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 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註：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蹟傳世，無法證實。 佛教的傳入和發展大約在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漢地（約在公元紀元前後）。據文獻記載，佛像可能與此同時傳入。但在中國西部的新疆地區（古代稱之為西域），佛教和佛教藝術的傳人則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藝術，經過中國的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創造，形成了更具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從而更容易在中國社會流傳和發展。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為佛教徒供奉和禮拜的對象，因此佛像藝術的發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佛教的興衰而興衰，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是顯而易見的。
兩漢時期
漢 魏之際，佛教雖已傳入中原，可在史料中，關於佛像的記載卻極為鮮見。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樂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內發現的陶製佛像，這些據考證都是漢代的作品。但是這時的佛教文物遺留下來的為數極少。東漢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個規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據說可容三千餘人，其中還安置了身穿錦彩衣物、銅質塗金的佛像，這是中國的造像立寺首次見於正史記載。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丁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鯿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闢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繫。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於東漢時期。 東漢明帝於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於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為何經，已失傳無聞。歷來均以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為歷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為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三國時期
三國時期 承漢之後，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 鎧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為博士；並為康僧會建立寺塔。曇柯迦羅、曇諦精於律學，譯出摩訶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遵佛制，稟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一卷。 康僧鎧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於武昌，盛於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為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科經律，共88部，1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禪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築、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
兩晉南北朝時期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捨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遼，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餘人，在建康（今江蘇 南京）就有大寺700餘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歷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為紀念母后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總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餘座，僧尼約200餘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餘萬人，寺廟4萬餘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遊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有了極大的發展。以東晉戴逵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現，標誌著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戴逵的創作態度認真，據說有一次他為了製作一尊佛像，曾潛藏在帳中，傾聽眾人的褒貶議論，然後加以詳細研究，積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像，包括塑像和畫像，已經不再是單純地模仿西方傳來的佛像圖樣，而是融合了中國的民族風格，開始走上了獨立的發展道路。南朝時期佛教，傳世遺物較少。但從現在僅有的一些造像來看，其風格有著明顯的特點。例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紋、手印、背飾等基本上還保留著較早的傳統手法，但其面部表情則安詳柔和，與其他一些顯得強有力而充滿感情色彩的佛像相比，尤為幽雅靜溫，具有更多的中國傳統色彩。 北魏時期，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由於政府的保護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發展，佛教藝術的發展也是蒸蒸日上。這一時期留傳下來的金銅佛像數量很多，此外，聞名於世的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兩大石窟，都是這時由國家主持開鑿的，所以規模巨大。空前絕後，顯示了非同凡響的宏偉氣勢、大同作為當時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佛教藝術發展過程中，還形成了被稱為“平城模式”的藝術風格（大同古稱平城），對當時中原地區佛教藝術的發展起著指導性的作用。
隋唐時期
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詔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 各一座，並恢復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煬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復舊像1508940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台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隋唐的佛教藝術，有了明顯的轉變，形成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教造像，在風格上已擺脫了以前的那種呆滯、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氣氛的寵罩。開始出現一種新的，顯得溫和圓潤、生動柔和的風格。人物造型也從南北朝時的清瘦飄逸轉向豐滿端麗。
兩宋時期
北宋 初期，朝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繼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並使中紀委從信於益州（今四川成都）鏤雕大藏經版。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祐（1034～1037）初已達80餘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禪宗特別是臨濟、雲門兩派最盛，天台、華嚴、律宗、淨土諸宗稍次。由於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華嚴）禪一致”、“淨禪一致”，因而廣為流行華嚴禪、念佛禪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為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為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1101～1125），由於朝廷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於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禪、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寧以後禪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元明清時期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採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禪、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太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 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採取限制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吳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親制《揀魔辨異錄》、《御選語錄》，提供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譬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啓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閒、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或 稱藏藏語系佛教（俗稱喇嘛教）。10世紀後半期形成。13世紀中開始流傳於蒙古地區，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傳佛教。佛教在西藏的發展分“前弘期”和“後弘期”。前者自7世紀至838年朗達瑪禁佛約200餘年。後者開始之年頗多異說，依仲敦巴之說，當始於978年，至今已達千年。 前弘期，吐蕃贊普松贊乾布迎娶尼泊爾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並為她們帶去的佛像分建昭寺和XIAO昭寺。傳說當時曾請印度人俱薩羅、尼泊爾人向達爾及漢人大天壽和尚譯出少量經典，但未建立僧伽。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其時唐僧往還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還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禮遇。至赤德祖贊時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廟，漢地佛教隨之傳入。同時，因西域動亂及大食東侵，于闐及中亞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贊都予以收容。 後弘期，藏傳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詞，藏語意為“上師”。密教中尊師如佛，以上師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別於前期佛教之“三皈依”。這一時期中藏傳佛教的特點，一為大量傳譯印度波羅王朝時期盛行起來的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典和法門，一為以密教傳承為主形成各種教派。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爾有1055部，丹珠爾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爾有1114部，丹珠爾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經》收入甘珠爾1055部，丹珠爾4907部，共5962部。漢藏兩種文字的大藏經相較互有短長。漢文大藏經中經藏有四“阿含”、《大涅盤經》、《大集經》等，律藏有《十誦律》、《四分律》、《彌沙塞律》等，論藏有《大智度信紙》、《大毗婆沙論》、《成實論》、《順正理論》等重要典籍為藏譯所無。而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中，譯有大量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論、疏釋以及中觀、因明、聲明、醫藥、歷算、工巧等論著為漢譯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數量也很龐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經的蒙古文譯本，始於元成宗時（1295～1307），至明神宗時（1573～1619）完成甘珠爾的翻譯，至清初章嘉呼圖克圖又完成了丹珠爾的翻譯。藏文大藏經的滿文譯本完成於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傳佛教的各派，是在後弘期中逐漸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爭，佛教內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後弘期中因傳承的不同產生若干教派，較大的有寧瑪派、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較小的有希解、覺宇、覺囊、郭扎、夏魯等派。本教雖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後弘期中漸與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為佛教的一個派別。
當代中國佛教
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歷史上的中國佛教，處於第二次宗教融匯運動中，表現為儒佛道三教間的衝突和融合。而當代中國佛教，則處於更大範圍的第三次宗教融匯運動中。原來制約著中國佛教發展的政教、儒佛、教俗三重關係，以及由此使佛教付出的負面代價，今天都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為佛教在當代的復興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