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楊愛源系晉軍主要將領。跟隨閻錫山三十多年，歷經晉綏軍的發展、壯大與衰亡，先後擔任軍長、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等職。曾獲二等雲麾勳章、晉授一等雲麾勳章、二等寶鼎勳章、晉授一等寶鼎勳章、勝利勳章、忠勤勳章。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總指揮、察哈爾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授予二級陸軍上將軍銜，抗戰時出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協助閻錫山管理軍事，1948年，從上海去台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1959年病逝於台灣省。
商震的副手
閻錫山的嫡系
楊愛源使用過的文物山西省五台縣人。生於1886年，排行第一，幼讀私塾，祖上務農。1907年，21歲的楊愛源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二期，棄耕習武。1912年轉入培養初級軍官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楊愛源完成陸軍學校的學業，暫入北洋系段祺瑞部見習。見習期滿後，應山西都督閻錫山之邀，回山西督軍公署服務。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比較正規完善的軍事學府。出於儘快充實晉軍的考慮，閻錫山對軍校畢業生倍加珍視。因此，楊愛源一入晉軍，即被委為連長。鏇即又升任營長。1916年初，閻錫山將投晉的商震所部編為一個團，楊愛源營編入商團，借充實之名，行牽制之實。這樣，楊愛源一度成為商震的部屬。楊愛源在晉軍中以為人忠厚，謹慎職守著稱，因此在得到閻錫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時，亦頗有人緣。曾為商震部屬的楊愛源，後來一直與商震同步升遷，商震非但不忌，還引為知已，以至於在離晉之後給閻錫山的親筆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說：“星如對震，情誼深厚，始終如一。”
1917年秋，楊愛源率所部第一團第三營隨旅長商震赴湘作戰，遭遇伏擊，大部分官兵被俘繳械。當時晉軍滿打滿算只有兩個整旅，一個旅血本無歸，損失可謂慘重。訊息傳回山西，深感折翼之痛的閻錫山焦急之餘，發出的第一道命令卻是：“打聽楊愛源的下落。”對楊愛源的關愛不言而喻。也正是因為有閻錫山的關愛，湖南敗績，損兵折將丟盔卸甲以後，楊愛源不僅沒有蒙受處分，而且官升一級，由第三營營長遞補第一團團長（團長蔡榮壽調任新成立的第十團團長），跨入晉軍高級將領之列。
此後，隨著晉軍的一次次擴充，楊愛源步步升遷：1924年冬，閻錫山實施第二次擴軍，楊愛源由團長升任六旅少將旅長，並獨立於商震第一師（晉軍統編為兩師十一旅，第一、二兩師分別轄第一、二和三、四旅，其餘各旅直轄）之外。1926年的“討馮”之役結束後，楊愛源因率所部參加商震指揮的中路軍作戰，一直把國民軍逼退至西北地區，論功行賞，升任第六師中將師長。易幟北伐前，晉軍第三次擴軍，原有之師的番號一律改稱為軍，楊愛源再升一級，成了第二軍軍長，與商震、徐永昌齊名。
隨同商震賣車皮
1926年閻錫山聯合奉、直軍打敗馮玉祥後，奪得綏遠地盤，商震為綏遠都統，楊愛源率第六師駐紮豐鎮。平綏路由於戰爭關係很長時間不通，平津方面商品不能運到綏遠，綏遠方面土產不能運銷平津。迨戰事一停，商人亟欲運貨，而鐵路車皮多控制在軍隊手中，乃想方設法向軍隊購買車皮；為了避免沿途稅關措索，並賄通駐軍派官兵押運。計由包頭到天津一往返的車皮費、押運費，不下數萬元。商震在綏遠都統任內頭半年，出賣車皮所得聞達400餘萬。楊愛源駐豐鎮也扣有少數車皮，曾同商震一樣搞了好幾次，師部人員有的分了些餘瀝。後來綏遠賣車皮的風聲被閻錫山知道，要嚴厲查辦，商震得悉，先將替他專辦該項勾當的親信中校副官郝某槍斃，以郝私擅盜賣搪塞了事。當郝某被扣時，我記得楊曾密電商震為郝緩頰，復電說接訊較遲，已經執行。其實去電到時郝尚羈押。
晉軍訓練總監
還在1926年冬，鑒於晉軍在不斷擴充和連續作戰（先是出兵石家莊堵截直軍，又是反擊攻入遼縣的樊鍾秀部，再就是討伐馮玉祥國民軍）以後，亟需整頓的現實需要，閻錫山組建晉綏軍訓練總監部，委楊愛源兼任訓練總監，負責全軍的整訓。在訓練總監任內，楊愛源從晉軍的實際出發，結合孫子兵法的戰術原則，總結出“節短勢險”的作戰方略，並在對各部隊的督導中強調“二百米以外不得放槍”的戰術要求，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北伐討奉時，傅作義率部守涿州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戰例。
定縣瞎突圍
1927年山西出兵北伐，分左右兩路，左路出京綏路，右路出京漢路。楊愛源率第二軍的3個師（第二、第六、第十二師），和炮兵3個團，機關槍半個團（那時山西只有機關槍一個團）出正太路，截擊京漢路奉軍。初攻很順利，第二師、第六師連占正定、新樂、定縣等縣，前線進至清風店一帶，才被敵人頂住。軍部和總預備隊第十二師到達定縣縣城後，被奉軍戢翼翹軍3個師迂迴包圍。第十二師師長楊效歐以定縣城大、兵力不敷分配，堅主撤守西關。激戰5晝夜，閻錫山派第十旅盧豐年旅1個營增援無效，到第6天的拂曉，決計突圍撤退。守西關的全部官兵，由西門突圍向曲陽轉進，經行唐、靈壽、獲鹿等縣退回娘子關，清風店方面的兩個師同時撤守井陘一帶。從定縣西關突圍之前，原認為一出關門必有重大阻擊，傷亡不少；可是出關沒碰著敵人一槍一彈，很覺詫異！事後偵知，戢翼翹因為得悉後方涿州被晉軍襲擊占領，已經解圍而去。楊愛源這一突圍，真是瞎突了。
由於山西北伐兵力以楊愛源第二軍為最雄厚，一般人對右路軍期望很大。迨定縣撤退，全局改取守勢，各方責言都叢集於楊的一身。楊認為原定北伐整個出兵計畫，規定了各軍作戰進度，某軍某日應達到某處，第二軍完全按規定的進度進展，其他各部多未依限達成任務（襲擊涿州部隊也遲到五六天），以致奉軍能夠齊集兵力反擊第二軍，第二軍奉令撤退，根本沒有錯，今竟成了眾矢之的，實在冤枉，因而要擬辭職電稿。勝敗兵家常事，打了敗仗，眾人責難，打了勝仗，眾人要轉而恭維，北伐戰爭一定勝利，莫說奉軍把我們趕回山西本境，就是趕到黃河，最後他們還是失敗的，何必憤懣這一時。他固執要把辭職電發出。次日閻錫山復電慰勉，並通電各部，把失敗之咎歸到他自己身上，以杜眾口，楊始釋然。
徐永昌副手
察哈爾省主席
1927年、1928年的兩次北伐，楊愛源先後在第二軍軍長、第三軍團軍團長任上率部參加。北伐勝利後的1928年11月，楊愛源被委任為察哈爾省主席。從此直到1931年1月因中原大戰被免，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楊愛源以方面大員積極推行閻錫山的政治經濟政策，主導察省省政。到張家口就職。省府秘書長和各廳處長都系閻直接遴用之人，楊以軍人初任政務，看到他們不大買帳，內心頗感不快。有次因為交給秘書處辦理的一件公事，秘書長栗乃敬延擱未辦，楊大發脾氣，親寫一手令將栗撤職，要即刻發表。秘書說明機關辦事手續與軍隊不同情形，勸他不要操之過急；同時保證告訴栗以後多加注意，免有積壓，楊才漸漸氣平，把該撤職令收回，未引起人事糾紛。
對反蔣戰爭無信心
反蔣軍事醞釀之際，楊愛源尚在察哈爾任上。1930年1月，閻錫山秘密召集晉軍主要將領會議，通報情況，徵求意見。楊愛源接到電報後，星夜從張家口（當時的察省首府）趕赴太原。會上，在多數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楊愛源採取了支持閻錫山的立場。但是，在內心深處卻並不以為然。就在參加完太原的秘密會議回到張家口後，楊愛源與其秘書長分析局勢，秘書認為就是非而論該反蔣，就利害而論卻反不得。他問為什麼?“北伐之役，奉軍被驅逐出關，張作霖挨了皇姑屯一炸彈，張學良‘豈嘗須臾忘我哉’。但以他反蔣沒有好處，因為平、津不能讓給他；如他幫蔣打，平、津他唾手可得，張學良又怎能放過這個機會?所以戰事打起來，奉軍定坐收漁人之利。”楊聽完，圍著桌子轉了好幾圈，嘆息地說：“太原（指閻錫山）完全主戰，我們如說打不得，他們要罵我們是漢奸，只好跟著走，前途希望當然是很小的。”
儘管楊愛源對發動反蔣戰爭有著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卻不會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原大戰打響，楊愛源擔任隴海線副總指揮，協助總指揮徐永昌指揮孫楚、楊效歐、楊耀芳、關福安四個軍，彭毓斌的兩個騎兵師，以及配置在這一線的友軍劉茂恩、劉春榮、石友三、萬選才、孫殿英等部。
閻錫山的過渡替身
閻、馮反蔣戰爭失敗後，閻錫山為了緩和蔣（介石）張（學良）對他的攻擊，避免山西老巢的覆滅，決定下野赴大連。行前給楊愛源一封親筆信，上寫著：星如（楊的別號）轉啟予（商震）、次辰（徐永昌）、萃崖（孫楚）、宜生（傅作義）、印甫（趙承綬）、子梁（周玳）、毅如（楊效歐）、舒民（李生達）、治安（王靖國）、光甫（楊耀芳）諸弟：我決計下野，今後政治由啟予負責，軍事由次辰、星如負責，次辰、星如擔任晉綏警備正副總司令，希望諸弟精誠團結，善為應付，共渡難關等語（原函大意如此）。當時山西將領反對商震很甚，徐永昌自解兵權，軍政的爛攤子實際落在楊愛源肩上，原來閻錫山總司令部的公事，逐日送楊宅處理，楊成了這一過渡時期閻的替身。
接受張學良改編
1930年冬天，華北雜牌軍隊都由張學良（駐天津）負責改編。改編方案，山西只留四個軍；番號為商震的第三十二軍，徐永昌的第三十三軍，楊愛源的第三十四軍，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但山西將領內部爭執甚烈，有的要商震專任山西省主席，讓出三十二軍軍長，有的要傅作義專任綏遠省主席，讓出三十五軍軍長，爭得一塌糊塗，尤以孫楚活動最力。楊愛源為了維繫山西內部不破裂，多方疏通，結果增編了一個護路軍，以孫楚為軍長，一場糾紛才告消弭。同時加強控制各軍、師長的思想情況，從而使大戰之後的山西局勢一步步趨於穩定。
拒絕蔣介石的收買
徐永昌資料圖片鑒於楊愛源在山西的影響力，蔣介石有意網羅，並不惜以利相誘。中原大戰帶給山西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閻錫山苦心經營十餘年而初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的地方經濟受到沉重打擊，晉鈔貶值——其與銀元的比值由1∶1降為30∶1；典當業紛紛倒閉——1927年有660家，1933年僅剩306家。政府財政極度困難，連部隊的薪餉都難以按時支付。在這種情況下，忽然有一天太原祥記公司秘密轉給楊愛源50萬元匯票，聲言是由南京電撥過來的。之後，不到一個月又有一筆40萬元的巨款轉到了楊愛源的名下。這從天而降的90萬元巨款就像一顆燙手的山芋，收又不便收，退亦不好退。在兩難選擇之中，楊愛源躊躇再三，心生一計。一日，他邀集各將領公開宣布有南京撥款90萬元，要大家商定一個分配數額。隨即，由各部造具正式領據請領，一文不留分了下去。再著人將領據匯總寄給蔣介石，連一個“謝”字都不提，完全一付公事公辦的架勢。蔣介石接到楊愛源寄來的領據之後，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也無可奈何。觸景生情，老搭檔徐永昌由衷地說：“星如夠個忠厚人！”
討伐石友三
1931年夏，石友三策動反張（學良），閻錫山起先答應配合行動。正當楊愛源等根據閻錫山的秘密指示進行出兵準備之時，截獲了蕭振瀛給宋哲元的一封電報。電報說，蔣允每月給宋哲元軍餉230萬元；晉軍出動後，宋可就近奪取山西地盤，軍政全歸宋掌握。問題再清楚不過了，從確保山西考慮，楊愛源與徐永昌商量改變計畫，按兵不動。這時，石友三的前鋒已過石家莊，向保定進攻。張學良一面拉攏宋哲元部威脅太原，一面致電楊愛源和各軍師長，敦促通電討石。楊愛源召集各軍師長會議，商議對策。眾人皆以張學良逼人太甚，不同意通電。楊愛源的說法則是：“我們要學總司令過去應付省外事變抓火候的精神，現在不到反張的火候，而且面臨宋哲元反窩的危險。還是要忍耐，把電報發出去。”結果依楊愛源的意思，“討石”通電經過反覆修改之後，發了出去。見山西方面如此，反張的其他各部也都觀望不前，石友三孤立無援，腹背受敵，很快就敗下陣來。山西方面卻因為謹慎從事而安然無恙。
山西軍閥的省慶
楊愛源書法張學良打垮石友三後，鑒於山西局勢的不可靠，除在改組山西省府時安置了奉系幾個委員和廳長外，暗中布置奪取山西地盤。適值閻錫山潛從大連返回五台，雖然以省親為名，實際圖謀東山再起。於是張的進攻山西更振振有詞。一面利用反蔣戰爭失敗後進駐山西的一些雜牌隊伍，如孫殿英、鮑剛、張人傑等從中掣肘，一面調遣他的直屬部隊準備從平綏、平漢兩路入晉，先頭的白鳳翔騎兵師已經開抵壽陽，距太原只有60公里。太原情況岌岌可危，內部意見又極不一致。張學良為了不戰而勝，在彎弓待發之時，電召楊愛源等到北平相商。楊臨行前密囑準備第34軍的交代（楊為該軍軍長），到平後來電告訴已住德國醫院治病，情節緊迫可想。不料僅隔幾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全國人民奔走呼號，共赴國難。張學良不能不取消進攻山西的打算，把開到晉境東北軍撤走，轉而優待和安慰山西將領。除原編的山西各軍師長仍舊供職外，任命楊愛源為山西清鄉督辦，孫楚為會辦。接到楊任清鄉督辦的電令，轉電北平德國醫院告知，楊復電在太原為他發出就職通電。不久，楊由平返晉，據告，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的五六天后找他談話，說現在國難當頭，國內應團結一致，不應發生別的問題，入晉東北軍已經調出，你們迅速回去等語。這是個意外的轉變。同時，原來要驅逐閻錫山離晉之事也擱置不提，鏇竟任命為太原“綏靖”主任，使他重行登上土皇帝的寶座，山西局面仍然照舊。因此有些人說，九·一八國難，倒成了山西軍閥的“省慶”。
民軍總指揮
閻錫山從大連秘密回到五台河邊之後，立召楊愛源面授機宜，布置一切。
楊愛源贈墨盒局部在見過閻錫山後，楊愛源在太原迅速組織起晉綏軍事整理委員會，自任主任委員，以孫楚出任副主任委員，各軍、師長為委員。委員會有正式的機構設定，下設總務、考核、教育和補充四處，編制名額上百人。委員會聘請軍、師、旅長20餘人分別為中將、少將督練員，派在各處服務，主要負責點發各部隊的餉項。這些督練員每月定期到各部隊去進行考察、點驗或校閱，各部的動態盡在掌握之中。這樣，通過楊愛源主持的晉綏軍事整理委員會，閻錫山以在野之身重又把晉綏軍牢牢控制在手中。與此同時，順應“九一八事變”後山西民眾抗日救亡的要求，楊愛源自兼所長的 “抗日義勇軍訓練所” 於1931年11月在太原市上馬街農業專門學校成立，召集太原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集訓三個月。參加訓練的男生600餘人，女生30餘人，由陸軍軍官教導團教官樊北辰、鄧世通、韓浚等講授各種典範令和組織操練與野外練習。是為山西抗戰之前民眾軍事訓練之始。
新編陸軍
楊愛源1932年2月，閻錫山復出。同年6月，楊愛源擔任了第三十四軍軍長。1935年12月10日，楊愛源被南京國民政府授予“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在此之前，他以軍事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貫徹閻錫山的“民眾防共”計畫。在充分領會閻錫山意圖的基礎上，楊愛源把山西全省分為12個“防共保衛區”，每區委派總教練一人，負責區內壯丁的訓練，要求人人學會投手榴彈和打槍，平時維護地方治安，必要時頂上去與紅軍作戰。同時，正式設立了帶有軍事性質的基層防共組織——“山西防共保衛團”。防共保衛團隸屬於晉綏軍事整理委員會，由楊愛源兼任總指揮。接著，依12個防共保衛區先後成立12個團，團轄大隊（營），大隊轄區隊（連），區隊轄分隊（排），分隊轄小隊（班），完全按照正規軍編制。防共保衛團成員稱團丁，團丁由沿河21縣中18歲至25歲之青年充任，通過輪流訓練，接受3個月的軍事訓練。以期成為閻錫山所要求的“全面之民眾防共自衛武裝組織”，“平時好像憲兵警察，維持地方治安，紅軍來時，用他們前去抵禦。”
紅軍東渡進入山西後，楊愛源被閻錫山任命為“剿匪軍”總指揮部總指揮，負責指揮晉綏軍的七個師實施抵禦。為了充分發揮“民眾防共”的作用，楊愛源將原有的12個防共保衛團迅速擴充成20多個。紅軍回師後，改編為山西新編陸軍，由楊愛源任總指揮，直轄24個團，沒有中間組織。秘書勸他，這樣編制，不僅不利作戰，而且不利訓練；特別是將來對外抗戰，這些散團，實有撥歸別的部隊的顧慮。楊同意，但是不敢向閻申請。果然七七事變爆發後，新編陸軍的24個團完全分割撥屬其他部隊，楊所擔任的第六集團軍，很少自己基本隊伍，因而在指揮作戰上每有呼應不靈之苦。結果第六集團軍的抗戰只是避戰，日本人來了就走避。楊常請求把各團編師致被分割為失計。1936年7月，楊愛源卸第三十四軍軍長任，遺缺由楊效歐接替。從此，不再直接領兵，只做閻錫山的方面軍事統帥。
遷就孫楚
楊愛源練兵有他一套，作戰卻很不行。由於孫楚一向是他直系部屬（楊任團長，孫任營長；楊任軍師旅長，孫任師旅團長），而且有點小聰明，一個作戰計畫，能同時提出三幾個方案任憑選擇，所以楊在各個戰役中的指揮，常常依靠孫楚，孫說攻就攻，說守就守，說退就退，他本人很少主張。孫在楊面前漸漸表現驕橫無狀，特別是當一些將領的集會上，對楊的傲慢態度，使旁人處之，必覺萬分難堪，而楊常是若無其事。1938年，第六集團軍總部駐山西臨縣時，孫楚任副總司令，同楊鬧意見，幾個月不見楊的面，參謀處送閱的稿件，孫每畫個大圈圈攤回。我得悉此情，勸楊設法消弭，楊當遄赴孫處探視，並邀孫聚餐，歡若平生，芥蒂盡釋。太原軍人每謂孫楚不易指揮，只有楊愛源能遷就他，才能得到他一些協力，情形確是如此。
首席高幹
抗戰軍興，楊愛源出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統轄第三十三軍、第三十四軍以及新編第二師、炮兵第二團等部，先後參與指揮平型關、忻口兩大會戰。忻口戰役後，奉閻錫山之命駐節臨汾，指揮晉南部隊併兼理轄區各縣行政。
教導軍代總司令
48年閻錫山演示毒藥，表示要死守太原教導軍總部直轄13個旅，共39個團。內有7個旅、21個團，系原來抗日決死隊等改編的新軍，政治工作人員受過共產黨的培養教育，因而這7個旅後來成了革命抗日的軍隊。可是閻錫山任用的許多落後軍官，一直同政治人員鬧摩擦，控告旅團營政治領導同志的檔案日必數至。楊愛源摸透閻錫山的心計：重視新的政治人員，企圖改變隊伍的暮氣，加強其統治力量。於是在上項摩擦的初期，總是說我們那些舊軍官怎能合得攏朝氣勃勃的新人物?常采擱置不理的態度。後來看到愈爭愈烈，向閻請示解決辦法。閻為此事專下了一個手諭說，新軍軍政人員糾紛，概由他親自處理，任何人不得過問。用意在使新的政治人員安心，舊的軍官不再鬧意氣。教導總部接到這個手諭以後，凡屬新軍軍政人員互控文電，統檢齊摘由封送閻錫山核辦。實際閻所謂由他親自處理，因為無法解決，也只是擱置不理而已。及至1939年12月新軍7個旅全部起義，脫離閻錫山，加入八路軍並肩抗戰後，閻在某次幹部大會上宣布這回失敗咎由他負，但他與楊愛源仍有時罵他們用的軍官都是些死人。
閻錫山的副手
趙承綬1938年2月，閻錫山在臨汾西南溫泉村召集二戰區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檢討抗戰工作，並宣布成立新的組織機構——民族革命同志會，楊愛源被指定為十三高幹之一。此後，楊愛源所有的職務除了第六集團軍總司令之外，一律以閻錫山副職的面貌出現——1939年3月，第二戰區軍政民幹部訓練委員會成立，閻錫山兼委員長，楊愛源任副委員長；同年3月13日，楊愛源升任閻錫山任司令長官的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1941年冬，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與山西省政府聯合成立主持會議，楊愛源任主持委員，協助司令長官閻錫山處理長官部及省政府的日常事務。
楊愛源政治地位的不斷提高，引起了同為嫡系將領、又因鐵軍組織的關係如日中天的王靖國的不滿和忌妒。為了取楊愛源而代之，王靖國不惜尋釁滋事，常常在一些公開場合製造事端使楊難堪。甚至匿名呈報閻錫山，攻擊“副長官”受秘書長包圍，排擠打擊忠實幹部。面對政敵的一次次挑釁，楊愛源明知是“治安取瑟而歌，迫我走路”，卻仍然一本凡事忍讓為先的姿態，要其秘書長“再忍耐一兩個月，一同赴成都休息。”
慣於在部下的派別之爭中實施控制的閻錫山，對於王楊之爭洞若觀火，但起初並不動聲色。待事態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出面替楊愛源打抱不平了。趙承綬找到閻錫山，說：“司令如不信任副長官，可叫他到後方休息，否則應該維護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傾軋他。”閻錫山聽後，極力否認不信任的說法。隨即當眾宣布，今後無論什麼公事，須送副長官核辦，不得越級呈報。既然閻錫山公開確認了楊愛源的權力，別人就不好再說什麼，王靖國的小動作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經過這次內部傾軋，楊愛源因禍得福，權力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有人說楊愛源是福將，此為一例。1945年2月16日，同志會在吉縣召開“基幹同志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從強化同志會組織的目的出發，實行高幹責任制，十三高幹進行了職責分工。在這次會議上，楊愛源被推為“首席高幹”，位居十三高幹之首。
性格特徵
楊愛源從民國初年軍校畢業投入晉軍開始，楊愛源在閻錫山幕府之中前後效力三十餘年。集三十餘年追隨閻錫山鞍前馬後不遺餘力之經驗，楊愛源深有感觸地說：“跟會長共事，一不要動他的權，二不要動他的錢。他讓你乾甚就乾甚，不讓你乾甚就不要乾甚。”正因為楊愛源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並且身體力行，所以三十年如一日，閻錫山對他信任有加，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擾。在此期間，環顧閻錫山左右不斷有人離去，或任職中樞（如賈景德、徐永昌等）、或另立門戶（如傅作義等）、或引退閒居（如南桂馨、趙丕廉等），楊愛源卻是始終如一地服務于山西，服務於閻錫山，直到最後。
抗戰勝利後，楊愛源被任命為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此後的一個時期之中，他以同志會首席高幹和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的雙重身份主持山西省軍政聯席會議集體辦公，在風雨飄搖之中勉力為閻錫山維持一切。在此期間，他工作上謹慎從事，本職之外不問其他，每天黎明即起，會客、傳見、批閱文電，忙個不停。政治上不偏不倚，每天的朝會講話，只按閻錫山的講話精神複述，很少發揮。
楊愛源的外甥張雋軒是中共地下黨員，早年參加犧盟會的領導工作。國共兩黨簽訂《停戰協定》後的第三天，軍調部派出調處小組到太原。張雋軒托軍調小組的中共代表帶給楊愛源一封信親筆信，作為舅舅的楊愛源對外甥的情況十分了解，敏感地認識到張雋軒有意做他的策反工作，而這是犯忌的事情。於是，他連封也沒拆即把信原封不動地呈給閻錫山。閻錫山理解楊愛源的用意，亦不再提起此事。楊愛源的謹慎從事，由此可見一斑。
守護後路
楊愛源在大營前1948年冬，太原被困，閻錫山開始做退出山西的打算。於是，楊愛源被免去本兼各職，以“交涉補給事宜”的名義，派駐南京。此後，楊愛源主要從兩個方面著力：其一，在南京與代總統李宗仁、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以及飛虎隊陳納德等周鏇，為閻錫山預作政治上的安排，爭取行政院長的席位。其二，集中各地資金，從經濟上設法。當時，山西官辦企業，包括“中記董事會”、“民營事業董事會”、“省營業公社”、“綏署會計處”等名義下的銀號、公司、路局、礦局、供銷社等，大約有四十多個實體，均有相當可觀的資金和營業範圍。這年底，閻錫山命令這些企業，除西北實業公司以外，一律結束，貨物變價款儘快運送上海，集中於楊愛源之手。幾個月中，共約集中起了四萬五千兩黃金。在家國危難之際，閻錫山毫不猶豫地把山西的經濟命脈全部託付於楊愛源一身，信賴之情莫過於此。
1949年4月間，楊愛源奉閻錫山之命，負責將集中在上海的山西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等一起設法用飛機送往台灣。離開大陸，對於楊愛源來說實際上也就等於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台灣，楊愛源開始主要負責管理日本賠償西北實業公司機械事宜，後來就掛著“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的虛銜，過起隱居生活。1959年1月2日，楊愛源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七十三歲。六天以後，楊愛源出殯，閻錫山赴台北致祭，所撰祭文言：“兄自隸軍籍，為國宣勞，垂四十年，其勞其功，豈能盡言，今竟齎志長逝，使我痛徹心弦。”並挽以：“報國誓同心，與我馳驅成永念，望公常拭目，憐君憂患到彌留。”
楊氏故居今貌
楊愛源與蔣介石合影位於南華門13號院的歷史民居——楊愛源故居修繕工程啟動，楊愛源故居將改建成展覽館。這是我市繼趙樹理故居後，第二處被改建為展覽館的民居。
2009年，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間，文物專家發現了楊愛源故居，將其列為不可移動文物，同年故居被評為太原市歷史民居。故居建於上世紀20年代，院落坐北朝南，四合院布局，占地面積約750平方米，現保存有南房、北房、東、西側房，房屋均為磚木結構。南房現保存有木製窗欞，屋門兩側刻有精美磚雕。4座房屋均為上世紀20年代建成，是民國時期太原民居的代表，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杏花嶺區文物旅遊局局長宋建偉介紹，修繕工程將按“修舊如舊”的原則進行施工，保持原構造、原面積、原風格。拆卸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都用攝像機記錄下來，可繼續使用的每個建築構件已被編號，改建時根據編號放歸原位。修繕工程10月完工。
故居修繕工程由市政府投資，預算約130萬元。工程完成後，楊愛源故居將成為展覽館，向遊人免費開放。
