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信息
所有責任者： (美)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著羅選民，王璟，尹音譯所有題名： 其他題名信息 : 重申美國夢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並列正題名 : The audacity of hopeAudacity of hope
標識號： ISBN : 978-7-5036-8690-0
出版、發行地： 北京
關鍵字： 政治---美國政治
語種： Chinese 漢語
分類： 中圖分類 : D771.20
載體形態： 265頁
內容簡介
歐巴馬在書中講述了關於自己的失敗與成功，歧視與運氣，出身與愛情，成長與奮鬥的故事及政治歷程。全書主旨在於：如何改變美國的民生和政治。
歐巴馬通過講述自己的親身歷程，盤點了美國近代政治，並試圖探源激烈的黨派偏見；討論了新的民眾政治賴以建立的共同價值觀基礎；探究了憲法不僅是個人權利的源頭，同時它還是組織民主對話、探討共同未來的工具；講述了一些包括金錢、媒體、利益集團及立法程式在內的體制因素帶來的負面影響；並就如何跨越分歧，有效解決實際問題給出了意見，其中包括許多美國家庭面臨的日益增長的經濟風險，國內種族和宗教緊張局勢，聚集在美國周邊虎視眈眈的跨國威脅，恐怖主義和流行病等問題。
在這本暢銷全球超100萬冊的歐巴馬自傳《無畏的希望》中，他以真誠而不失幽默的語言，講述了自己的成長與奮鬥、歧視與運氣、失敗與成功，以及怎樣努力平衡事業與家庭生活。敘述中，我們看到歐巴馬面對現實時始終如一的樂觀主義精神，那是一種頑強的“無畏的希望”。
目 錄
序言 1第一章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 9
第二章 價值觀 32
第三章 我們的憲法 51
第四章 政治 74
第五章 機遇 99
第六章 信仰 136
第七章 種族 159
第八章 外面的世界 190
第九章 家庭 227
尾聲 246
致謝 253
索引 255
踏上政界競選之路
從我開始參加政界競選，至今已近10年。那時，我才35歲，從哈佛法學院剛畢業4年就結了婚，迫不及待地開始了新的生活。當時正好伊利諾州立法委員會有個空位，一些朋友就建議我去競選。他們覺得我作為一名民權事務律師，又是社區負責人，社交廣泛，候選人的位子唾手可得。和妻子商量後，我參加了競選。像所有第一次參加競選的人一樣，我不放棄任何一次談話的機會。如果見到街頭拐角有兩位交談的人，我便會走過馬路，遞給他們競選宣傳冊。無論我到哪裡，常常會遇到類似的兩個提問。“你這滑稽的名字哪兒來的？”（歐巴馬的全名是巴拉克·胡賽因·歐巴馬，容易讓人聯想到奧薩馬·本·拉登，這給我最初的政治生涯帶來一絲憂慮。）
接著又是：“看起來你挺不錯嘛，為什麼要趟政治這渾水？”對這個問題我絲毫不感到陌生。早在幾年前我剛到芝加哥，在一個低收入的社區工作時就遇到過類似問題。這不僅是對政界的嘲諷，還是對公眾生活的挖苦。助長這種憤世嫉俗心態的是那些屢見不鮮的廉價承諾和空頭支票——至少在我想代表的南部地區是這樣。我常笑著點頭回答，我能理解這種懷疑的態度。
我想，我的演說是很有說服力的。儘管我不清楚那些聽眾是否也這么想，但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很欣賞我的誠摯和青年壯志，所以我成功地進入了伊利諾州議會。
六年後，當我決定競選聯邦參議員時，對自己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一切跡象顯示我的事業選擇似乎是明智的。我在少數黨為任兩期後，民主黨最終掌控了州參議院。隨後，我通過了包括從伊利諾州死刑制度改革到開展州兒童健康計畫的許多法案。我一直堅持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書，我喜歡這個工作，常常會有人邀請我做巡迴演講。我保持了獨立、奠定了聲譽、穩固了婚姻，可這一切在我踏進首府華盛頓時——至少從統計上看——都面臨著風險。
不管怎樣，我正是在這種不安穩的心態下決定參加2000年的選舉，挑戰一位在職民主黨的國會席位。那是一次考慮欠周的競選，我鎩羽而歸。我從這一慘痛失敗中醒悟到，生活有許多不確定性，不可能一切都按計畫實行。
一年半後，失敗的創傷已經痊癒。看到那些年輕的政治家在我跌倒的地方超越我，榮升到更高層的職位，更加有所作為，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嫉妒的滋味。政界的樂趣——激動不已的辯論、熱情洋溢的握手、蜂擁而至的人群——這些畫面開始褪色。而工作中的瑣事卻讓我越來越煩心，我開始懷疑自己所選的道路，我開始覺得自己和想像里的那些演員、運動員一樣，多年來為了追尋某一夢想，埋沒於小小的舞台，或守候在替補席，到頭來發現自己的才賦和命運已經窮途末路。
否定、憤怒、交涉、絕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經歷了心理專家劃分的所有階段。在某一點上，我接受了缺少天時地利這一事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認命了。我又回到州參議院工作，對於自己權責之內的動議權，感到心滿意足。
對種族偏見的親身體驗
儘管我的成長經歷很難作為非裔美國人的典型，並且主要由於運氣和環境的原因，我現在的職位能使我免受普通黑人必須忍受的打擊與傷害，但我仍然能夠娓娓道出在我45年的生命中，曾經遭遇到的各種令人氣憤的瑣碎小事。在百貨公司購物時被保全跟蹤；站在飯店外等待車管員時白人夫婦卻將他們的車鑰匙扔給我；警察無緣無故地讓我把車停在路邊。我清楚人們告訴我因為膚色而不能做某些事時的感覺，還有強咽怒火的苦澀。我還知道米歇爾和我必須始終保持警惕，以免我們的女兒聽到一些令她們沮喪的言論。我在競選聯邦參議員時經歷的很多事，正體現了過去25年發生在伊利諾州黑人和白人社區的一些變化。在我參加競選的時候，伊利諾州已有黑人當選州級公務員，包括黑人州審計長和總檢察長羅蘭·伯里斯、聯邦參議院卡羅爾·莫斯利·布勞恩和一位在任的州務卿傑西·懷特，2年前她還是本州得票最高的競選人。由於這些黑人公務員取得的開拓性勝利，我的競選不再是什麼新鮮事。所以我不會因膚色受到偏愛而贏得競選，但我的種族背景也不會排除我獲勝的可能。
但這並不是說偏見已不復存在。無論是黑人、拉美裔還是亞裔，我們都不能免受文化所灌輸的陳舊觀念的影響，尤其是關於黑人犯罪、黑人智商或黑人工作態度的舊有觀念。在日常交往中，大部分白人對其他族裔不再刻意地持有這些舊有觀念。但對於那些往往是馬上決定的情況，比如在雇用誰、提拔誰、逮捕誰、起訴誰，對剛走進你商店的顧客，對你子女學校的人口構成有何感覺等事情上，認為這些陳舊觀念完全沒有影響也不現實。
儘管過去40年進步顯著，但黑人、拉美裔和白人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間依舊存在著難以消除的差距。黑人的平均工資是白人平均工資的75%；拉美裔的平均工資是白人平均工資的71%。黑人資本淨值的中位數大約為6000美元，拉美裔為8000美元，而白人是88000美元。當面臨事業或家庭遭遇危難時，黑人和拉美裔能利用的存款很少，父母更不太可能助子女一臂之力。即使中產階級的黑人和拉美裔也需要交納更高的保險費，卻很難擁有自己的住房，而且與美國人平均水平相比健康狀況更差。很多少數族裔可能正在追逐著自己的美國夢，但夢想成真的希望卻依舊渺茫。
我們怎樣才能彌合這種始終存在的差距，為了得到這個目標，政府應該發揮多大的作用，這依舊是美國政治中的一個重要議題。
和妻子的第一次約會
我是在1988年的夏天遇到米歇爾的，當時我們都在芝加哥的一家大型法律事務所——盛德國際律師事務所工作。儘管米歇爾比我小3歲，但她那時已經是執業律師，她在大學畢業後直接進入哈佛法學院。我那時僅僅在法學院讀了1年書，在公司里不過是一名夏季實習生。我已經記不清和米歇爾第一次見面時的談話內容了。我記得她身材高挑——穿上高跟鞋時和我一般高，非常可愛，舉止友善得當，堪比她那一身剪裁得體的西服和襯衣。她向我解釋了所里的人物是如何分配的，各部門的職責，以及如何計算我們的計費工作時間。米歇爾領我去了我的辦公室，又帶我參觀了圖書館，之後將我交給一位合伙人，同時告訴我中午她與我一塊用餐。
後來，米歇爾告訴我，當我走進她的辦公室時，她感到十分的驚喜。那天，米歇爾忙的連軸轉，她告訴我，生活在這樣一種快節奏里，她根本沒法分神去考慮其他的事情，尤其是男人。但她懂得如何去笑得燦爛和自然，我還注意到她並不急著回辦公室。每當我看著她時，我能夠從她那圓黑的眼睛裡讀到點什麼——那是一絲跳躍而過的微光，它在一定程度上感動了我。我想了解她心靈的這一面。
之後的幾個星期里，我們每天都見面：在法律圖書館、在咖啡廳，或是某次事務所特意為夏季實習生組織的郊遊之中。組織郊遊的目的是告訴實習生，律師生活並不是無休止地苦讀法律文書。她也帶著我參加過一兩次聚會，並巧妙地掩飾了我沒什麼行頭的窘境，她甚至還介紹我認識她的幾個朋友。然而，她拒絕外出與我正式約會。她說這樣做不合適，因為她是我的實習老師。
“這個藉口糟透了，”我告訴她，“想想看，你給我出了什麼點子？你教我如何使用複印機，還是教我該去哪家餐館用餐？我覺得合伙人不會認為一次約會就嚴重違反了公司的明文規定。”她搖搖頭說：“對不起。”“那好，我辭職。這總行了吧？你是我的指導老師，你告訴我辭職該找誰。”
我終於將她說服了。在一次公司組織的野炊後，她開車送我回住所，我提出去街對面給她買“31”蛋卷冰激凌。在夏日濕熱的午後，我倆卻坐在路邊上享用蛋卷冰激凌。我告訴她，少年時我曾經在一家“31”冰激凌店打工，身著褐色圍裙，頭戴褐色帽子，還要擺酷實在是太難了。她向我透露，小時候曾經有兩三年只能吃到花生醬和果凍。我問我是否可以吻她。我們的吻甜得像朱古力。
為女兒找短褲的故事
我選擇了現在的生活，這種生活讓我長時間地離開妻兒，無法照顧家庭，把所有壓力都甩給了米歇爾。儘管我經常不在家，孩子們仍然茁壯成長，這也證明了米歇爾教子有方。在家中，米歇爾負責組織協調孩子們的所有活動，在此她表現出了將軍般的效率。我會主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只要不出差，我儘量回家吃飯，聽瑪麗亞和薩莎講一天的見聞，給她們讀書，安排她們睡覺。我儘量不在周末安排公務，夏天時我會帶她們去參觀動物園或游泳，冬天帶她們去博物館或水族館。當她們淘氣時，我會溫和地責備她們，我限制她們看電視、吃垃圾食品，米歇爾不斷鼓勵我這樣做。
這是周五的下午，米歇爾去做頭髮了，於是我早早下班回家照顧孩子。我將瑪麗亞抱在懷裡，問她：“你妹妹呢？”“她在樓上。”
我上樓去找薩莎，發現她只穿著內褲和粉色上衣。她撲上來抱住我，然後告訴我她找不到短褲了。我在壁櫥里找了一下，在她的衣櫃抽屜最上面找到一條藍色短褲。
“這是什麼啊？”薩莎皺了皺眉，不情願地走過來，拿著短褲穿上。幾分鐘後，她爬到我的腿上。“這短褲不舒服，爸爸。”我們又重新到壁櫥里翻找，在抽屜里又找到了一條短褲，也是藍色的。“這條怎么樣？”我問道。薩莎又皺起了眉頭。她站在那，儼然就是一個三英尺高的米歇爾。
“薩莎不喜歡這兩條短褲。”瑪麗亞解釋道。我轉向薩莎詢問原由。她警惕地上下打量著我。“粉紅色和藍色不配。”她最終說出了原因。
瑪麗亞咯咯地笑了。我試圖像米歇爾處理類似問題時一樣嚴厲，命令薩莎穿上短褲。她照辦了，但我知道她是在遷就我。當我想對女兒表現我的硬漢形象時，她們都不買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