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民系是指一個民族內部的分支，分支內部有著共同或同類的語言、文化、風俗，相互之間互為認同。如說粵語的廣府民系、說贛語的江右民系等。20世紀以前，關於漢族差異性的研究非常少。20世紀30年代，廣東學者羅香林意識到，漢族等龐大的民族會因為時代和環境的變遷逐漸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亞文化群體。為了描述這些亞文化群體，羅香林首創了民系這個詞。
江右民系通常指的是使用贛語方言地區的漢族族群。 江右人是東南漢族的主要族群之一。分布地域相當廣大，人口總數超過6000萬。江右人分布在江西大部，而外省的江右人主要是歷史上由江西江右人大本營遷移出去或又再次遷往第三地的居民，今天主要居住於湘東和閩西北、鄂東南、皖西南和湘西南等地區。江右人為古代中原人和贛地先民的融合體。
遷移史
江右這個詞在上古時期就出現，之前江右地區人遷徙到外地大都以江右人自居，江右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化傳承下來，其影響實為深遠，受江右語（贛語）影響之地也通行江右語（贛語），也是有著大體一致的文化認同，因此他們也同屬江右根源，我們即可稱其為泛江右。江右民系以贛江、瓦子角、瓦屑壩、撫河流域、吉泰盆地為起源和繁衍地，有著自己獨特文化、語言、風俗、贛派建築風格的漢族民系。
上古時期江右大地曾經有過“乾越國”和“艾國”等非華夏族國家。史載乾越國在春秋時期為吳國所滅，其中心地帶位於今餘干一帶，而艾國則位於今修水、武寧一帶，後其被楚國併吞。至春秋時代，江右大地經常被稱為“吳頭楚尾”，是因為江西曾迭為吳、楚、越國的爭雄之地。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公元前306年楚滅越。處於“吳頭楚尾”的江右地區江西和各方都有大量關係，而贛語中至今依舊保存著一些很有特色、很常用的古吳語和古楚語詞的積澱，西漢揚雄在其著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中，提到“南楚”方言達85次，其中單言“南楚”、不並引其他地名有42次，提到“南楚之外”、“南楚之南”10次。而《史記·貨殖列傳》中則註明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同時，《方言》中提及的吳越、吳楊越、吳楚等地亦被認為包括江右地區。
南北朝時的江右地區的原住民被稱為“傒人”，如果要區分的話，則兩湖人被稱為“傖”，江右人被稱為“傒”。《余嘉錫論學雜著·釋傖楚》說：“永嘉喪亂，幽、冀、青、並、充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者。……其地多中原村鄙之民，與楚人雜處，謂之‘雜楚’。吳人薄之，亦呼‘傖楚’。別目九江、豫章諸楚人謂‘傒’。而於荊州之楚，以其與揚州唇齒，為上游重鎮，獨不受輕視，無所指目，非復如東渡以前，統罵楚人為傖矣。”
隋唐之後江西地區成為全國十道之一的“江南道”，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人口劇增，江右民系第一次大規模向外移民也是由此間拉開序幕，南昌、吉安一帶的人口不斷向湖南東北的湘陰、寶慶、新化等地移民。
宋代漢語方言分區福建的邵武、光澤、建寧、泰寧、將樂、順昌等閩北縣市在宋朝以前這裡曾經通行閩北語，南宋時福建閩北
發生過多次的農民起義導致當地人口大量銳減，一些文人描寫了當時的慘況：“前村不復炊煙起，長似清明寒食時”，“江閩五十邑，荊棘五千里”。在朝廷的獎墾下，江西撫州、信州一帶的人大規模向福建閩北移民，填補當地的人口空間，嚴燦在《兵火後還鄉》中寫道：“舊時巷陌今誰住，卻問新移後來人”。這“新移後來人”便是翻過武夷山的江右民系。這些定居者大體按路程的近遠而遞減，邵武軍最多，南劍州所屬的將樂、順昌其次，建州所轄的西片崇安、建陽又次之。《福建省志》將這次移民稱之為“第二次贛人入閩”。
清同治《醴陵縣誌》：“洪武初召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據近人統計，醴陵縣明代從江西遷入的有296族。《茶陵縣誌》：元至清代，境內人口遷徙頻繁，據66部族譜記載，其間自贛、粵、閩、浙、皖等地入遷，衍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贛也是排在首位的。江右移民也帶來了他們的語言贛語。因為江右移民主要集中在湖南東部，當時的湘東本就地廣人稀，移民又是批量聚居，他們的母語得以保存下來，湘東由北而南狹長地帶的贛語區也就由此形成。畢竟處於湖南境內，隨著時間的推移，湘語已經在湘東贛語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又使得今日湘東贛語與江西境內贛語差異不小。
洪武三年，南豐遭戰亂天災，縣民始遷徙外流，常山居多。在後續數百年間，南豐縣不少農民迭遭戰亂和天災遷徙外流江西玉山、浙江常山、江山等地，最終形成贛閩浙贛語方言島。
康熙年間，清政府鼓勵移民墾荒，並頒布優惠條文，這使得大量皖、鄂、湘、贛的居民遷入陝南地區。《商南縣誌》記載，全縣人口從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5990餘猛增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102299人，152年間人口翻了近20倍。部分江右人遷入陝南，郭沈青指出“蠻子話”（江南話）指來自皖西南和鄂東南地區的贛語。
文化
贛語
贛語是江右民系使用的主要語言，也為中國日常生活中主要運用的漢語七大方言之一，使用人口在江西境內主要分布在贛江的中下游、撫河流域及鄱陽湖及周邊、湘東和閩西北、鄂東南、皖西南和湘西南等地區。統計下來贛語的分布總面積近20萬平方公里，在南方六大漢語中，分布地域最廣。
江西境內的贛語區主要分布於贛北、贛中、贛東、贛西一帶，面積和人口占全省的四分之三，是江西境內第一大漢語方言。包括南昌市及所轄的南昌縣、新建、安義、進賢；九江的湖口、星子、都昌、德安、永修、武寧、修水、彭澤、瑞昌；宜春市及所轄的豐城、樟樹、高安、奉新、靖安、宜豐、上高、萬載；新余市及所轄的分宜；萍鄉市及所轄的蓮花、蘆溪、上栗；景德鎮市及所轄的樂平；上饒的鉛山、橫峰、弋陽、萬年、鄱陽、餘干；鷹潭市及所轄的貴溪、餘江；撫州市及所轄的東鄉、崇仁、宜黃、樂安、金溪、南城、黎川、資溪、南豐、廣昌；吉安市及所轄的吉安縣、吉水、峽江、新乾、永豐、泰和、安福、永新、井岡山、遂川、萬安。
此外，贛語還分布在湖南東部，包括岳陽市市區、臨湘市和岳陽縣、平江縣華容縣的部分，長沙市的瀏陽，株洲市的醴陵市、攸縣、炎陵縣和茶陵縣，衡陽市的耒陽市和常寧市，郴州市的永興縣、安仁縣和資興市，邵陽市的洞口縣以及綏寧和隆回的北部等等；福建省的邵武、光澤、建寧、泰寧；
湖北省東南部通城、蒲圻、崇陽、通山、陽新、鹹寧、嘉魚、大冶；安徽省西南部安慶地區的望江、東至、宿松、懷寧、太湖、潛山、岳西、桐城等；浙江省西部的某些地區。
贛語的系屬一直都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基本上可以歸為二類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贛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因歷史、文化等因素而多持有這種觀點。而且贛語使用人口亦較多認為贛語是屬於漢語方言的一種，這多出自於學術宣傳、政治考量、民族感情等諸多因素，也因為贛語相較於粵語、閩語和官話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種觀點認為贛語本身就是一種語言，海外語言學家在做漢語言學研究時就把贛語和其他漢語分別作為單個語言研究。因為從語言學角度上看，凡是互相之間不能通話的，均應列為不同的語言。而贛語和其他漢語在語音、辭彙、語法上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口語上對話人是無以溝通的。因此有學者認為，這些不同的漢語基本上是“語言和語言”的關係，而非“方言和方言”的關係。對照世界上對語言的定義分類，同屬印歐語系的英語和德語之間的共用辭彙根據相關研究為58%，法語和義大利語則為80%，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更達87.4%。而這一系列語言都為不同類語言。即使分屬不同語系的中文和日語之間的同源辭彙也有47.5%。而贛語和北方官話之間的互通辭彙僅為46.9%。由此可見，如果以“同源詞”作為指標來衡量語言的話，贛語和北方官話之間的差異已遠甚於“方言”之間的差異。
贛語歷史十分悠久，還保留著許多遠古時的印記，比如“站”是國語中最普通的辭彙，而贛語族群卻說成“企”，商周時的華夏族就是這么說的。“企”的甲骨文和金文描繪了一個側立的“人形”，特彆強調了“腳掌”，生動的表示了“站立”的意義。後來隨著隸書的出現，“人”和“企”開始分離。在“企鵝”一詞中，“企”字任然保存了古義，說明它不是普通的鵝，而是站立著的鵝。
其實早在西漢時期，贛語就已經開始初具規模了。贛語的發展歷史主要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是秦漢時期，在秦國統一六國之後，由於經濟政治上的需求，組織了一系列、強制性的人口遷移。而從這時候開始，贛語由此開始茅芽。而在兩晉南北朝的270年中，出現了7次南下移民的高潮。這時候的贛語也形成了一種新的漢語方言。
贛派建築
江右地區的傳統建築主要為贛派建築，著名建築有貴溪耳口曾家清代建築群、贛縣夏府村戚氏宗祠、近代代表建築主要為廬山別墅群、廬山天主教教堂等待；現今地標南昌八一大橋、南昌金融中心等等。以樂安流坑、安義羅田等江西古村落為代表的贛派建築文化：其布局簡潔，樸實素雅，是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贛派民居建築。外看，多為長方形平面，用空半磚牆圍合，清一色的青磚灰瓦，高峻的馬頭牆，半掩半露的雙披屋頂隱在重重疊疊的馬頭牆後面，馬頭牆造型豐富多樣，翹首長空，既可防火，又可防風。入內，其格局多為二進三開間，一堂一廳，面闊三間，明間廳堂，次間臣室，左右對稱。木構穿斗式梁架，並依使用目的之不同，前檐部常做成各式的軒，形制秀美且富於變化。臥室樓高一層半，下層居住，上半層放置什物。廳堂沒有分層，顯得高大寬敞，氣勢極為堂皇。室內地面，以長條青磚橫向錯縫鋪砌。神龕設在廳堂寶壁兩邊側門的上方。堂前均有較為狹小的天井，既從採光通風之用，又取四水歸堂之意，無形中把人與天銜接起來，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情境。可以說贛派建築，既是中國古建築文化中極其華美一章，又豫章大地上贛派文化的一個重要代表。
婚姻習俗
封建社會，男女婚嫁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沒有自由結婚的權力，一切由父母包辦，按封建禮俗進行。經過議婚、訂盟、納彩、登龍而後結婚。媒人將男女雙方的家庭和男女雙方本身的情況，向對方詳細介紹。如雙方父母同意，媒人便把女方的“年庚”用紅紙書寫，交給男方，男方父母將“年庚”置於祖堂神台下壓擱七天，如無發生意外不吉利的事，便請算命先生和男方的“年庚”對照，雙方八字不會“相剋”，父母認為合適，就初步定局。通過媒人洽談，雙方將聘金、酒禮、妝奩議定後，即行訂盟。訂盟一為明訂，即男方辦禮物(雞、鴨、豬肉、海味、聘金、酒禮、衣料等)送往女方，女方接受禮物後，回給男方“允盟帖”和贈送少量禮物叫“換帖”；另一種叫暗訂，比較簡單，不換帖，男方只備辦部分聘金和少量禮物給女方，女方則回贈幾件菲薄的東西。有的男方辦一、二桌酒筵，請直系血親赴宴，以示婚事訂定。定親後，男女雙方可以來往。訂婚後，男方把雙方議定的彩禮，用正式禮帖由媒人送往女方。男方將擇定的結婚日期，用紅帖隨同聘金、酒禮等各種彩禮，一併送到女方；女方同意後回給男方“允期”紅帖。男雙方積極準備婚嫁事宜。
城區在結婚前夕，由媒人陪女婿到岳丈家上門。辦食匣禮物一擔，有的坐轎子，擎一對高照前往，岳丈家設酒宴款待。女婿先謁祖先，後跪拜岳丈、伯叔等長輩。受拜者要贈紅包給女婿，稱“見面禮”。在擇定的結婚日，男家張燈結彩，貼紅對聯，辦起嫁晚宴，親友登門。婚禮前一天，男家向女家送“起嫁擔”，由媒人護送，挑往女家。中午女家辦“離家酒宴”，下午，男家備“鳳冠霞帔”，抬上花轎，擎高照、手燈籠各一隻，松明兩盞，樂班吹嗩吶，上女家迎接新娘。新娘離開娘家，城區在白天，農村一般在下半夜。樂班吹打鬧堂，催促新娘梳妝打扮，穿紅衣紅褲，披霞帔，戴鳳冠，紅綢巾遮著頭臉，胸前掛桂圓一串和護心銅鏡，紅毯墊地，由娘舅或媒人抱新娘出閨房，站立紅毯拜祖先和父母、娘舅、伯叔等，辭別登轎。新娘上轎前，由媒人試坐，稱“鎮轎”，然後抱新娘入轎。花轎到了男家，妝奩先入門，新娘一般要等到近午時入門。新娘入門要舉行入門儀式，樂班吹鬧，燃放鞭炮，花轎入門進廳堂，由接嫁婆牽新娘立於左邊，新郎站右邊拜堂。禮畢，新郎先入洞房，新娘由接嫁婆迎接，牽行，叫來童男童女，與新娘扛“七星斗”步入洞房。新娘入房後，不論男女老少都可入房逗引新娘，叫新娘唱歌、講故事、端茶敬煙，叫做“鬧新房”。舊時妝奩，一般為一隻花箱、被子一條、蚊帳一頂、衣箱一擔、梳妝鏡匣、馬桶、火籠一對等，富裕人家除豐厚妝奩外，還有撥田和婢女及棺木。婚禮後，大宴賓客，菜餚豐盛的有六盤十碗，一般四盤八碗。以墨魚、蟶乾、銀魚、魚皮、海參、雞、鴨、魚、蛋、豬肉等為主菜。城關、朱口的小腸灌蛋的“鼓子菜”和糯米、紅棗、蓮子拌白糖同蒸的“一盆雪”更有特色，酒宴十分豐盛。入夜，夫妻飲交杯酒（合卺）。
民國時期仍沿用舊時婚禮和舊習俗。也有少數人舉行“文明結婚”，婚禮從簡，借用公共場所或機關學校的禮堂舉行婚禮，有雙方主婚人、證婚人、介紹人，新郎、新娘在雙方的結婚證書上籤字蓋章，就是合法的婚姻。婚禮後設宴慶賀。民國以前，同姓男女不通婚，但有表兄妹近親結婚的。民國時，法律禁止近親結婚，便有遠房或異地的同姓男女結婚，但仍受父母限制。
解放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法定實行婚姻自主，禁止買賣和包辦，不規定訂婚。從此，舊的習俗逐漸改革，向文明簡樸方向發展，男女婚嫁，大多數都是經過互相認識、接觸、互訪家庭，徵得雙方父母同意後，向法定部門登記，領取結婚證。雙方商定結婚日期，舉行女到男家(也有男到女家)的婚禮。迎親已不再用花轎，城內多用汽車、機車，農村多用拖拉機、腳踏車，也有步行的。拜堂儀式已廢棄，只是婚禮前男送一定的禮金、禮品給女方，女方也置辦必要的家具、衣物作為嫁妝。婚禮後辦酒宴請親友，多的十幾桌，少的五六桌。也有開明的青年不按舊習俗辦事，僅舉行簡樸、隆重而有紀念意義的婚禮。八十年代以來，舉行集體婚禮、新婚茶話會、旅行結婚的也增多了。
民系信仰
江右民系的信仰有許真君信仰等等。
江右商幫
江右商幫是十大商幫之一，盛極一時，以講究賈德著稱。江西在兩宋以後，由於得天獨厚，人傑地靈，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先進地區。曆元至明，江西繼續保持這一經濟優勢。在明朝，江西人口僅次於浙江，居全國十三個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於地產豐富，盛產糧食、茶葉、陶瓷、紙張、布匹、木材……繳納稅糧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萬曆年代卻居全國第一。
明代成祖朱棣永樂年間(1403-1424)，江西經濟逐步發展，由於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促使贛江--鄱陽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貨物與商客流通量不斷增加，大大刺激了江西本地商業更趨繁盛。出外經商者，以江西為最，其足跡遍及全國，以至出現"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的盛況。北京是明清時期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江西商人在此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張瀚《松窗夢語·百工記》云："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為夥。"明人各省在北京的會館見於文獻的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居各省之首。湖廣地區是江西商人聚居之地，鹽、當、米、木材、藥材和布匹等六大行業，是漢口的主要行業，皆有江西商號。岳州府瀕臨洞庭湖，其"江湖漁利，亦惟江右人。"其藥材業，多為江西樟樹商人所占有。"豫章之為商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故在湖廣，有"無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說。西南的雲南、貴州、四川等，是江西商人的又一主要活動地區，而又以撫州人為多。撫州艾南英《天傭子集》云："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於其所。"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在雲南居住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江西撫州人，王士性《廣志繹》云："滇雲地曠人稀，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而江西會館設在四川各州縣府的，竟多達200餘處。此外，河南、陝西、兩廣、江浙及福建等地，亦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跡。他們在同外省商人競爭角逐之中，逐漸形成一個勢力很大的"江右商幫"，他們基本壟斷著瓷器、藥材、木竹、茶葉、夏布、紙張和大米等江西名特產品的經營。起始於明代初期，散布於全國各地的"江右商幫"，對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衝擊，激發並促進了全國廣大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明代江右商幫的興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較為有利的經濟基礎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經濟環境，得益於當時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運動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擴張，使江右商幫在當時能夠發展起來，才有了“無江西人不成市場”之說。江右商幫的興起，為江西的經濟發展有較大的貢獻，貿易的繁榮造就了江西當時的輝煌：“瓷都”景德鎮名揚萬里；樟樹無藥，卻成為“藥都”有“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說；九江雄踞長江之濱成為當時極具影響的商埠，在當時江蘇一帶，市傳“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以至於後來九江引起外國列強垂涎；商業繁榮，促進了江西各業的迅速發展，素有“江南糧倉”美名的江西，真是百業興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