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創業的部分民營企業家年齡增大、其後代逐漸完成學業開始走向社會，不少民營企業開始陸
1續進入“交接班”高峰期。這些銜著金鑰匙出生的二代民營企業家，開始面臨交接班帶來的巨大壓力。他們能否順利交接班，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中國民營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些二代民營企業家們被稱作“民企下一代”，又稱“民企二代”。
社會
日前，一條關於“華為總裁任正非欲‘傳位’給兒子，並為掃清障礙而用天價“分手費”逼走董事長孫亞芳”的報導被炒得沸沸揚揚。華為方面立刻在第一時間發布聲明表示，關於華為公司高層變動的訊息，純屬憑空捏造的謠言。然而一場關於民營企業二代接班的討論再次成為輿論熱點。“子承父業”和“富不過三代”？
關於“華為傳位門”這樣的言論是謠言也好、爆料也罷，需要承認的是在中國的商業傳統中似乎總有著“子承父業”的慣性思維，這樣的新聞正因為具備著某種“順理成章”的邏輯才會如此吸引眼球。
而據一項調查，中國的民營企業中有90%的企業創始人希望子女接班。
事實上西方已開發國家中，家族企業依然占據著相當大的比重。據美國季刊《家族企業》雜誌的統計，美國家族企業的比例達到54.5%，英國為76%，澳大利亞是75%，西班牙是71%，義大利和瑞典甚至超過了90％。
除了數量以外，家族企業的影響力同樣不容小覷。據美國《商業周刊》一次調查顯示，在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成分股公司當中，有177家屬於家族企業，而《財富》雜誌500強中37%的企業是家族企業。沃爾瑪、福特、洛克菲勒、寶馬、索尼、豐田、三星、現代等，每一個名字都舉足輕重。
然而擺在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和他們的兒女面前的，卻並非是一條順理成章的康莊大道。JP摩根公司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家族企業能成功傳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傳到第三代的也就一成多點；能傳到第四代的，僅千分之一。
現在全球50％—80％的家族企業都面臨著傳承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雖然很多國家確實走出了一條“富超三代”的家族企業神話，然而在當今的中國，民營企業真實地面臨著諸多考驗。
年近70歲並處於子女接班中的寧波方太集團董事長茅理翔在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表示，如今第一代創業者不少已經步入55～65歲段，受身心狀況、思想觀念、知識結構、市場把握能力等因素限制，他們不得不直面企業最現實的交接與傳承問題。這不但緊迫，而且“性命攸關”。
據茅理翔介紹，寧波有一家做汽車配件的企業，規模很大。父親將權力下放給兩個兒子，一個擔任總經理，另一個擔任副總經理。不到兩年兄弟間就矛盾重重，甚至還在公司高層會議上吵架。結果企業出現人際關係危機，生意一落千丈。甚至還存在一些“二代”在接班以後不好好發展企業，反而沉迷於吃喝玩樂、短時間內把家業敗光的例子。
與“交接班時代”一起來臨的，還有大量的家族矛盾和衝突。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家族企業研究所所長陳凌認為，“偏心”的父母、爭奪接班人崗位的兄弟、相互嫉妒的姐妹妯娌和互相競爭的不同家族分支……如果在交接班過程中處置不當的話，家族企業換代的悲喜劇將在未來5～10年大量上演。
民營企業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對今天的中國來說，民營經濟的迅速崛起是我國改革開放時代出現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社會經濟現象。民營經濟在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活躍市場、擴大出口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特別在今天后金融危機的語境之下，民營經濟由於在擴大中小企業數量、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廣泛吸納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等方面具有突出優勢，所以它既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結構的最佳化，最終也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2009年12月24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在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報告時說，目前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繳稅額為國家稅收總額的50％左右，提供了近80％的城鎮就業崗位。
地方統計數據也顯示，2009年前三季度，江蘇省民營經濟同比增長12.9%，高於該省經濟增速1.2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達62.6%。
在民營經濟最為集中的浙江省，到2009年9月底，在冊企業71.7萬家，其中民企66.9萬家，新設內資企業註冊資本的98.47%為民企所投。全省工業總產值的81.1%、工業增加值的83.3%、外貿出口的81.6%、財政稅收的82.9%、勞動就業的90.1%都來自中小企業。
而在廣東，民營經濟對全省GDP增長貢獻率也達58.8%。
不僅如此，在中國社科院新近發布的2010年《慈善藍皮書》中顯示，民營企業在慈善事業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無論從公益主動性還是捐款數額上，都相對處於領先地位。
不僅在企業數量和捐款數量中占據了較大份額，而且開始探索新的慈善模式。2009年，民營企業為中國慈善市場提供的資源最多，捐出款物總額超過54.27億元，占企業捐贈總額的41.35%,占境內捐贈總額的20.39%。
從2010年發布的中國慈善排行榜的企業捐贈排行榜看，2009年捐贈超過百萬元的民營企業有282家，占慈善企業總數的62.9％，這個數字遠高於國企和外企。在捐贈總額前10名的上榜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據了5個席位，外資企業有3個席位，而國有企業只有2個席位。
藍皮書指出，過去民營企業被扣上了“為富不仁”、“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帽子，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企業每年給社區的助老、基建、扶貧以及其他項目的慈善捐贈額要遠遠超過捐給慈善機構的金額，隱形捐贈常常被人們所忽略。
民營企業正在國民經濟、社會責任等諸多領域中發揮著巨大而特殊的作用。民營企業未來的發展和走向是關乎未來經濟社會如何發展，十二五規劃怎樣實現的重要論題。
巧助“民企二代”借力民營經濟
民營企業如何更好地完成“交接棒”，如何使民營企業更好地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穩定的一塊堅實基石？
茅理翔建議，“80後”二代民營企業家中黨員比例少，不少人有長期國外學習、生活背景，不像父輩那樣對黨和國家有深厚感情，應從鞏固新時期執政基礎的高度來開展對他們的培養。
然而在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出資培訓“民企二代”的舉措曾受到媒體和民眾的質疑：社會公共資源只向特定的一部
2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認為，“現在政府意識到民營企業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通過舉辦培訓班來關心他們的健康成長和發展，非常有必要。通過政府的介入，培訓效果也將更有保證。”這種培訓也讓我們看到黨和政府的良苦用心。
一如江蘇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徐金萬所言，“服務企業家、團結企業家、凝聚企業家，是各級黨組織責無旁貸的責任。加快培養民營企業家後備人才，使他們成長為民營經濟新一輪發展的新一代領軍人物，不僅是企業家的最大心愿，更是加強非公企業黨建的迫切需要。”
而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毛壽龍則認為，從這幾年的實踐效果看，政府出面組織培訓，確實讓一些第一代企業家開闊視野、增長見識，對幫助他們自身和家族企業轉型很有益處，民企接班人的培養當然也會有這樣的效果。
此外，政府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教育資源，引導商業化運作形式，以“小錢”帶動有志於民企管理、自我創業的人，自願出“大錢”參加培訓，為民企培養更多的後備人才，這樣未嘗不可。
3毛壽龍說，在中國開放的市場環境下，人口、資本都是自由流動的，企業生生滅滅很正常，企業家精神也是植根在社會而非靠家族傳承的。政府培訓向所謂“民企二代”傾斜，初衷雖好，長期來看效果可能達不到預期。他建議，政府可以通過開辦相關培訓學校、引導規範社會教育等形式，面向全社會培養民企後備人才。
不僅如此，對於成功完成家族企業交接的民企二代，如何在政治層面給予他們話語權，如何培養這個群體參政議政的願景和習慣，如何讓這個特殊群體更好地理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成為黨執政為民的強大助力、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更多貢獻，都可以成為未來政府著力破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