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集貴“全”，收文最多。比較北師大版《全集》，人文版《全集》新收佚文數量如下：小說28篇，其中25篇創作於民國時期；散文卷、談藝卷新收文章合計100多篇； 劇作7部； 詩歌卷收錄汪曾祺詩歌257首，較北師大版（88首）多出169首，其中40餘首從未見於汪曾祺作品集；書信卷收293封，（北師大版《汪曾祺全集》收汪曾祺書信55封）。其次，從文類看，不僅收入汪曾祺創作的文學作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間文學作品；不僅收入迄今發現的全部書信，還收入了書封小傳、題詞、書畫題跋、圖書廣告、思想匯報等日常文書。可以說，《全集》收盡汪先生全部文字著述。
這些新增內容，一部分是由汪先生子女提供的，一部分是由學者陸續在報刊上發現的，還有一部分是人文社向社會廣泛徵集而來以及根據線索追蹤查找到的。這三個渠道匯集了相當可觀的內容，極大豐富了汪先生作品、文稿的數量，並將拓展人們對汪先生文學成就的認識、增進對汪曾祺本人的了解。
二，講究底本，校勘精良，傾力打造汪曾祺作品新善本。全集中的文學作品，以最初發表的報刊版本為底本（少量未發表作品以手稿、油印本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編訂出版的、比較優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為參照校本，進行校勘，改正文字的錯、漏、衍、倒置及標點錯誤。確保為讀者提供一個原汁原味而又編校精良的汪曾祺讀本。
為了守住底本規矩，各卷主編在全國南北各大圖書館搜求，踏破鐵鞋，這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校勘校訂文字，也是考驗細心耐心的慢功夫，拿著放大鏡，攤一桌書，是編輯工作經常的情景，常常為辨認一個字、校正一個字而欣欣然。舉個例子，《侯銀匠》有一句“老大愛吃硬飯，老二愛吃軟飯，公公婆婆愛吃燜飯”，歷來市面上各種版本都是“吃燜飯”；後來通過掃描原稿放大了看，發現“燜”字實應為“爛”字。汪先生手稿常是繁簡夾雜，此處應該是繁體的“爛”，右邊的“門”字給簡化了；而且從上下文看，“硬”“軟”描述的都是米飯的軟硬程度，“爛”比“軟”更甚一層；如果是“燜”，忽然變作煮飯的方式，邏輯上也不對——一字之易，頗費思量。而類似的情況太多了，特別是民國時期報刊上所載文本，因為年代久遠，字跡剝落或漫漶，許多字難以辨識，編者經常要跑不同的圖書館去找另一份同期報刊，互相對照以確定一個字……所以，為什麼“全集”編了這么久，好多汪曾祺先生的“冬粉”迫不及待地問，這可能就是答案之一吧。
三，每篇有題注，提供了汪曾祺每一篇作品的版本信息——書市中，汪曾祺各種作品集很多，但能做到每篇有題注的，僅有人文版《全集》。體現了《全集》的學術性。
題注交代原載及收入作品集、文本改動、筆名等版本信息；書信題注，介紹收信人簡況；部分詩歌在題注中交代了必要的創作背景及由編者所擬詩題情況。通過題注，每一篇作品的版本情況基本釐清。
題注雖然只是短短几行或一句，卻往往是經過費時費力尋找版本信息、耐心細緻地比較不同版本的更改情況等大量幕後工作得出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