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糊的銅鏡可以說，編撰於50年代中期的《宋詩選注》是錢先生唯一一部引起了較大風波的書（參看陸文虎《<宋詩選注>：三十年前的一樁舊案》，王水照《<宋詩選注>的一段榮辱升沉》等文）。撇開時代因素，對宋詩的遴選問題提出看法，比較權威的聲音來自胡適：“黃山谷的只選4首，王荊公蘇東坡的略多一些。……他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胡適之晚年談話錄》1959年4月29日），而且錢先生後來也曾明確表示：“這部選本不很好，由於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彥火《當代中國作家風貌續編》）
然而，對於這部“作為當時氣候的原來物證”的著作本質性價值的描述，錢先生找到了一個巧妙而充滿睿智的比喻——模糊的銅鏡。1992年，他在國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宋詩選注》第7次重印本附記中，曾提醒讀者：“本書港台版的序文（按：即《模糊的銅鏡》一文）也附錄於後，足以解釋當時編選的經過。”
自然，我們首先注意到《模糊的銅鏡》中這樣的一段話：
“假如文獻算得時代風貌和作者思想的鏡子，那末這本書比不上現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鏡，只仿佛古代模糊暗淡的銅鏡，就像聖保羅的名言所謂：‘鏡子裡看到的影象是昏暗的’。它既沒有鮮明地反映當時學術界的‘正確’指導思想，也不爽朗地顯露我個人在詩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許這個晦昧朦朧的狀態本身正是某種處境的清楚不過的表現。”
錢先生為何要用鏡子作喻？如何才能理解這段話的意義？
我們理所當然地想到了錢先生的《管錐編》。
讀過《管錐編》就知道，錢先生對“鏡子”可謂情有獨鍾。
在《管錐編》中，錢先生有許多地方都饒有興致地談到了“鏡子”問題，以致德國學者莫芝宜佳斷言“《管錐編》中的鏡子研究是迄今為止中國文學研究中最全面的”（莫芝宜佳《管錐編與杜甫新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