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楊奎松（青石），歷任中共中央黨校編輯、中國人民大學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及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史，主攻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對外關係史、中蘇關係史、國共關係史及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著有《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開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書在國內外發表論文若干。
後記
世界各國的共產黨，曾長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圍，接受同一個指揮中心——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社會主義的蘇聯，特別是蘇聯共產黨的領袖史達林，在各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毫無疑問曾長期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身為共產黨人，並且極大地受益於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毛澤東，在這方面自然也絕難例外。中國革命剛一勝利，毛澤東就主動宣布新中國將向蘇聯“一邊倒”，並迅速與蘇聯建立了互助同盟關係，清楚地反映出蘇聯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但是，曾幾何時，中共與蘇共之間竟反目為仇，雙方關係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根本改變，這種改變甚至影響到雙方國家關係一度竟處於緊張的戰爭邊緣。同為共產黨，同為社會主義國家，號稱同志加兄弟，並且是戰友加盟友，為什麼竟會走到反目為仇，劍拔弩張的地步？這裡面值得總結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變化的過程中，毛澤東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的。
毛澤東對蘇聯的態度何以會有如此之大的改變呢？中共黨史的研究者喜歡強調兩黨間意識形態的鬥爭，而中外許多學者則喜歡把這一切歸結為毛澤東強烈的民族主義觀念。但單純從意識形態，或單純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似乎都還不足以解釋這個問題。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毛澤東對蘇聯看法的改變過程是漸進的和曲折的，而導致他改變對蘇聯看法的原因也是相當複雜的。如果我們一定要概括起來說，那么也至少應該從四個方面來加以解釋。第一，是歷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澤東獨特個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異。以下僅就這四個方面分別加以分析說明。
關於歷史上的恩怨
毛澤東與蘇聯的關係一向很複雜。青年時代，他就深受俄國革命的影響。我們已經知道，當年的中國青年學子幾乎無不想方設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卻是“不如留俄”。加入共產黨之後，毛澤東又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國唯有靠俄國的干涉”的共產黨人。”當1935年中國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時，同樣又是毛澤東最鮮明地主張：“打到蘇聯邊界去……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軍事上(得到)飛機大炮”，再來向東發展。當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中共已經相當壯大時，毛澤東對蘇聯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蘇聯援助一定會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的話。由此不難想像，當1947-1949年中國革命眼看就要奪取全國政權之際，毛澤東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應當訪問蘇聯，向史達林當面請教建國方略並締結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眾議，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公開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治外交路線。
說起來，在毛澤東的成長道路上，俄國人也確實助力頗多。正像我們已經談到過的那樣，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最早得到共產國際領導人稱讚的一份中共文獻。“朱毛紅軍”一度是莫斯科報紙上有關中國革命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名詞。毛澤東的文集更是俄國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領導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澤東才能在黨內“左”傾領導人的排擠下，不僅進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後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領袖。如果沒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預，很難想像毛澤東會有後來那樣的地位。
當然。所有這一切，毛澤東了解得很少。他長期感受到的，是少數言必稱蘇聯的留蘇學生的歧視、壓制和打擊，那些斷斷續續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給毛澤東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這裡唯一的例外只有一個季米特洛夫，對這位共產國際後來的總書記在來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圖取得黨的最高權力時，於1938年公開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地位，毛澤東感念至深，但僅此並不足以使他對莫斯科領導集體的能力產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當中證實自己的正確，他就越是認為，莫斯科在對待他的問題以及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犯了太多的錯誤。領導中國革命的高度自信，導致毛澤東在確立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之後，迅速強調了獨立自主。20世紀40年代初，面對國共之間愈演愈烈的矛盾衝突，和莫斯科極力要求他與國民黨妥協的做法，雙方終於發生了明顯的意見分歧。……結論毛澤東與蘇聯黨之間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歷史上的積怨，也有個人性格上的衝突，更有民族利益上的對立，所有這些矛盾衝突都不可避免地在雙方之間造成了隔閡，特別是促成了毛澤東在心理上和感情上與蘇聯日漸疏遠。這些矛盾衝突，在不同的時期，也分別起著程度不同的影響雙方關係的作用。但是，所有這些矛盾或衝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變毛澤東對雙方關係本質的看法。概括毛澤東對史達林的批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毛澤東對史達林的主要不滿是哪些呢？歸納毛澤東的歷次談話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1.史達林始終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黨內扶助支持留蘇學生王明等人，長期壓制他，打擊他，以後他仗打勝了，又懷疑他不是列寧主義者，而是另一個狄托。2.抗戰時武器給了國民黨，不支持共產黨；1945年抗戰勝利了，可以推進中國革命了，史達林竟又強迫他去與蔣介石談判，“不許革命”；以後仗打起來了，史達林始終懷疑中國革命勝利的可能性。3.史達林總是盛氣凌人，擺出一副教訓人的樣子，處處凌駕於他人之上，大擺老子黨的架子，在他訪蘇時有意冷落他、教訓他，讓他憋了一肚子的氣。他始終不喜歡史達林的書和文章，也是為此。4.批評史達林有大國沙文主義傾向，要中國為蘇聯建橡膠園，將東北、新疆視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不許第三國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權等。從毛澤東對史達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過程大致是：史達林先是不信任他、壓制他，不支持他；然後又不許他革命，仗打起來不相信他能勝利，仗打勝了又懷疑他是民族主義者，冷落他，擺架子；最後是不能真正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不能平等對待兄弟黨和兄弟國家。在這幾個方面，毛澤東講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滿的，其實主要是前三項，即壓制他，不許革命和冷落他。那么，毛澤東為什麼對史達林有怨言，不喜歡，最後卻還要盡力地維護史達林？就是因為他們之間並沒有根本利害之爭。換言之，毛澤東與史達林的分歧，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義方面或國家利益方面的。毛澤東的不滿集中表現在：他認為史達林早就應該支持他、信任他、幫助他來實現他關於中國革命的理想，並且能夠平等地對待他。因此，當韓戰爆發，毛澤東決定出兵援朝之後，史達林開始頻繁地與毛澤東互通信息，交換意見，毛澤東對史達林的感觀迅速好轉了。照他自己的說法，史達林從此終於相信他了，他們之間的關係相當地改善了。從毛澤東與史達林關係變化的過程來看毛澤東與赫魯雪夫關係變化的情況，我們看到的事情發展的方向正好相反。如前所述，赫魯雪夫上台後盡力與毛澤東搞好關係，在民族利益方面儘可能滿足毛澤東的意願，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提供各種可能的援助，但這一切並沒有改變中蘇關係逐漸惡化的趨勢。當毛澤東發現赫魯雪夫否定史達林，否定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原則之後，他很快就開始對赫魯雪夫抱以不信任的態度。正是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導致毛澤東在許多問題上都曾大發脾氣。顯然，使毛澤東根本失去對蘇聯信任，導致雙方關係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還是革命理念上的分歧。否定史達林，否定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就是否定中國革命，否定毛澤東過去一切成功實踐和一系列正在進行的新的革命嘗試，就是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在把意識形態視同生命的毛澤東看來，是最不可原諒的。當然，毛澤東的革命理念，在相當程度上又是與他的個性、切身的利益，特別是其現實的政治需要聯繫在一起的，因而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其終極目標的永恆性及其手段、方式和過程的靈活性，則是以毛澤東個人的判斷和解釋為標準的。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令人頗感困惑的現象。20世紀50年代初，當毛澤東強調中國的武裝鬥爭經驗的時候，他幾乎是全力推動和支持周邊國家的革命黨走武裝革命的道路；1954年以後，當他贊同與周邊國家政府和平共處的時候，又轉而勸說周邊國家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把那些在停止武裝鬥爭後難以在其國內生存的分子大批地接到中國來定居，甚至硬性解散了華僑當中的共產黨組織，以換取周邊國家政府對中國的友好與同情。當50年代末以後他又重新開始強調反帝反修，鼓吹世界革命的時候，他顯然又毫無顧忌地推動周邊乃至於世界範圍的革命黨起來實行武裝鬥爭，為此甚至不惜犧牲中國的外交利益。但到了70年代初，當他下決心要利用美國來牽制蘇聯的時候，他又轉而實行對美緩和，進而勸說與美國處於全面對抗中的兄弟黨採取同樣步驟，為此他又不惜得罪那些跟著中國一起激烈反帝反修的左派共產黨人。注意到毛澤東的這種種政策變動及其對內對外所帶來的連鎖性的影響，我們亦不難聯想到，毛澤東與莫斯科之間的種種恩怨，固然是這樣或那樣許多因素影響的結果，但是，那個時代造就的強人政治的體制以及在此體制下膨脹無度的毛澤東個人意志的作用，顯然也是極其關鍵的。
序言
研究歷史，有兩點是必須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觀事實，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兩點其實是一回事，因為客觀事實本身是複雜而充滿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簡單，不進行具體分析，就很難做到符合客觀事實。
楊奎松同志這部關於毛澤東和莫斯科關係的著作，選擇的是一個人們普遍關心而過去又缺乏系統論述的重要課題。它的突出優點是：作者肯花大力氣去鑽研那些豐富而又龐雜的原始資料，力求把這段歷史的全部複雜性在讀者面前重新再現出來；同時，又勤于思考，能夠在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的地方，敏銳地發現問題，系統地進行剖析，提出不少很有見地的看法，這就使讀者感到對許多事情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豐富了原有的認識。作者的文字也流暢好讀，很有點揮灑自如的氣概。凡是稍知此中甘苦的人，都可以體會到作者在寫作過程中需要付出多么艱辛的勞動，而他的辛勞沒有白費，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我很為作者高興，並且覺得這種研究精神是應該提倡的。
在讀這部著作時，有的讀者可能會感到奇怪：為什麼不少事情比他原來所想像的要複雜？為什麼黨的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前似乎顯得猶豫，甚至會一再改變自己的看法？
其實，這並不奇怪。在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東方大國從事革命和建設，前人沒有經歷過，需要艱苦地摸索著前進。周圍的環境又瞬息萬變，充滿著難以捉摸的未知數，還存在著不確定的變數，卻要求你很快作出決斷。很多在事後看來十分明白的事情，當事人可能會感到困惑和難下決心。這就像一艘大船行駛在沒有航標的水域中，眼前是一望無際的波濤，不知道水面下哪裡潛藏著淺灘、暗礁和漩渦，無法在事前都看得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滅頂之災。處在這種狀況下，肩負著巨大責任的決策者的難處可想而知。他們不能不提出多種可供選擇的構想，經過許多次權衡利弊的反覆比較，然後才能下最後的決心。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多謀善斷”。事實上，在作出決斷後，還會遇到許多事先沒有料到的新情況，還會發現原有判斷有不準確或不恰當的地方，因而在行動過程中作出若干調整。這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說，有人能在一開始時就對周圍的一切情況了如指掌，可以輕而易舉地作出種種重大決斷，然後沒有絲毫改變地加以實現，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中國有句老話說：“事非經過不知難。”後人正是需要從前人那些艱難而複雜的經歷中汲取智慧，多懂得一點世事，增長自己觀察和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
當然，這並不是說書中的所有看法我都贊成。力求重現歷史，本來就是一件異常艱難的事。當代的歷史資料，既太多又嫌少。說太多，是指有關資料浩如煙海，這是古代歷史不能相比的，即使是最勤奮的研究者也只可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說嫌少，是指有些重要歷史環節卻沒有足夠的文字資料留存下來，留下的也不能說全然可靠(例如俄國檔案中有關中共主張的記載，少數地方因經過翻譯和轉述，可能同原意有出入)。作者的分析，有時就只能藉助於推斷。這種推斷，有準確的，也可能有不夠準確的。作者為了儘量少講或不去重述前人已經說清楚了的問題，常常著重強調事情還有它的另外一面，這是很能引起讀者興趣的，但這對有些不熟悉事情全部情節的讀者也可能留下片面的印象。但不管怎樣，這些都可以引起讀者的進一步思考。在學術研究領域內，為了弄清一些複雜的問題，有時像努力攀登高峰的探險者那樣，需要經過長期而頑強的探索，在前進中即便存在這樣那樣的誤差，也總比只在原地踏步要好。
作者要我為本書寫幾句話。這些，可以說是我對本書的一點讀後感。
金沖及
199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