000多年前，商王朝的興起正是得益於河北的地理形勢，利用了這裡的自然資源。商在哪裡？實際上就在今邯鄲市東部。那時，漳河從太行山和沙麓山對峙的夾谷中自南向北流過。據成安縣水利志有關資料，漳河在今成安縣漳河店之西轉而東流，在漳河店之東旋而向北。古代視東西流向為橫流，便把漳河店一帶稱為衡（橫）漳。古代，“商”字通“章”。對於商的地望，北京大學教授孫淼在1987年出版的《夏商史稿》中作了透徹的考察分析。他認為，商是滳的同音字，商在滳水流域。他從滳水的流向等特點出發，斷定滳水就是漳水。甲骨文中有“滳水”而無“漳水”，現在有“漳水”而無“滳水”。滳水之名廢，漳水之名興，“滳”字被“漳”字代替了。今天的漳河，古名就是滳水。既然商地之名本於漳河，則商在漳河岸邊。孫淼說：“無論從天文學、考古學和文獻記載幾方面進行考查，情況都是一致的，所以把商的起源地定在漳水流域，還是比較合適的。”
商地的中心在何處？因無史證，不能妄下結論。疑是“衡漳”，即今漳河店一帶。僅從石家莊台西殷商貴族遺址發掘判斷，在整個商代，今石家莊、邢台、邯鄲沿太行山麓一帶經濟發達，技術先進，是商朝的貴族居住區。當然，對此尚未進行全面發掘。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先商的生活區域究竟在哪裡，在秦之前的文獻中並沒有明確記載。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契“封於商”，也未說明商在何地。到了東漢，鄭玄說“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太華之陽指今陝西省商縣一帶。這個說法，長時期得到廣泛認可。20世紀70年代末，對商縣一帶的古文化遺址進行了發掘考古，證明陝西地區的古文化和商文化根本不是一個系統。於是商族起源陝西說被否定了。商族的起源地還有東北說，說在遼水流域。對其文化遺址進行鑑定，證明並非商文化遺址，東北說也被否定。有人以為商就是今河南省商丘市。實際上，在西周之前，直至西周初年，商丘市一帶從來不稱商，史籍上都稱其為“宋”。西周初年，把微子啟封在宋地，今商丘市才成為殷商一支的活動中心。早在東漢時期，賈逵就反對商在今商丘市的觀點，說：“商丘在漳南”。但賈逵並未具體指出商到底在何處。
到了現代，史學界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先商生活在太行山的東麓。1935年，丁山提出“契居蕃”之蕃就是河北省平山縣的蒲吾村。郭沫若則考證，昭明所居之“砥石”在汦水流域，即今石家莊市元氏縣境內。除了孫淼的闡述，更有力的證明，是最近在石家莊、邢台、邯鄲一帶越來越多地發現了一些古文化遺址都屬於商文化。看來，商族起源於太行山東麓（今河北南部）是可信的。研究分析一下沙麓山崩塌之前的地理形勢，對於商族興於河北就更容易理解了。
殷商的發祥已經有力地說明，沙麓山的存在為北方民族造就了生存和發展的有利條件。追根溯源，當我們注意到兩三千年之前河北的自然地理狀況，就可以看出：由於太行山和沙麓山的對峙和扼制，限制了中原對北方的進攻，因而利於北方民族把勢力範圍擴展到今河北一帶；今河北省南部便成為決定南北征戰勝負的戰略要地，雙方不能不在這裡拚死爭奪。沙麓山存在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了河北的歷史文化中，戰爭總是濃墨重彩。
當然，沙麓山崩塌之後，河北一帶繼續生動地書寫了豐富的戰爭篇章，這顯然不能說沙麓山仍然是決定因素。但是，沙麓山存在之時所奠定的相當重要的基礎，對後世的影響則是不應抹殺的。
沙麓山崩塌之後，再無昔日的巍峨險峻，控扼南北的威勢大減。但是，沙墟之上土丘起伏，溝深林密，而且，西邊就是黃河渡口，仍然是控制東西之樞紐。《春秋公羊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這說明，公元前646年農曆8月28日沙麓山崩塌之前，黃河從它山腳下流過。到北魏酈道元寫《水經注》時，黃河“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酈道元所說黃河故道在今衛運河之東，在大名縣境內幾乎與衛運河平行，最近距離不足500米，遺蹟仍依稀可見。
可以說，在酈道元之前，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黃河基本都是從沙麓山（沙麓墟）西麓流過的。可以想像。黃河滾滾北流，使這裡成為東西要衝。無怪乎史籍多次記載，從衛國等中原之地去齊國，都是經沙麓山到莘野（今山東省莘縣），然後向東。沙麓山崩塌之後，西邊的黃河大渡口是仍然存在的，沙麓墟依然是東西必經之路。所以，很快就在原五鹿城的西邊，選新址重新建起了五鹿城。南面和東南面又出現了沙（瑣）、馬陵等城邑。關於新五鹿城（酈道元所說元城縣故城）的位置，當地人傳為今大名縣張集鄉固城村，東距前後現城村（原五鹿城遺址）15里。按照《水經注》所說與沙丘堰的對應位置，是可信的。
戰國時期，戰爭連續不斷，沙麓墟的戰略地位仍然相當重要。公元前439年，魏文侯得到這塊寶地。魏武侯在位期間，封其子公子元食邑於此，五鹿城更名為元城。到了魏惠王，著名的齊魏馬陵之戰就發生在這一帶。由於沙麓墟逐漸被填為平地，後來人看不到山陵也看不到深溝，難免產生懷疑。《東周列國志》的作者好像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生動描繪馬陵之戰時，寫明了沙麓山。
筆者以為，馬陵的地望應在今大名縣，在現在6個馬陵村這一帶。馬陵道是一條道路，應與馬陵有關，或者起自馬陵，或者經過馬陵。至於長度是多少，現在已經不能考證。但是，馬陵道應是沙麓山崩塌形成的地貌，馬陵之戰的戰場應在沙麓山東南麓及其附近，應與今大名縣馬陵一帶相關連。
沙麓山的歷史文化開發
在新農村建設中，大名縣以“新面貌、新風尚、新隊伍、新氣象”為目標，科學規劃，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實施五項工程，為農民營造美好生活家園。“潔面工程”，改善村容村貌。該縣把建設新農村確定為一規五化+文化，即整體規劃、道路硬化、處處綠化、庭院淨化、街道亮化、整體美化加繁榮文化。去年以來，該縣完成鄉村道路硬化500公里，主要街道硬化300公里，植樹400餘萬株，村莊綠化60個村，沙地造林3500畝，對3000多個農戶庭院進行了綜合改造。深挖新農村建設內涵，把歷史文化資源融入新農村建設是該縣新的亮點。大街村藉助宋朝陪都所在地，投資10萬元修建古文化休閒廣場和文化一條街；北沙窩廟村利用沙麓山文化修建了沙麓山公園。
沙麓山孕育了邯鄲的古代輝煌
沙麓山是“青龍日奔、玉帶腰纏”的風水寶地。先後出過漢孝元皇后王政君和新朝皇帝王莽，明代孝潔陳皇后。河北大名古稱“麒麟城”，即由“沙麓山中藏五鹿，黃龍崗上埋麒麟”而來，傳說曹操是麒麟再世，北宋王安石也相信“疑冢”之說：“青山為浪入漳州，銅雀台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壟畝，麒麟埋沒幾春秋。功名蓋世知誰是，氣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餘故物，魏公諸子分衣裘。”
據《魏書·武帝紀》記載：公元192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撥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國，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在河北歷史文化區域之內，邯鄲一帶有其獨特之處。起初，由於處於這一區域的南端，更便於吸收中原文化。所以，在禹貢九州之時，邯鄲一帶處於冀州的首要位置，冀州首府在今臨漳縣之鄴城。後來，作為先商封地之商地，對商朝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隨著華北平原的不斷向東拓展，沙麓山又於公元前640年崩塌，邯鄲一帶失去了河北走廊雄關鎖鑰的優勢。這似乎是天不予便，但人的因素凸現出來。較早注重利用文化資源，成為邯鄲歷史文化突出鮮明的特點。
此後的歷史如此生動，戰國時期，便上演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趙武靈王的改革思想源於對先進文化的吸收。中原文化一經結出魏國改革之果，趙國便仿效學習，初期便進行了治國、治軍、治吏、治理經濟的一些改革。到了趙武靈王，他少有民族偏見，注意學習吸收北方民族的長處，於是力排眾議，力主改革。胡服騎射的改革，既是對陳腐落後文化的摒棄，又是對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自覺學習和吸收。這次改革，不但大大加強了趙國的軍事實力，而且破除了夏商周三代形成的歧視少數民族的偏見，帶動了趙國對各種先進思想文化的吸收、先進生產技術的引進。於是，較為開明的政治統治在列國之中率先實現，顧全大局、愛國愛民、惟才是舉、不畏強暴、英勇抗擊外侵形成氛圍，忠臣良將接連湧現。趙武靈王扮作使者潛入秦廷，表明趙國不但敢於同強秦抗衡並有襲擊秦國、吞併列國之志。農業、手工業、商貿迅速發展，使邯鄲一帶成為全國重要的經濟發達地區。一直到漢代，邯鄲仍然是富庶之地。西漢時期，除長安是全國的中心商市之外，還有洛陽、邯鄲、臨淄（今山東淄博市）、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為全國最大的中心商市，從此，邯鄲便被稱為“五都”之一。數不勝數的成語典故充分表明趙國文化之燦爛，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可以稱之為趙文化的最高升華和凝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