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醫[徐志摩詩作]

求醫，是徐志摩的一篇散文。這篇文章原刊於1926年9月6日《晨報副刊》，後收入《自剖文集》。 《求醫》仍然是徐志摩“自剖”的繼續，仍然是他“感到絕望的呼聲”。既然是“呼聲”，便有宣洩的意義，就像病人的呻吟能緩解一下病痛一樣。而作者的期望不僅在於呻吟，更在於醫治。

原文

求醫[徐志摩詩作]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ky is every where blue，it is not necessary to have travelled all round the world.”——Goethe。

新近有一個老朋友來看我。在我寓里住了好幾天。彼此好久沒有機會談天，偶爾通信也只泛泛的；他只從旁人的傳說中聽到我生活的梗概，又從他所聽到的推想及我更深一義的生活的大致。他早把我看作“丟了”。誰說空閒時間不能離間朋友間的相知？但這一次彼此又撿起了，理清了早年息息相通的線索，這是一個愉快！單說一件事：他看看我四月間副刊上的兩篇“自剖”，他說他也有文章做了，他要寫一篇“剖志摩的自剖”。他卻不曾寫：我幾次逼問他，他說一定在離京前交卷。有一天他居然謝絕了約會，躲在房子裡裝病，想試他那柄解剖的刀。晚上見他的時候，他文章不曾做起，臉上倒真的有了病容！“不成功”；他說，“不要說剖，我這把刀，即使有，早就在刀鞘里銹住了，我怎么也拉它不出來！我倒自己發生了恐怖，這回回去非發奮不可。“打了全軍覆沒的大敗仗回來的，也沒有他那晚談話時的沮喪！

但他這來還是幫了我的忙；我們倆連著四五晚通宵的談話，在我至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我的朋友正是那一類人，說話是絕對不敏捷的，他那永遠茫然的神情與偶爾激出來的幾句話，在當時極易招笑，但在事後往往透出極深刻的意義，在聽著的人的心上不易磨滅的：別看他說話的外貌亂石似的粗糙，它那核心裡往往藏著直覺的純璞。他是那一類的朋友，他那不浮誇的同情心在無形中啟發你思想的活動，叫逗你心靈深處的“解嚴”；“你儘量披露你自己”，他仿佛說，“在這裡你沒有被誤解的恐怖”。我們倆的談話是極不平等的；十分里有九分半的時光是我占據的，他只貢獻簡短的評語，有時修正，有時讚許，有時引申我的意思；但他是一個理想的“聽者”，他能儘量的容受，不論對面來的是細流或是大水。

我的自剖文不是解嘲體的閒文，那是我個人真的感到絕望的呼聲。“這篇文章是值得寫的”，我的朋友說，“因為你這來冷酷的操刀，無顧戀的劈剖你自己的思想，你至少摸著了現代的意識的一角；你剖的不僅是你，我也叫你剖著了，正如葛德①說的‘要知道天到處是碧藍，並用不著到全世界去繞行一周。’你還得往更深處剖，難得你有勇氣下手，你還得如你說的，犯著噁心嘔苦水似的嘔，這時代的意識是完全叫種種相衝突的價值的尖刺給交占住，支離了纏昏了的，你希冀回復清醒與健康先得清理你的外邪與內熱。至於你自己，因為發見病象而就放棄希望，當然是不對的；我可以替你開方。你現在需要的沒有別的，你只要多多的睡！休息、休養，到時候你自會強壯。我是開口就會牽到葛德的，你不要笑；葛德就是懂得睡的秘密的一個，他每回覺得他的創作活動有退潮的趨向，他就上床去睡，真的放平了身子的睡，不是喻言，直睡到精神回復了，一線新來的波瀾逼著他再來一次發瘋似的創作。你近來的沉悶，在我看，也只是內心需要休息的符號。正如潮水有漲落的現象，我們勞心的也不免同樣受這自然律的支配。你怎么也不該挫氣，你正應得利用這時期；休息不是工作的斷絕，它是消極的活動；這正是你吸新營養取得新生機的機會。聽憑地面上風吹的怎樣尖厲，霜蓋得怎么嚴密，你只要安心在泥土裡等著，不愁到時候沒有再來一次爆發的驚喜。”

這是他開給我的藥方。後來他又跟別的朋友談起，他說我的病——如其是病——有兩味藥可醫，一是“隱居”，一是“上帝”。煩悶是起原於精神不得充分的怡養；煩囂的生活是勞心人最致命的傷，離開了就有辦法，最好是去山林靜僻處躲起。但這環境的改變，雖則重要，還只是消極的一面；為要啟發性靈，一個人還得積極的尋求。比性愛更超越更不可搖動的一個精神的寄託——他得自動去發見他的上帝。

上帝這味藥是不易配得的，我們姑且放開在一邊（雖則我們不能因他字面的兀突就忽略他的深刻的涵養，那就是說這時代的苦悶現象隱示一種漸次形成宗教性大運動的趨向）；暫時脫離現社會去另謀隱居生活那味藥，在我不但在事實上有要得到的可能，並且正合我新近一天迫似一天的私願，我不能不計較一下。

我們都是在生活的蜘網中膠住了的細蟲，有的還在勉強掙扎，大多數是早已沒了生氣，只當著風來吹動網絲的時候頂可憐相的晃動著，多經歷一天人事，做人不自由的感覺也跟著真似一天。人事上的關連一天加密一天，理想的生活上的依據反而一天遠似一天，僅是這飄忽忽的，仿佛是一塊石子在一個無底的深潭中無窮盡的往下墜著似的——有到底的一天嗎，天知道！實際的生活逼得越緊，理想的生活宕得越空，你這空手僕僕的不“丟”怎么著？你睜開眼來看看，見著的只是一個悲慘的世界，我們這倒運的民族眼下只有兩種人可分，一種是在死的邊沿過活的，又一種簡直是在死裡面過活的：你不能不發悲心不是，可是你有什麼能耐能抵擋這普遍“死化”的凶潮，太悽慘了呀這“人道的幽微的悲切的音樂”！那么你閉上眼吧，你只是發見另一個悲慘的世界：你的感情，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經驗，你的理想，有哪一樣調諧的，有哪一樣容許你安舒的？你想要攀援，但是你的力量？你仿佛是掉落在一個井裡，四邊全是光油油不可攀援的陡壁，你怎么想上得來？就我個人說，所謂教育只是“畫皮”的勾當，我何嘗得到一點真的知識？說經驗吧，不錯，我也曾進貨似的運得一部分的經驗，但這都是硬性的，雜亂的，不經受意識滲透的；經驗自經驗，我自我，這一屋子滿滿的生客只使主人覺得迷惑、慌張、害怕。不，我不但不曾“找到”我自己，我竟疑心我是“丟”定了的。

曼殊斐兒②在她的日記里寫——

我不是晶瑩的透徹。

我什麼都不願意的。全是灰色的；重的、悶的。……

我要生活，這話怎么講？單說是太易了。可是你有什麼法子？

所有我寫下的，所有我的生活，全是在海水的邊沿上。這仿佛是一種玩藝。我想把我所有的力量全給放上去，但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前這幾天，最使人注意的是藍的色彩。藍的天，藍的山，——一切都是神異的藍！……但深黃昏的時刻才真是時光的時光。當著那時候，面前放著非人間的美景，你不難領會到你應分走的道兒有多遠。珍重你的筆，得不辜負那上升的明月，那白的天光。你得夠“簡潔”的。

正如你在上帝跟前得簡潔。

我方才細心的刷淨收拾我的水筆。下回它再要是漏，那它就不夠格兒。

我覺得我總不能給我自己一個沉思的機會，我正需要那個。我覺得我的心地不夠清白，不識卑，不興。這底里的渣子新近又漾了起來。我對著山看，我見著的就是山。說實話？我念不相干的書……不經心，隨意？是的，就是這情形。心思亂，含糊，不積極，尤其是躲懶，不夠用工。——白費時光。我早就這么喊著——現在還是這呼聲。為什麼這闌珊的，你？啊，究竟為什麼？

我一定得再發心一次，我得重新來過。我再來寫一定得簡潔的、充實的、自由的寫，從我心坎里出來的。平心靜氣的，不問成功或是失敗，就這往前去做去。但是這回得下決心了！尤其得跟生活接近。跟這天、這月、這些星、這些冷落的坦白的高山。

“我要是身體健康”，曼殊斐兒在又一處寫，“我就一個人跑到一個地方去，在一株樹下坐著去”。她這苦痛的企求內心的瑩澈與生活的調諧，哪一個字不在我此時比她更“散漫、含糊、不積極”的心境裡引起同情的迴響！啊，誰不這樣想：我要是能，我一定跑到一個地方在一株樹下坐著去。但是你能嗎？

註：①葛德，通譯歌德。

②曼殊斐兒，通譯曼斯菲爾德（1888—1923），英國女作家，代表作為小說集《幸福》、《園會》、《鴿巢》等，其作品帶有印象主義色彩。

賞析

如同他的散文《自剖》、《再剖》一樣，徐志摩不僅剖的是他自己，而且剖的也是同時代的人和那時代的社會。這一點在前面兩篇里表達得比較含蓄，在《求醫》里則表達得比較顯露。在文章之始，徐志摩就引用了歌德的話：“要知道天到處是碧藍，並用不著到全世界去繞行一周。”

如同在同一種背景上的圖畫，會攜帶著這背景的色調，在同一環境中的人，也帶有這個環境的烙印，或深或淺。而藝術家有一種特殊的敏銳，他能感受到外界的任何壓力，把握那些微弱的異動。真的藝術，就是敏感的藝術家發掘自己內心的靈感得到的。

在煩囂的生活中，人們需要思考，靜靜的思考，否則就會丟掉造物主賦予的靈性，變成只知道吃和睡的充滿私慾的醜惡動物。如果人失去了靈性，就會變得空虛和心無所託，如同活在“死的邊沿”上一樣，不完全甚至完全不是因為自己而活。雖然傳統的文化早已加給他們一種內化了的感情——為愛他們和他們愛的人而活，但這樣的生活方式有時卻會扼制人的性靈。

在煩囂的生活中，人們做著原本沒打算做的事情。生活本來有它的脈絡，人們正是按這條脈絡來走的，而人的愛好、思想早已被現實消磨，誠實的勞動也被否定和掠奪了。這是掙扎不了的，因為人脫離不了現實生活。正如文中所說的那樣：“我們都是在生活的蜘網中膠住了的細蟲，有的還在勉強掙扎，大多數是早已沒了生氣，只當著風來吹動網絲的時候頂可憐的晃動著，多經歷一天人事，做人不自由的感覺也跟著真似一天。”很多人都在為別人的虛榮而活，不管這樣的生活是累還是枯燥。

在這樣的社會、這樣的生活里，人的個性被閹割了，各種各樣的病象也隨之出現。種種病象作用於個體，個體也會染上一些慢性病症。這樣的發展勢頭會讓人偏離正常的生活道路越來越遠。

人的思想有遲鈍也有敏銳，徐志摩避不開現實，在他身邊的世界裡，“見著的只是一個悲慘的世界”，他距離他所夢想的平等、健康、文明的社會太遙遠了；在他的心靈里，“只是發現另一個悲慘的世界”，沒有一樣是諧調的和讓人安穩的。人們在生活里過於小心謹慎，人與人之間的寬容和理解已經不存在了，說話、行事總有“被誤解的恐怖”。在這種生活里，作者很難遇到知音，而原來被他視為知音的人也無法和他交流了。

但作者認為，醫治這種不諧調是有藥可尋的——“上帝”和“隱居”，這是徐志摩“求醫”的藥方。但他對“病症”很有主見，他計較的是“隱居”。不管是“上帝”還是“隱居”，都有其積極的一面，作者是在“沉思”，是在做著尋求自我和光明的深沉思考。《求醫》以及《自剖》、《再剖》就是徐志摩要在生活中找回失去的自我、找回諧調的生活而積極沉思的結果。

文章里說：“時代的意識是完全叫種種相衝突的價值的尖刺給交叉住，支離了纏昏了的。”這表現出作者的思想有他的階級局限性和時代局限性。時代的潮流有很多，他沒能選擇打破舊世界再創新天地的潮流。

這篇文章所揭示的意義是：作為主體的人，對生活、對環境不僅是機械的適應，也應該對它們有一個積極的適應過程；作為現實的人，不能要求環境來適應人而不是人去適應環境，也不應該失去對生活的敏感；作為精神的人，不應該在現實中不留痕跡地生活，也不應該為了一己的私利而去傷害甚而殘害同類。不管社會怎樣，人們的觀念和行為都不應該偏離人的性靈太遠，而應該以熱情待生活，以博愛待生靈。

作者

徐志摩（1897～1931），現代詩人、散文家。名章垿，筆名南湖、雲中鶴等。浙江海寧人。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薰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1921年開始創作新詩。1922年回國後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1924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26年與聞一多、朱湘等人開展新詩格律化運動，影響到新詩藝術的發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教授。1930年冬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女子大學任教。1931年11月19日在濟南附近因飛機失事身亡。

徐志摩的詩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比喻新奇，想像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富於變化，並追求藝術形式的整飭、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亞於詩歌的成就。其作品已編為《徐志摩文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