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歌辭的摘要
樂府歌辭的原生態狀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其一，樂府歌辭的音樂性結構，如解、辭、聲、艷、趨、亂、正曲、和、頌等，正因為音樂性結構，樂府歌辭多有拼湊與分割的情況，其創作構成與詩不一樣。其二， 民間樂府歌辭被采入樂府，或文人創作的樂府歌辭，此為本辭；但本辭在演唱時，往往要經過樂工加工，這是樂奏辭，不可將二者混淆，二者的差異既體現時代性，又是詩人與樂工的差異。其三，樂府歌辭有其音樂性的限制，音樂的評價與歌辭的評價屬於兩個系統，不可不細加分辨。其四，樂府歌辭多有本事、原型，對其本事、原型及其變異的探尋，有助於我們深切理解、把握樂府歌辭的內涵。
樂府歌辭的來源
《樂府詩集》系宋代郭茂倩編。“樂府”，本是掌管音樂的機關名稱，最早設立於漢武帝時，
《樂府詩集》“樂府詩”在這些不同的樂曲中，郊廟歌辭和燕射歌辭屬於朝廷所用的樂章，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都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辭和舞曲歌辭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藝術價值較差。但總的來說，它所收詩歌，多數是優秀的民歌和文人用樂府舊題所作的詩歌。在現存的詩歌總集中，《樂府詩集》是成書較早，收集歷代各種樂府詩最為完備的一部重要總籍。
《樂府詩集》的重要貢獻是把歷代歌曲按其曲調收集分類，使許多作品得以彙編成書。這對樂府詩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漢代一些優秀民歌如《陌上桑》﹑《東門行》等見於《宋書·樂志》，《孔雀東南飛》見於《玉台新詠》 ，還有一些則散見於《藝文類聚》等類書及其他典籍中，經編者收集加以著錄。特別是古代一些民間謠諺，大抵散見各種史書和某些學術著作，雜歌謠辭一類所收， 多為前所忽視者。至於後來杜文瀾的《古謠諺》等著作，則遠比此書為晚，顯然是在它的基礎上編撰的。
它的編次是把每一種曲調的“古辭”(較早的無名氏之作)或較早出現的詩放在前面，後人的擬作列於後面，使讀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詩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響。例如，“相和歌辭”《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書?樂志》中，僅載了曹操的擬作，而在此書中卻錄有漢代古辭。曹操的擬作雖然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技巧都高於“古辭”，然而要說明這種曲調的來源及其本意，就遠不如古辭明顯，又如《陌上桑》這個曲調，據《古今樂錄》本是漢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調曲”，在《宋書?樂志》中卻只錄了曹操﹑曹丕的擬作和晉樂所奏的一首改寫屈原《九歌?山鬼》的詩；至於《陌上桑》的古辭卻列入了“大曲”一類。在《樂府詩集》中，則首先著錄古辭，使讀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過是依古辭的曲調而擬作的新辭。此書還把後人各種擬《陌上桑》而作的詩，都附在後面，如《採桑》﹑《艷歌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見，《陌上桑》對後來文人的種種影響。又如，把陸機的求仙詩《東武吟行》和鮑照的《代東武吟》編排在一起，可見同一曲調，可以譜寫成內容完全不同的各種詩歌。
《樂府詩集》以音樂曲調分類著錄詩歌，對一些古辭業已亡佚，而其曲調對後人有過影響的樂曲，都作了說明。如“漢橫吹曲”中的《梅花落》﹑“雜曲歌辭”中的《行路難》，都只有鮑照的擬作為最早，但編者仍把《梅花落》歸入“漢橫吹曲”，並在《行路難》的說明中引證了《陳武別傳》，指出這個曲調在魏晉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說明它早在漢代可能已經產生。它反映了民歌對文人詩的影響，以及音樂和詩歌的關係，對各種樂曲的相同題目，它指出了前代樂曲與後代樂曲的繼承關係。如“梁鼓角橫吹曲”中的《黃淡思》，編者就引用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認為即“漢橫吹曲”的《黃覃子》。
《樂府詩集》對各類樂曲的起源﹑性質及演唱時所使用的樂器等都作了較詳的介紹和說明。書中這些說明徵引了許多業已散佚的著作，如劉宋張永的《元嘉正聲伎錄》﹑ 南齊王僧虔的《伎錄》﹑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等書，使許多珍貴的史料得以保存。這對文學史和音樂史的研究都有極重要的價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於傳聞， 未可信從。
《樂府詩集》也存在一些缺點。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就曾指出本書把某些文人詩列入樂府題目之中不大恰當。此外，由於它重在曲調，因此所錄歌辭往往和關於曲調的敘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辭中的《水調歌》，編者認為是隋煬帝游江都時制，而書中所錄“唐曲”，並未註明作者。其實這些曲辭，恐怕是雜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顯然是杜甫的詩。
關於此書的分類，近代學者也曾有過爭論， 如書中的相和歌辭和清商曲辭的界線，梁啓超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中認為“清商”乃漢魏時的“清商三調”，郭茂倩把“吳聲歌”﹑“西曲歌”稱為“清商曲辭”，而把漢魏的“清商三調”歸入“相和歌辭”是承襲了南宋鄭樵《通志》之誤。黃節不同意梁說，他認為漢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晉“清商三調”中包含有 “相和歌”十一曲，至於隋唐以後，魏晉“清商曲”的曲調亦已不傳，所以鄭樵所列“清商”，只錄晉以後的南方民歌(《〈宋書?樂志〉相和與清商三調歌詩為鄭樵〈通志?樂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調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論清商曲書》)。
《樂府詩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閣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叢刊》影印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殘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舊抄本配補。今通用1980年中華書局標點校勘本。
樂府歌辭的賞析
《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明其有損益。然自黃帝已後，至於三代，千有餘年，而其禮樂之備，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已。《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芟》《良耜》，藉田社稷之樂歌也。然則祭樂之有歌，其來尚矣。兩漢已後，世有製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為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郊樂者，《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宗廟樂者，《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也。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社稷樂者，《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禮記》曰“樂施於金石，越於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歌，歌師尹胡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傅玄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為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乃詔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製，以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朔漠，宣武已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唐高祖受禪，未遑改造，樂府尚用前世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而梁、陳盡吳、楚之音，周、齊雜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為唐樂，貞觀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齊以後，又加裸地、迎牲、飲福酒。唐則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之樂。安、史作亂，鹹、鎬為墟，五代相承，享國不永，製作之事，蓋所未暇。朝廷宗廟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為程式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