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汪霦，丙辰（1676）進士，補行人，舉博學鴻詞，改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辛酉（1681）典試陝西，榜發皆名士。遷贊善。擢祭酒，盡革太學陋規。歷遷內閣學士，編纂《佩文韻府》成，擢戶部右侍郎。旋命纂《佩文齋歷代詠物詩》。在戶部時，一塵不染。主順天鄉試，榜發，論者稱其明。歸田後，杜門掃軌，不與戶外事。霦性伉爽，與人交，不設城府，不立崖岸，人以是樂親之。”
據《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
“（辛亥，1671），升詹事府少詹事汪霦為詹事。”
“（戊午，1678），升詹事府詹事汪霦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丙子，1696），升內閣學士汪霦為戶部右侍郎。”
“（乙酉，1705），諭大學士等：今年順天鄉試聲名不佳，人或怨其不公；……朕在避暑處點汪霦、姚士藟為正副考官，以為出人意料。朕親手封發，當不復生弊矣。由此觀之，亦不在此，但存乎其人之所行而已。科場之設，以為選擇人材之地，於此事而行之不正，雖學問優長，何益之有？汪霦、姚士藟著解任。……朕於此事，大加詳慎，著將汪霦、姚士藟交該部嚴加議處。”
則汪霦主順天鄉試，實有弊端，“人或怨其不公”，並非如秦瀛《己未詞科錄》所說的“論者稱其明”。汪霦因涉及科場作弊案，罷官居家，自然是“杜門掃軌，不與戶外事”了。
王煐與汪霦是編纂《大清會典》時的同事，時汪霦官候補國子監祭酒，王煐官候補按察使司副使，因此二人在京中時來往較多，加上汪霦“不設城府，不立崖岸”伉爽性格，王煐與之交情較深，也在情理之中。
康熙三十五年（1696），惠州通判俞九成進京，攜王煐《憶雪樓詩集》請汪霦作序，汪霦欣然應允。序云：
“嶺南濱海之地，唐宋時視為荒徼，往往以處謫遷之士。仕其地者，恆多憂愁無聊、感慨不平之致，故於人民政事，遂不復耑用其心，而時托興于山水泉石間，或發為詞章以自遣。其意蓋中心鬱結，不得已而寄於此也。今國家大化，旁達天下之民，不以遠近異視，雖其瘴嶺荒陬，必選才能者以為之吏。而士之吏於遠方者，雖在數千里外，得與三輔近畿之臣校歲月以改官，蓋愛民之仁，待臣之厚，視唐宋為加善矣。士大夫於此方汲汲乎以治人行政為先，無復無聊不平之意。則於詞章翰墨，所以遣興寄情者，宜其不暇以為。雖然，詩固各有其旨也。昔人謂：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要亦舉其概而言之。若夫古之君子，政成事和，民生樂業，功敘既奏，形為詠歌，則亦有不盡於此者矣。
惠州地屬嶺南，昔蘇子瞻謫居於此。而今寶坻王君紫詮以尚書郎出守是郡。蓋國家選用賢能，事與古異，然君獨慕子瞻為人，時於政事之暇，登臨山水，作為詩歌，以追仿其高致，殆所謂政成事和，悠遊無事，得有餘力而為此者歟？余戚友俞君介石，以別駕佐君於惠，今歲來都，攜君《憶雪樓詩》示余，發而讀之，大率多和東坡原韻，而托興高遠，從容閒適；又有自得於中而不必盡擬乎古者。蓋東坡之詩，作於遷謫憂患之餘，而君之詩，作於上下浹和之日，詩同而所以為詩者不同也。往者君為郎時，余在翰林，嘗同事纂修之役，固知君之才有以過人；而介石又盛稱君之為守，百度修舉，人民愛懷，非俗吏所能及，余故樂為之序。既以見君之優於其職，克有餘閒，又深幸朝廷治化之遠，雖古所稱荒服地，而民樂其生，士樂其土，如此不可謂非太平之一驗也？同館弟錢唐汪霦序。”
序中說“固知君之才有以過人”，對王煐十分讚賞，當非虛言客套之語。王氏“貞久堂”初刻《憶雪樓詩集》，汪霦之序列在首篇，後因順天科場案發，汪霦名聲受損，王家為避嫌計，將汪霦姓名挖去，而序文猶存。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初秋，王煐自江南還京，曾看望汪霦這位老友，有《汪司成齋頭賦得雨余清晚夏》詩：
“高館雨初收，登臨霽色幽。
斷虹催日落，螢火迓星流。
幾簟清無暑，琴書冷欲秋。
孤懷宜客況，蕭寺更淹留。”（《王南村集》第203頁）
以後，再無與汪霦來往的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