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城門概況
安康安康市地處“秦頭楚尾”，位於陝西最南邊，山川秀麗，資源豐富，歷史悠久。
中渡台夏代，安康屬梁州的一部分。據中國最早的地理著作《尚書·禹貢》記載，將全國分為九州，稱“華陽黑水惟梁州”，唐代學者認為梁州為今漢中、安康、商洛一帶。
商周時期，安康成為庸國的封地，史稱上庸，為“群夷之國”。商朝建立政權後，對周圍的部族大加征討和掠奪，漢水流域的各部族也未能倖免。在武王伐紂的戰役中，庸人參加，並能征善戰。西周時期，曾破昭王膠船，使昭王君臣溺死於漢水。後來穆王、宣王相繼南征，均無功而返。後王室衰微，郡國兼併，東周安康隸楚、隸蜀、隸秦，更變頻繁。這一帶部族也被新起的五霸之一楚兼併。據《太平寰宇記》載：“金州於戰國為楚地，附庸地，後為楚所滅，復為楚地”。
春秋戰國時期，安康處“秦頭楚尾”，地扼南北要衝，公元前611年庸國被秦、巴、楚三分，安康成為秦楚必爭之地。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在安康漢江北岸台地（今天的中渡台）設西城縣，屬漢中郡，郡治設在西城。秦統一六國（公元前221年），劃漢水上游為漢中郡，西城縣為漢中郡治，領十二縣，轄今漢濱、漢陰、石泉、紫陽、嵐皋、平利、鎮坪七縣。
西漢沿襲秦制，漢中郡下設西城、安陽、長利（今天平利縣）、旬陽、錫（今天白河縣）五縣，治所西城縣。西城縣轄今天漢濱區的大部和紫陽、嵐皋全境。東漢建武元年至六年(公元25－30年)劉秀遣將軍李通領兵，與巴蜀公孫述戰於西城，取漢中地，郡治改遷南鄭，隸益州刺史部。西城縣轄今漢濱區、嵐皋、紫陽、平利和鎮坪五縣。東漢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5年)，曹操攻占漢中，分郡之東部即安康為西城郡，劃歸荊州，西城郡轄今漢濱、嵐皋、紫陽、平利和鎮坪五縣區。
三國鼎立時期，諸葛亮一出祁山，兵敗後在西城縣（今安康市）實施“空城計”，斥退司馬懿。
三國曹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取“曹魏興盛”之義，設魏興郡，轄七縣。
西晉沿之。據《興安府志》載：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為安置巴山一帶流民，取“萬年豐樂、安寧康泰”之意，將安陽縣更名為安康縣，“安康”從此得名。
南北朝時期，安康先屬南朝，後屬北朝，先稱直州，西魏廢帝三年（公元554年）設金州，因越河川道出麩金得州名，隸屬魏興郡。北周武成二年（公元560年），撤西城縣改稱吉安縣。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治所遷回西城，縣城改建漢江南岸，轄今漢濱、嵐皋、平利和鎮坪四縣區。北周末年廢縣，復設魏興郡。
隋朝復設西城郡。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稱吉安，屬金州。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撤金州，設西城郡，吉安改稱金川，轄六縣。十三年（公元617年）郡縣俱廢。
唐、五代、宋設金州安康郡，轄西城、漢陰、平利、旬陽、淯陽、石泉等六縣。
元朝設金州，屬陝西行中書省興元路。至元年間（公元1279－1294年），金州改為散州，下不轄縣，轄區相當於今漢濱、平利、鎮坪、白河、旬陽、紫陽、嵐皋、漢陰、石泉和鎮安十縣境地。
明代仍設金州，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漢江洪水覆沒金州城，遂於城南趙台山下築新城，並易名為興安州，屬漢中府。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興安州從漢中府劃出，直屬陝西布政司，領漢陰、平利、旬陽、紫陽、白河、石泉等縣。
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興安州遷回老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改設興安府，並漢陰縣地設安康縣，領安康、平利、旬陽、白河、紫陽、石泉等六縣，屬陝西布政司領。
辛亥革命後，即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陝西省撤消府、州、廳，省下設道、縣兩級，安康在清代六縣基礎上新增四縣歸漢中道。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廢道而直隸於省；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設為陝西省第五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轄十縣。
建國後，1950年設市，1954年撤銷安康市改設城關區，隸屬安康縣管轄。1988年9月15日復設市，中共安康地委和安康地區行政公署駐地安康市。公元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安康地區撤地設市。新組建的中共安康市委員會、中共安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於2000年12月正式對外辦公，撤地建市後，原縣級安康市改為漢濱區。地級安康市於2001年元月1日成立。安康市人大常委會、安康市人民政府、政協安康市委員會、安康市中級人民法院、安康市人民檢察院相繼對外辦公。地級安康市下轄漢濱、漢陰、石泉、寧陝、紫陽、嵐皋、平利、鎮坪、旬陽、白河十縣區。
北門
通津門（大北門）“通津門”是安康最古老的舊城門之一，早在明洪武四年（1371）指揮使李琛開始以磚砌城時，就有了這個稱謂。在主要依靠漢水舟楫以通往來的歲月里，它是安康對外交流與合作的重要門戶。其所以命其門為“通津”，是緣於它“瀕於江漢，估舶楫而轉運易也”的交通優勢。通，到達。暢通。流通、交換。《荀子·儒教》說：“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王制》解釋為：“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津，渡口。碼頭。《論語·集解》說：“津，濟渡也。”
明萬曆十一年（1583）漢水暴漲，將城垣市井圮毀，到清順治四年（1647）城區恢復重建時，曾將此“通津門”與新築的南城北門一般，取“眾星拱北辰”之意而易名為“拱辰門”。對此更名百姓們似乎接受不了，於是便以“大北門”取而代之官方的新的稱呼，並約定成俗沿用至今。儘管後來的“府署”借著對新、舊二城的一併復修，為別於新城北門，兼顧民風時尚，將此門之謂重恢復為“通津門”，但人們對“大北門”的稱呼已習慣成自然。故而使得後人也包括今人，聞“通津”而不知所指，說“大北”一聽就知“門”在於何方。
城門之謂為何能憑街而聞名？辨證而知：自其門而入的這條街得“通津”之便，堪稱舊安康
興安門“通津門”上於嘉慶十六年（1808）改造，增築城台並重建城樓。在喧喧鬧市之側，層層階梯之上，倚樓極目：“牛山疊嶂”斜陽興廢遠；憑欄臨風：“漢水晴波”流虹亂曉光。只可惜，此門此樓皆毀於1983年洪水之中。臨川門（小北門）
在安康的古城門中，另有一臨漢水而望牛山的門，叫做“臨川門”。其故址與舊的“關廟巷”相貫通，即今之“龍窩街”的西北出口處。於明萬曆年間“大水圮城”後便廢掉了。到了清康熙五年（1666），有“寶豐街”（也就是今天的“小北街”）士民，請於在其街北的城堤開啟城門時，不知何人將原“臨川門”的石額尋來，移至此新開的城門之上，“臨川”之“門”遂由西而到了東。
所謂“臨川”，臨者居上視下。《詩經·邶風·日月》寫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川者河、川的流水。《周禮·考工記·匠人》中說：“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金樓子·后妃》又說：“川流不捨，往而不還者，年也。”秦嶺，巴山之間，川流者漢水也。故“臨川”之義應為：居高而臨下，觀漢水之奔流，以飽經憂患，見證滄桑。
隨著漢水航運業的發展，“通津門”外的水旱碼頭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臨川門”既開，不僅為碼頭上的貨物中轉，劈開了一條通關大道，也使得“寶豐街”於交通地利方面受益匪淺。儘管此街與“大北街”相比要狹窄許多，為攀附“大北街”的輝煌，便附庸風雅將己之“寶豐”棄之不用，定要相對於“大”而改稱“小北街”。“臨川門”也隨之被口傳為“小北門”，兩“小”均流傳至今。
然而，此門畢竟地勢微低，道光十二年（1832）夏初遭遇連連暴雨，致使漢水泛濫，接著就倒灌入城徒成澤國一片。待水勢漸退以後，城堤及其門樓已被洪水浸塌。道光十九年（1839）重修時，將門基升高並以“大北門”形制築台建“臨川樓”一座。登臨其上，觀門前漢水形若彎彎半月，大小江舟泊岸臥波。碼頭之上往來濟濟貨物有裝有卸，一派繁榮景象。門稱“臨川”不虛也，“小北”之變實在可惜。
清嘉慶年間，在今東關北正街的北出口增築了一道城門，被命名為“迎恩門”，即迎接德惠之門。然而，所迎者何德？所接者何惠？要知箇中原委，得從此段城堤說起。
此堤名為“惠壑堤”，築於明萬曆年間，東緣長春堤溯水濱而西接舊城東北隅，即自今之東堤至暴家巷北出口段。漢水漲溢，全賴此堤捍御。乾隆二十年（1755）復修時，又於堤內築老君殿三楹，雕青牛一尊，想以此法護堤，再以堤護城。不料於十二年之後反被漢水、黃洋河水及南山施、陳二溝之水，四水合一灌入郡城，堤險城亦崩。
同年入冬，王希舜蒞任興安知州，立即捐資並親自督役，“計募夫一千三百名，共用工六萬五千數”。完工之後即再遇大水泛漲，眼見得滔漭將要漫越過堤，城內士民皆哭泣命危難保，王知州急赴堤所觀之無奈，情急之中焚香禱告於山川社稷，願以己之身保黎民安全。恰在此時洪水開始回落，郡中之人以其之誠“能匪躬，能感神，能保百姓”，恩也；本州通判石瀟於固堤之時“催夫役最能勤事”，惠也。《荀子·大略》云：“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為追思先賢，故將此門以“迎恩”謂之。更有旬陽縣知縣楊侖，白河縣知縣龍家佐，助建堤防勞績頗著，因之又於門上再建“迎恩閣”，以慰旬、白二縣過往之眾。
閒暇入閣，臨窗東視，“石梯遠渡”與老津關依偎著北出關中道口，任往來貨船停棹中轉。每遇夜晚，一輪明月高懸，無數江舟微動，燈火如星，水波閃爍曲折搖曳，宛如銀蛇滑動，形成新的“長灘漁火”之景，常為文人墨客所吟唱。此情此景當追思先賢，能不感恩戴德乎！
南門
安康門（大南門）
大南門然而天下之事，有些卻於常理中通它不過。堪稱吉祥如意的“安康”之謂，也會因種種原因被棄置不用。
“安康門”內大街，本名為“安康路”，明萬曆十七年（1598）知州姚鳳翔於街衢四達之處，修崇台，建“文昌閣”。該高閣不幸於清順治十四年（1657）毀於大火。康熙二十五年（1686）總鎮程福亮捐資重修，工未竣而程總鎮離去，僅存台基，後因年代久遠，當地人呼之為“鼓樓”。如此約定俗成，“安康路”便被“鼓樓街”取而代之。
“安康門”外有舊築土橋，數為濠水沖浸。郡守鄭福於明成化二十年（1484）重建，橋之名因城門而曰“安康橋”，萬曆十一年（1583）又毀於洪水。至三十二年（1604）守道李天麟重建，以陳家溝與施家溝水匯流之故，以“會源橋”取代“安康橋”。
地方如此，皇家依然。唐李隆基天寶十四年（755），安史起兵叛亂。到李亨至德二年（757）儘管安祿山已被其子安慶緒所殺，但李亨仍憎惡至極厭見“安”字。遂以“安康郡”治所在漢水南便將其改稱“漢南郡”，又因水之南為陰，故將“安康縣”亦改名為“漢陰縣”。美好的“安康”之謂，無論是街名、橋名還是地名就這么被棄之。惟此門用“安康”，只是當地人的一種精神寄託。直到清乾隆年間朝廷採納了巡撫畢源“將州屬之漢陰縣改為附府首縣”的奏疏，並以“查興安當為古安康郡，應即請為安康縣”的意見，將“漢陰”重恢復為“安康”遷入府屬舊城。
揮之不去的安康城及“安康門”在嘉慶年間復修時，增築瓮城，在四隅砌女牆於外。內城重修“安康樓”望之屹然。待後城西有了“興安門”，相形之下一大一小，由此就有了“大南門”這一稱謂。
此南門《縣誌》傳下古語：順治年楊知州曾將斯易改“向明”；《府志》續有新章：嘉慶時葉郡守又把它復稱“安康”。拾級而上，背水面山：舊城“安康門”與新城“拱辰門”遙相對峙。登臨以觀負陰抱陽：“萬柳堤”將新舊二城珠聯璧合。漫步城頭左睇“興文門”於東，右睹“興安門”於西，有此二樓閣相隨，惟“興”而盛。極目遠眺宋築“萬春堤”在先，明修“長春堤”在後，賴此兩堤防護衛，得“春”而媚。興安門（小南門）
舊“興安門”在今之興安路北，與現在的金州路交匯，屬於老安康城邑西拓的部分，始建於清嘉慶年間，名隨府稱，謂之“興安”。興者之義為起來。興起。興盛。《國語·周》有言：“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安當指安寧康泰，意在企盼安康興盛。《詩經·風氓》歌到：“夙興夜寐，糜有朝矣。”《禮·樂記》亦云：“明於天地，而後能興禮樂也。”既興起，起來與人共享昇平之樂。
此門因其規模與氣勢，遠不及“安康門”，相對而言又被俗稱為“小南門”。“小南門”小而不古，變故卻極多。道光十二年（1832）漢水泛濫，舊城圮毀殆盡。重建工程浩大且款項更難籌集。因權衡輕重遂將此門封堵以節資費。阻塞六個春秋方重新開門，並於城門之外增築“登春堤”為避水之路。不料僅過了二十年，又遇鹹豐二年（1852）漢水暴漲決其門而淹城。再次修復時，便只開其門而不再恢復城樓。
舊“興安門”作古已半個世紀。今城東新築大廣場，長堤開壑，再啟門樓。門有“興”而旺，樓有“安”則祥，“興安門”因此又被“挖掘”出來而成為：街心淨土，市內桃園。
皇權帝制俱滅，漢江活水長流。“興安門”換過環境後，活了。它敞開胸懷，遠迎賓客，近納鄉親：樓之左右路暢，熙來攘往，遊客可以自由行走；門之前後坦途，車水馬龍，公民依然平等消閒。平民百姓到此，當回顧前朝師表；公僕領導蒞位，該邀瞻古代清官。今日遊人，追思先輩賢人；後代遊人，再思今日賢人也！
登高祝願：振“興”家園，“安”而更康。
若用方言俚語來形容安康的舊城，也就是：巴掌大的一塊。可就這彈丸之地，就其當時文化建設而言卻十分的宏大。《舊志》有記，元代即有文廟及儒學，許多設施雖經數次洪災侵襲，卻又有歷朝各代的修葺擴建。僅儒學內就有：大門、儀門、博文齋、約禮齋；號房、饌堂、退思軒、明倫堂；聖學真傳坊及學正訓導宅。加上啟賢祠、文昌祠、敬一亭、尊經閣、奎星閣與園圃、馬廄，可以想見，其規模之大何等了得。
然而，清人劉士夫於乾隆十二年（1747）任興安知時，卻在其所作的《文峰書院記》中寫到：“興安一郡，僻在江南，向來士風未振。諸生中非無忠信之資，而經明行修競乏其人”，糾其原因，“所以鼓舞成就者制未備也”，故而“夫士習與民風相為表里”不一，惟有“士習則言坊行表足以矜式鄉幫，悔過遷善有潛移默化於不覺者”。
基於期盼振興文治教化之心，嘉慶年間在今之興安東路以北與東關“靜寧寺”南交匯之處，新築的城門即取漢·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中“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句義，命此門為“興文門”，門上之閣亦稱“興文閣”。“興文”者即振興文治教化之意。
“所以尊崇聖道，循序敘彝倫”，入斯門則思聖賢之道可敬可尊，登斯樓則思書院之地不可忽也。有書促有德，皆有為之士；無知夸無畏，乃無恥之尤。陽明此理，即萌鼎新之念。
雖僻在漢南，也有千帆百舶可通四海，學富五車字羲宏論者也是有的：重續方誌，魯長青史筆悠悠；再吟新曲，劉應秋詩興濃濃；歸田惠安，王玉澎鄉情切切；興文教化，張補山書香盈盈；賦記各體，李廷生書聲琅琅；詩文兩精，董朴園著論多多。興安，畢竟不是藏污納垢之地；文治，方可成育才教化之鄉。門曰“興文”可謂用心良苦也。
西門
康阜門（老西門）“康阜門”，安康城最古老的城西之門，因而又俗稱“老西門”。老的意思是：歷時久長的。陳舊的。與後來、新相對。由此而可見：後來又有了新的事物變化。
早在明初，此西門先是被命名為“寧遠門”，位於今天的安悅街之西，西大街之東。明萬曆年間大水壞城，在復修未竣之時，因明、清改朝換代而中斷，加之州署將重心移於築建新城當中，到順治四年（1647）復修舊城時，“截城西半移筑西門於蕭家巷口”，即今之“興家倉口”。取《宋史·樂志》八“永爾康阜”句，更西門名為“康阜門”，意在期企安康“安樂富庶”。
在此後的一百五十年間，雖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各代間，漢水數次漲溢淹城，數次興工復修，“惟是草創之初，物力既艱，經營未備”，顧及了舊城則墮毀了新城，顧及了新城則圮壞了舊城。嘉慶初年開始新、舊二城同時並建，舊城重又恢復至順治年?所“截城西之半”，就舊基再建新“康阜門”，並“挖洞甃門”增築瓮城，添修女牆，新蓋“康阜樓”供奉“財神趙公元帥”。又疏浚城外西城隍堰，加固其上之“康阜橋”，至此西門復於舊址。
出此西門正西為今之西大街，曾隨“康阜門”而謂之“康阜街”；而門的左右為今天的金州路，亦隨門外的西城隍堰，而分別得名為“南、北城隍堰”；門內瓮城之上，合城士紳於清光緒九年（1883）依就城牆整個北段和東段的一部分，建有平面呈倒“7”字型的一座高台倉庫，存放著專門為賑災而備的穀物，名曰“安悅台”。民間則以其高高在上的特點，直觀地稱呼為“倉房樓”。唯由此台而得名的“安悅街”仍保留著歷史的記憶。
社會是發展的，就在恢復該西門的同時，城區亦向西拓展擴大了許多，於是又有了新的西門。然而，城市是有生命的，其中如兩個西門的名稱，不僅是兩個建築物的文化代號，也和它們各自的生命一樣，有著豐富和深刻的含義。正因為“康阜門”有其獨特的歷史和命運，老安康人才以“老西門”來區別於新的西門，這就是“康阜門”歷史命運的容器。
土西門“城池以衛民，公署以治事”，時虞水患郡城圮而復，墮而修，毀而建。如此反覆，城中人不僅未被洪水擊倒，竟使其城屹然能以巨鎮而稱著於漢南。城西的“寧遠門”最能鑑證這方人，於自然災害面前的不屈不撓，以及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博大胸懷。
“寧遠門”之謂，出自《文子·上行》“非寧靜無以致遠”句，三國蜀相諸葛亮在《戒外生書》中曾加以引用，意在戒掉浮躁，不氣不餒以實現遠大抱負。寧，安寧，平安。遠，遠大。《易經·乾》說：“首出庶物，萬國鹹寧。”安康乃秦蜀之關鍵、荊襄之門戶，有“漆麻耳棓藥材之鄉”的稱謂。庶物廣，目光遠方能“鹹寧”於“萬國”，安定於一方。看來古人命此門為“寧遠”，是有一定的文化內涵的。
此門原為“老西門”之謂，因明萬曆與清順治年間兩次水溢城毀，將此西門東移，隨之便廢掉“寧遠”而更換了新名稱。於此後又遭遇了五次大水圮城，百餘年復修重建，總結出“防西而不防北非策也”的經驗，增筑西起萬春古石堤，東接舊城西北角城牆，並於堤之外水之畔加高培厚水牮（音“見”，現“中水箭”的“箭”字實屬謬誤）以殺漢水橫流之勢。不僅鞏固了城池，並於嘉慶初年將城市擴大，終使得“寧遠門”的石額復現於新的西門上。
如今的“寧遠門”遺址外，大橋路車流如水，新新人類隨潮去；故“西土門”側畔，漢江河水如明鏡，代代英豪照影來。寧靜致遠，濁流怎改長青色；譫泊明志，樓失不改棟樑腰。對景寫生，鮮花與人面相映；觸景生情，安寧與康泰共生。憶昔日水患之扼，議當今鵬翼之飛矣。安瀾門（水西門）
水西門“安瀾”，水波不興，用以比喻境況安定。漢人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有言：“天下安瀾，比屋可封。”《書》註：“安瀾，以喻天平也。”乾隆三十七年（1772）河東總督姚立德曾言：“前築土壩，保固堤根，頻歲安瀾，已著成效。”由此清代主管河工的人員，在每年秋汛結束後，能夠平安度過而無潰決者，給其上司的奏報便被稱之為“安瀾奏報”。
“安瀾門”前漢水通流遙遠，上通漢中可入川，下達漢口而融楚，不負“巴蜀秦楚通津”之謂的安康，舟楫停棹為碼頭，必有物資吞吐。儘管下游早有一處偌大的水旱碼頭，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航運業的發展，已無法滿足泊船的需要。使得那些裝載著大量石炭、零散的農副產品、及許多零零總總尚需分揀歸類、重新打包的各類山貨土產之類的貨船，紛紛停靠於上游地段，再形成若干小型碼頭。雖然這幾處碼頭年出入貨運之總和，遠不及下游的一半，但周轉卻極快。僅靠“通津”、“臨川”及“迎恩”諸門來交通搬運，顯然不便於幾乎擴大了一倍的城區。“安瀾門”的增築，便多了一條入城的路徑。
開啟“安瀾門”，不僅預示著生於斯、長於斯、生活棲息於斯的安康人，不因郡城常扼於水患而所懼，“水來土屯”建設自己美好的家園。更不畏漢水於境內所形成的彎環重澗，曲隈復灘。畢竟漢水是這方人的衣食父母，闖灘涉險本生存發展之必需，弄水驅舟揚太平生活之風帆，奮鬥則永定安瀾也！
東門
仁壽門（大東門）古之東城門在今天的“暴家巷”與“篦子巷”之間，明代洪武初叫“朝陽門”。後因明萬曆年間的大水圮城，以及災後知州署衙的遷移，尤其是明、清的改朝換代，到清順治年間復修舊城時，為體現“言仁者安靜，故多長壽”的思想，取《論語·雍也》：“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之義，故而更其名為“仁壽門”。
仁即仁愛。是中華傳統文化中一種含義廣泛的道德觀念，核心是人與人之間應有的相親相愛之心。所謂“夫仁者，己欲立而言人，己欲達而達人”指的就是此義。壽即長壽。“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仁壽即《漢書·董仲舒傳》所言：“堯舜行德則民仁壽。”
此城門外築有用磚砌就的城隍，上架著可以並排行走雙軌車馬的橋樑，橋隨城門而得名，清人劉應秋有《修仁壽橋記》已述。“橋之左右居厘而列肆，其中建一亭以通往來。登斯亭也，誠五嶽不足以擬其堅，六螯不足以況其巧”。城門有三，正門居中，兩邊各開小門以便民通行。內中東大街高寬輻湊，市井繁榮。城門上的樓閣設義學於其中，知州王希舜捐資延士教之。“仁壽門”之廣大為諸門之首，因而又俗稱其為“大東門”。
“仁壽門”之大更在於傳統美德，儘管古稱壽考富貴為福，世俗有福祿喜財之說，而“仁者壽”之大內涵則在於人生的德性行誼。《尚書·洪範》有言：“向用五福始。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壽而不仁則禍害千年，活著又有何益。錢為身外之物，富貴之根本則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要不然豈可安享康寧。惟攸好德者，縱考終命則會死而無憾。
“人之初，性本善”是古代聖賢教化人民，從娃娃抓起的格言。大公無私，誠實守信，以德報怨，慈善簡樸是中華民族傳統之美德。以商貿為中心的安康城，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買賣不成仁義在，乃“仁壽門”之大文化也！
今天的“朝陽門”是清嘉慶年間修葺舊城時，以東關商旅所聚之地，東就“長春堤”，北托“惠壑堤”，南因“白龍堤”加頂增埠而於“長春堤”開啟的東關城門。要說，早在明萬曆年間大水圮城前，舊城東門的名稱就是“朝陽”，清順治年間復修時，才以“仁壽”取而代之了它。如同城西“寧遠門”的命運一樣，得名早而落腳遲。
此門稱“朝陽”，讀音卻有二。在此音應讀作“朝（招）zhāo陽”，“東曰朝陽”，為其得名之根本，義為初升的太陽。晉·潘安仁（岳）《藉田賦》說：“若湛露之晞朝陽，似眾星之拱（共）北辰也。”在此若讀之為“朝（嘲）chāo陽”，義則不通。其一，朝水之北為朝陽，屬古南陽郡的縣名，在河南鄧縣東南；濟南郡亦有朝陽，在山東章丘縣西北。其二，古語中凡訪問皆稱為朝，後專指臣見君為朝。“朝陽”見太陽之義，為古代帝王祭日之禮。今人大多謂之“朝（嘲）陽”謬誤曲解也。
“朝陽門”的開啟，方便了靠肩挑背扛進行貨運的交通。那些以經營皮張、茶葉為主的本地回幫，將一捆捆牛羊皮，一包包陝青茶，用一條扁擔挑至河邊渡過老津，經由舊子午道送往山外。或直接裝上大帆船，消失在盡頭的太陽升起的天水間。
然而關於歷史，當年“朝陽門”之名的廢止與重新有了立足之地，關於傳統文化，它的正確與誤讀，“安康細節”正在被人們遺忘。許多隱沒的歷史，特別是那些活在真實中，而非概念里的歷史，或曰普通人當下的歷史，卻漸漸地浮出了地面，“空口無憑”的傳說，反被賦予了“史”（口傳史）的意義而登上了大雅之堂。察文物而識雅尚，面對“朝陽門”，安康人應識得“安康細節”。
新城四門名稱考
簡介新城之稱謂單從字面上講，似乎並不難理解，即：新築的城垣。但安康之“新城”自有其非凡的個性，這裡言“新”者，一指初次出現，與“舊”相對：二指“吐故氣而納新氣也”。
明萬曆十一年（1583）安康的歷史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漢水暴漲，圮毀了州城：二是將“金州”易名“興安州”。第二年朝廷準允了分守道劉致中，請築新城於趙台山下，並將知州公署一併移於新址。
建成後的“新城”又先後經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嘉慶十六年（1811）和同治十三年（1874）三次興工，使其周圍計長滿六百九十三丈四尺，高兩丈八尺六寸，修造排垛女牆一千零四十四面：四城門皆有瓮城及城樓，城之四周築有城隍瀉水，各門外架橋於城隍之上。充分體現了當年改築新城的歷史成因及美好願望。
東門 取唐人張籍《贈殷山人》詩中“滿堂虛左待，眾目望喬遷”句，謂之“喬遷門”。“喬遷”意在“自低處升高處”。《毛傳》：“喬，高也。”喻人搬到好地方居住。
西門 取《漢·高帝記》元年：“吏民皆按堵如故”句，謂之“安堵門”。“按堵”有相安、安居、安定之意。“按”通“安”，漢末學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唐人顏師古注《漢書》：“言不動遷也。”
南門 取漢人楊雄《法音·孝志》：“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句，謂之“阜民門”。“阜民”者，財實殷盛，富足康樂。晉常琚《華陽國志·蜀志》：“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宋史·樂志》十三《化成天下》：“極塞成清謐，齊民益阜康。”
北門 則以《論語·為政》中“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謂之“拱辰門”。“共”通“拱”，意思是說“治理國家要用道德。就像北極星一樣，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其他的星星都圍繞著它。”
地老天荒，滄海桑田。流失的歲月僅給我們留下“新城”這個特定的名稱。表述“新城”情節的四門名稱，也早已被人們淡忘。惟有北門內城的門洞，屏氣靜心地審視著穿門而過的每位過客，以及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