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簡介
民族調查的全稱是 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1956年至1964年，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有計畫進行的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狀況科學調查。系由毛澤東倡議、彭真負責。 當時明確了調查工作由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持，成立了有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劉格平、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春和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費孝通組成的調查領導小組，在全國人大民委成立了調查辦公室。1956年4月（19日），全國人大民委遵照彭真副委員長於3月31日會議指示，制定了《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各民族社會歷史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規劃》，擬定籌建雲南（費孝通、劉冠英負責，方國瑜參加）、四川（夏康農負責，楊辛、胡慶鈞參加）、西北（馮家升負責，陳家齡參加）、貴州（吳澤霖負責、梁歐第參加）、廣東（包括海南島，岑家梧負責）、廣西（黃現璠負責；莫矜參加）、西藏（李有義負責，李安宅參加）、內蒙和東北（翁獨健負責，秋浦專門負責內蒙古）(1)等地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計畫以4～7年內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情況。當年就組織了內蒙古、新疆、西藏、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8個調查組，抽調民族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以及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民族工作幹部、大專院校師生200多人參加，第一批調查了20個民族，整理出不同民族從原始社會末期到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第一手資料約1500萬字。至1964年，調查任務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寫出調查資料340多種,計2900多萬字；整理檔案資料和文獻摘錄100多種,計1500多萬字；拍攝少數民族科學紀錄片十幾部。此外還蒐集了一批少數民族的歷史文物。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編寫出少數民族的《簡史》、《簡志》和《簡史簡志合編》初稿57本。為我國少數民族確認提供了科學依據。這一批材料比較詳細地、忠實地記錄下各民族歷史和現狀，是非常可貴的第一手材料。
注 (1):這一規劃名單中，費孝通、黃現璠、夏康農三人是全國人大民委委員,加上秋浦、翁獨健、李有義、李安宅、吳澤霖等人,都是20世紀中國人類學界和民族學界的重鎮
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被公認為是人類學，民族學學科的基本方法論，也是最早的人類學，民族學方法論。它是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論，即“直接觀察法”的實踐與套用，也是研究工作開展之前，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置步驟。 所有實地參與現場的調查研究工作，都可稱為“田野研究”或“田野調查”。田野調查涉獵的範疇和領域相當廣，舉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行為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藝術、民俗等，都可透過田野資料的收集和記錄，架構出新的研究體系和理論基礎。 “參與當地人的生活，在一個有一個嚴格定義的空間和時間的範圍內，體驗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思想境界，通過記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來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滿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會如何構成。”這便是田野調查。也是成為一個人類學家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田野調查為對於描述原始資料蒐集的概括術語，其所套用的領域包括民俗學、考古學、生物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地質學、地形學、地球物理學、古生物學、人類學、語言學、哲學、建築學，及社會學等自然或社會科學領域。與其他在實驗室準控制狀態下環境的研究相比，田野工作主要於實地進行。 根據研究對象的生亡與否，以及它們的存在地點位於居住棲息地或埋於土下，田野工作的實質內容也會有所差別。化石與考古遺址的挖掘均包含田野工作，其他如訪問或觀察人們以學習他們的語言、民俗、和他們的社會結構等過程也都包含在內。某些狀況，尤其是研究的主題為人類本身的時候，工作的擬定必須再經過設計，以避免觀察者效應或是過度理論化或過於理想化該實質文化活動的風險。
田野調查的階段 田野調查可分為四個階段：準備階段、開始階段、調查階段、撰寫調查研究報告階段、補充調查階段。這裡僅前三個階段作一說明。
準備階段
田野調查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難以獲得理想的成果。準備階段通常包括如下幾方面的過程：
選擇調查點
選擇調查點的基本要求：一是選擇有特色的地區，二是要選擇有代表性的地區，三是要選擇特殊關係的地區，四是選擇前人調查研究過的著名社區。 選好調查點對成功地進行調查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中國地域遼闊，鄉村數以萬計。總的來說，應選擇具有特色或較典型的地區或鄉村進行調查。 所謂“有特色”，就是該地的社會或文化較為特殊，與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區差異很大。例如，類似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裕固族的帳房戴頭婚、福建惠東人的長住娘家習俗，都是很有特色。多民族交錯雜居地方的文化涵化，也是很好的研究對象，特別是兩三種差別較大的文化交接地區，像甘肅、青海地區，是伊斯蘭文化、藏傳佛教文化和漢文化交錯地區，相互影響很大。我早在80年代就發現裕固族的帳房戴頭婚（與納西族的阿注婚類似）很有特色，並初步判斷這種婚俗不是本民族固有的，但自己一直沒有時間去調查。2000年，我讓一位碩士研究生去調查，調查結果證明了自己的假說，並寫出碩士論文。 所謂“有代表性”，就是說該地在該民族中具有代表性，比較典型。例如，1983年我在調查阿爾泰烏梁海人（又稱圖瓦人）時，選擇新疆哈巴河縣白哈巴村作調查，因為該村在中俄邊界上的原始森林之中，交通不便，與外界交往少，保留了較為典型的圖瓦語和圖瓦人的生活習俗。1993年，我們選擇新疆北部地區的富蘊縣作為哈薩克族的調查點，也是考慮到該縣較有代表性，較為典型，一是哈薩克族人口占60%以上，以牧為主，傳統文化保留較多。而且又是礦產十分豐富的地區。該縣名稱“富蘊”就是因為蘊藏豐富礦產資源而得名。 所謂“有特殊關係”的社區，也就是有自己的親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莊，親戚或朋友對你準確了解社區的情況大有幫助。1883年我到新疆白哈巴調查時，不僅該村較為典型，而且還有一個新認識的朋友（新疆阿爾泰中學教師）住在該村。我們到該村後，住到他家裡，對我的調查幫助很大。 跟蹤調查前人研究過的著名社區，有一個基本的參照系，可以了解該地的文化變遷，也可重視審視前人調查的資料是否可靠、準確。 總的來說，如果所調查的對象很一般，沒有什麼特色，寫出來的調查研究報告也就不會引起重視。研究漢民族也一樣，不能隨便選一個地方，應該選擇較有特色的。 選點最初可能選的是一個縣，具體的調查的鄉村可能要到了縣之後才能最後確定。
熟悉調查點情況
調查點選定之後，必須作好充分準備，熟悉當地情況，熟悉民族成分、人口、歷史、地理、特產、部落或民族支系等各方面的情況，收集有關的文獻資料和地方志資料。 中國各民族、各地區有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或田野調查資料，這是與西方國家的人類學和民族學所研究的對象大不相同的地方。調查的重點，在於收集新的、別人沒有發現過的材料，或者從別人沒有調查研究過的方面進行調查。如果調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獻資料和調查資料，對該民族和該地區一無所知，一則需要較長的時間來熟悉當地情況，浪費大量的時間；二則可能會把別人早就調查和發表過的材料當作新材料。只有在調查前就熟悉該民族和該地的習俗和文化，才有可能收集到新的、別人沒有發現過的材料。另外，如果對所調查的民族情況知之甚少，也得不到當地人的尊重和歡迎，甚至可能會瞧不起你，因而也就得不到他們的密切配合，或者對你的訪問隨便敷衍了事。只有對該民族和該地區有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進行深入的調查。我在新疆哈薩克族地區調查時，調查前把哈薩克族的部落系譜背得滾瓜爛熟，到調查點後，倒背如流，使當地哈薩克族幹部和民眾十分驚訝，並受到熱情接待，收集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資料。
撰寫詳細的調查提綱和設計調查表格
有些人主張不用撰寫調查提綱，不用表格。我認為這不是科學的方法。有調查提綱和調查表格，收集的資料較為系統、全面。否則收集的資料將是殘缺不全，許多問題將會漏掉。我以往的幾次調查，都是調查前撰寫了較為詳細的調查提綱和調查表格。
熟悉有關社會和文化的理論與基礎知識
人類學研究者的調查與一般的行政幹部和記者的調查不一樣，需要掌握與有社會和文化關的各種理論及基礎知識。例如，與社會和文化有關的理論有進化理論、傳播理論、功能理論、結構理論、象徵理論、族群理論、實踐理論、衝突理論、交換理論、互動理論等，並有眾多的與文化有關的各種概念。如果調查前不熟悉這些理論和知識，調查就不可能深入，寫出來的調查報告只能有關該地表層文化的調查報告，與一般的新聞記者和行政幹部不會有多大差別。
開始階段
開始階段也就是進入田野階段，也就是進入所調查的地區之後但未正式進行田野調查階段。這一階段一般包括如下幾方面的過程： 1、到當地政府報到，取得當地政府的支持。 到了所調查的縣、鄉，必須與當地各級政府聯繫，以獲得他們的支持和幫助。現在有些調查者，不到當地政府部門報到，喜歡找熟人或認識的人，直接進入鄉村。我認為，應該先走正道，正道走不通再走旁道，再找熟人。如果進入調查點後不與當地地方政府聯繫，一旦出了事當地政府不負責任。 到民族地區更要依靠當地政府，特別是在地域遼闊的新疆、西藏等，一個縣相當於內地的半個省，交通十分不便，自然環境惡劣，許多地方不通客車，如果沒有當地政府的配合，調查十分困難。20世紀50、60年代的民族大調查，主要依靠當地民族事務委員會。因此，前輩民族學研究者都喜歡找民委幫助解決調查中遇到的困難。我在新疆的調查經驗是最好找政府辦、黨辦，兩辦有權有錢有車，能對下級發號施令，下級不敢不從命。而現在的縣市地方民委都是老弱病殘（新疆縣級民委是如此），無權無車，即使給你開介紹信，地方政府也不會聽民委的。我在新疆作過多次調查，主要依靠縣政府辦公室和鄉政府。每到一地，總是先找縣政府辦公室，想方設法取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如此，辦起事來會很順利，他們會很好地安排住宿，安排車輛，並發函給調查點認真接待。 2、到達調查點所屬縣、鄉後，
進一步了解當地情況
我在新疆調查期間，到達縣鎮或鄉後，首先查檔案、戶口和有關統計資料，掌握調查點的基本情況，然後再到村或寨調查。這對於全面了解調查點大有好處，在沒有正式調查之前便掌握了調查點的戶數、人口、收入、民族成分等。如果具體社區調查點尚未選定，可徵求當地政府的意見。
選好居住地
各地、各民族風俗不同，應視具體情況和調查者本人的情況而定。我國20世紀50、60年代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大調查，一般都是住在當地人家庭中，實行三同，即同食、同住、同勞動。西方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住在當地人家中的不多，馬林諾夫斯基在調查紐幾內亞東北約一百英里的特里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島時，他在這個島上的一個村子裡單獨搭了一個帳篷居住。柏爾圖和柏爾圖夫人（Pelto and Pelto）1973年研究了51個人類學家田野調查之後，發現他們在田野作業期間，大多是租當地社區的房子或公寓居住。 選擇居住地，要考慮幾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利於調查，有助於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住在文化水平較高、對當地社會和文化十分熟悉的家庭中是較理想的。我在新疆調查哈薩克族和蒙古族時，大部分時間住在當地人家中。二是考慮安全因素，尤其是未婚女子，更要考慮人身安全。三是考慮當地的派系關係，如果該村有兩個對立的派別，而且關係較緊張，最好不要住在當地人家中，以保持中立，否則會影響調查的順利進行。
調查階段
居住地選定之後，便開始正式調查，也就是“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階段。由於各人的對調查目的和對調查點的了解程度不同，調查程式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不過，對初次調查的人來說，應注意如下幾方面： 1、首先了解當地的一般社交禮儀和禁忌等。 每一個民族或每一個地區都有特殊的社交禮儀，如見面禮節、作客禮儀等，以及各種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禮儀和禁忌，才有可能較好開展田野調查。
入鄉隨俗，尊重當地人
鄉村與城市不一樣，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均不相同。一是不要怕髒，即不要怕住的地方髒，不要怕虱子多，不要怕跳蚤多（南方跳蚤多，北方虱子多）；不要怕碗筷不乾淨，不要怕吃的、喝的不乾淨。二是拜訪當地人遵從禮俗，通常一般都要帶禮物。我不抽菸，不喝酒，但我去拜訪人家，都帶好煙、好酒和其他禮物。到哈薩克族家作客，必須給小孩禮物（如糖果等），這是最一般的禮儀。如果沒有，主人會不高興。
注意個人形象的設計
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哈登曾對普里查德說，調查者的舉動應像紳士一樣，是一定道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田野作業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環。有些人認為，到調查點之後，要穿當地人的服飾，與當地人打成一片。這種方式並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無論如何，在當地人眼中，田野作業者是“外人”，而不是屬於自己系統的“內人”。因此，田野作業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人類學、民族學研究者的角色。只有相當熟悉之後，當地人才會把你當作自己人。在田野調查期間，應注重個人形象的設計，我認為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外在的形象，二是內在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主要應注意兩點：一是服飾應整潔、大方，所穿服飾應該與當地服飾有所不同，但不要穿當地人不喜歡的服飾（有些民族不喜歡穿紅色或白色服飾）；二是不要留當地不喜歡的髮型。如果是女性，口紅不要塗太濃，香水不要灑太多。 內在的形象也要注意兩點：一是言談舉止要文雅，既要有風度，又要彬彬有禮，不說粗話、髒話。二是不要做有損人格之事，不占小便宜。
觀察要細
參與觀察是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參與觀察又有“深”和“淺”之分，只有觀察深入，入木三分，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才有可能寫出較成功的調查研究報告。如果觀察不深，就不可能寫出有深度的調查研究報告來。
訪談既要深，而且要有技巧
訪談有兩種類型，一是結構型訪談，即問卷訪談。這種訪談又分兩類，一是回答問題的方式，即田野作業者根據調查大綱，對每個受訪人差不多問同樣的問題，請受訪者回答問題。二是選擇式，即田野作業者把所要了解問題的若干種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訪人自由選擇。前一種方式人類學研究者使用較多，後者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者使用較多。 另一種是無結構型訪談，即非問卷訪談，事先沒有預定表格，沒有調查大綱。田野作業者和受訪人就某些問題自由交談。 無論是何種形式的訪談，一是要注意深度。深度訪談是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特色。田野調查之初，受訪人往往有警惕，許多事情不願意談，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問題。只有建立較為密切的關係，才有可能進行深度訪談。例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在2000年調查北京的朝鮮族個體家族企業時，最初老闆娘不願意詳談他們家族企業的情況。後來，我讓她到老闆開的店裡幫忙幹活，並給老闆娘的兒子補習英語。結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闆對她十分熱情，不但把他們家族企業來京之後的發展情況全部告訴她，而且還把她和丈夫的隱私全部告訴他，甚至連她丈夫在外包二奶、生私生子、賭博及其有關的各種糾紛等全部講出來。 二是要講究技巧。從我個人在新疆調查的情況來看，我覺得訪談技巧應注意三方面：一是啟發式的訪談。一些受訪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知道很多，但他卻很難用自己的語言有層次、有系統表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調查者必須一步一步地啟發受訪人，或者以其他民族的類似情況予以啟發。我在新疆調查阿爾泰烏梁海人時，就經常以哈薩克族的事例來啟發受訪人。二是拐彎式訪談，有些問題不方便直接問，例如，與現代觀念不相合的婚姻習俗等，可採用拐彎式的訪談。例如，我在了解哈薩克族和阿爾泰烏梁海人的轉房習俗（又稱“收繼婚”）時，我就先說漢族古代有轉房習俗，我們老家過去也有，你們過去有沒有這種習俗。其他比較隱誨的問題也大採用這種方式，這樣問不會引起受訪人的反感。三是要多問“為什麼？”受訪人能夠講述一種文化現象的過程，能夠回答“是什麼”的問題，但大多數人不清楚該文化現象形成和存在的原因，不能回答“為什麼”的問題。要理解當地文化，就必須多問“為什麼”通過各種方式尋求答案。
要傾聽當地人關於當地政治和
現實問題意見
在當地人（尤其是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地區）看來，從北京來的調查研究人員，是中央派來的，他們以為我們解決他們的困難和問題。我們在新疆調查期間，有些少數民族在我們面前傾訴苦水，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則以為我們能解決刑事案件，傷人、打架等事件也找們來幫忙解決。對於這些，千萬不要有任何不耐煩的表現，要給予同情和安慰，並請他們找政府或法院解決問題。
關於資料收集一些問題
資料收集是的田野調查的主要目的。我認為，收集資料應注意如下幾方面的問題： （1）收集資料必須遵循三條原則： 其一，著重收集新材料，收集過去沒有人了解過的新材料或沒有人了解過的新內容。例如，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民族性格、族群觀念、文化象徵、社會交換和互動等方面的內容，在五六十年代的調查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有關資料很少，今後應多收集這些方面的資料。 其二，了解該地區與同一民族其它地區的文化差異。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區已發表相關的某種文化現象資料，則著重了解該地區的那種文化現象與其它人調查的其它地區的文化現象是否相同，如果有差異，表現在哪一方面。 其三，注意資料的準確性，反覆核實收集的材料。被調查者提供的材料，有些可能不可靠，必須找多人核實，如果大多數人說的相同，則證明是可靠的，如果某人所提供的材料與大多數人所說的不一樣，則應慎重對待，一般情況下應取大多數人所說的為準。或兩說同時收集，以作參考。我在新疆調查時，一些較大的問題往往要問10多人才放心。 （2）注意收集計畫外的有價值的資料。 在調查時，往往會得到許多意外的收穫。例如，我1983年在新疆北部調查時，在一次旅途中，坐在身旁的一位哈薩克族乘客提供了一些文物信息。下車後我便請他幫忙，找到了文物，收穫不小，首次發現清代勘分中俄邊界大臣用察合台文、滿文和漢文寫成的五件重要文書，並找到阿爾泰烏梁海人的三顆旗札薩克銀印（每顆重9斤多，印文為漢文和蒙文）和一棵散秩大臣木印等珍貴文物。其中，根據五件文書，結合大量史料和調查資料，撰寫了《邊界與民族——清代勘分中俄邊界大臣的察合台、滿、漢五件文書研究》。1986年在雲南瑞麗縣調查時，一次十分偶然的機會，拍攝到了雲南傣族專家認為是傣族中最為典型的文身照片。
邊調查邊整理資料
每天做田野筆記，是大多數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的習慣。我認為，不僅要做田野筆記，而且要邊調查邊整理。這樣可以發現哪些方面調查不足，可以隨時補充。我在新疆調查時，通常是白天訪談錄音，晚上整理錄音帶。
調查的時間
調查時間的長短因人而異，主要根據調查者對當地情況的熟悉程度而定。外國人調查中國人不一樣，中國人調查中國人不一樣。城市長大的人調查鄉村與鄉村長大的人調查鄉村不一樣。有些人對當地情況很熟悉，時間不用很長；有些是少數民族調查本民族情況，也不需要很長時間。我是客家農村長大的，對客家文化很熟悉，調查客家就不需要很長時間。我在新疆工作過5年，而且在民族地區作過多次調查，對哈薩克等民族的情況很熟悉，再去調查也不需要很長時間。所以，調查時間的長短，主要看所收集資料和對當地社會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