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春秋時代,江右大地經常被稱為“吳頭楚尾”,是因為江西曾迭為吳、楚、越國的爭雄之地。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公元前306年楚滅越。處於“吳頭楚尾”的江右地區江西和各方都有大量關係,而贛語中至今依舊保存著一些很有特色、很常用的古吳語和古楚語詞的積澱,西漢揚雄在其著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中,提到“南楚”方言達85次,其中單言“南楚”、不並引其他地名有42次,提到“南楚之外”、“南楚之南”10次。而《史記·貨殖列傳》中則註明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同時,《方言》中提及的吳越、吳楊越、吳楚等地亦被認為包括江右地區。
南北朝時的江右地區的原住民被稱為“傒人”,如果要區分的話,則兩湖人被稱為“傖”,江右人被稱為“傒”。《余嘉錫論學雜著·釋傖楚》說:“永嘉喪亂,幽、冀、青、並、充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者。……其地多中原村鄙之民,與楚人雜處,謂之‘雜楚’。吳人薄之,亦呼‘傖楚’。別目九江、豫章諸楚人謂‘傒’。而於荊州之楚,以其與揚州唇齒,為上游重鎮,獨不受輕視,無所指目,非復如東渡以前,統罵楚人為傖矣。”
隋唐之後江西地區成為全國十道之一的“江南道”,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人口劇增,江右民系第一次大規模向外移民也是由此間拉開序幕,南昌、吉安一帶的人口不斷向湖南東北的湘陰、寶慶、新化等地移民。
五代以後,外省人移入湖南省,多來自東方,主要是江西省。據相關統計,外省人移入湖南者,五代至北宋,江西占十分之九;南宋至元代,江西占六分之五;明代為移民極盛時期,江西籍仍為主體。清同治《醴陵縣誌》:“洪武初召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據近人統計,醴陵縣明代從江西遷入的有296族。《茶陵縣誌》:元至清代,境內人口遷徙頻繁,據66部族譜記載,其間自贛、粵、閩、浙、皖等地入遷,衍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贛也是排在首位的。[3]
福建的邵武、光澤、建寧、泰寧、將樂、順昌等閩北縣市在宋朝以前這裡曾經通行閩北語,南宋時福建閩北
宋代漢語方言分區
發生過多次的農民起義導致當地人口大量銳減,一些文人描寫了當時的慘況:“前村不復炊煙起,長似清明寒食時”,“江閩五十邑,荊棘五千里”。在朝廷的獎墾下,江西撫州、信州一帶的人大規模向福建閩北移民,填補當地的人口空間,嚴燦在《兵火後還鄉》中寫道:“舊時巷陌今誰住,卻問新移後來人”。這“新移後來人”便是翻過武夷山的江右民系。這些定居者大體按路程的近遠而遞減,邵武軍最多,南劍州所屬的將樂、順昌其次,建州所轄的西片崇安、建陽又次之。《福建省志》將這次移民稱之為“第二次贛人入閩”。
清同治《醴陵縣誌》:“洪武初召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據近人統計,醴陵縣明代從江西遷入的有296族。《茶陵縣誌》:元至清代,境內人口遷徙頻繁,據66部族譜記載,其間自贛、粵、閩、浙、皖等地入遷,衍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贛也是排在首位的。江右移民也帶來了他們的語言贛語。因為江右移民主要集中在湖南東部,當時的湘東本就地廣人稀,移民又是批量聚居,他們的母語得以保存下來,湘東由北而南狹長地帶的贛語區也就由此形成。畢竟處於湖南境內,隨著時間的推移,湘語已經在湘東贛語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又使得今日湘東贛語與江西境內贛語差異不小。[3]
洪武三年,南豐遭戰亂天災,縣民始遷徙外流,常山居多。在後續數百年間,南豐縣不少農民迭遭戰亂和天災遷徙外流江西玉山、浙江常山、江山等地,最終形成贛閩浙贛語方言島。
康熙年間,清政府鼓勵移民墾荒,並頒布優惠條文,這使得大量皖、鄂、湘、贛的居民遷入陝南地區。《商南縣誌》記載,全縣人口從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5990餘猛增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102299人,152年間人口翻了近20倍。部分江右人遷入陝南,郭沈青指出“蠻子話”(江南話)指來自皖西南和鄂東南地區的贛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